随着其代表人物福柯、利奥塔尔、德里达等的相继谢世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以解构主义运动为核心的后现代思潮，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盛行于西方并波及到世界各地之后逐渐呈现出衰微的趋势，其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今天，面临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时代，人们在寻求新的批判理论和阐释世界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 折时期，有必要回头重新检阅后现代的思想方法。实际上，虽然作为一种运动和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其兴盛发达的时期已然过去，但其概念分析工具和知识话语要素，如结构／解构、文本／事件、权力／话语、中心／边缘、差异化／同一性、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等等，都已播散到我们的理论和话语实践当中，留下了难以消去的痕迹。它至少使当今的知识生产不可能再毫无怀疑地相信工业革命以来的启蒙理性，及其整套话语体系的普遍合理性，包括我们一向坚信的真理、主体、进步、革命、解放、发展，乃至建立在进化论时间观上的现代性叙事。因此，重新检阅这些思想和概念工具，将有助于推动新的批判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伴随后现代思潮衰微而出现的，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原本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和知识领袖，重新回归马克思跨国的社会斗争理念（德里达）、政治经济学批判（柄谷行人）、差异政治学（文化研究、后殖民批判等）的立场以及自由主义左翼传统（罗蒂），一个不同于传统旧左派乃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左翼”的知识左翼正在世界各地渐渐崭露，他们的文化政治关怀和基于后现代立场的社会参与，成为当今抵抗新自由主义保守政治、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思潮蔓延的一股重要批判力量。这当然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冷战格局的崩溃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急遽瓦解，各国传统的左翼包括政党政治中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等抵抗力量的普遍衰退，造成新自由主义保守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关。这个新的知识左翼在实际的“文化政治”和“真实政治”的参与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抵抗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制度安排的批判理论、斗争策略，及组织社会运动的方案。他们的实践能否把学院知识与公共事务的参与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改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左翼批判势力日益衰退的局面？值得关注。

　　上述两个方面，便是我在《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一书中考察日本后现代批评时的主要关注焦点和问题意识。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及理论批评的发展具有自身的东亚特征和本土文化背景，但是，它并非封闭于文化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生产或者单纯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毋宁说是具有世界同时性而首先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欧美的后现代思想以工业社会向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型为背景而直接发源于1968年革命并在结构主义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相仿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及都市消费文化的发展，还有反抗“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社会斗争和学生造反运动，也是其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直接根源。如果说，1968年革命是以反社会、反制度、反文化的过激姿态实现的资产阶级反抗自身的内部革命，那么，运动中“新左翼”代替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则意味着经典马克思社会斗争理论——以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二元论模式阐释世界，强调“历史法则与主体性”在矛盾斗争中推动革命实践的思考——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日本1968年“大学纷争”中也出现过作为以“宇野经济学”和“广松哲学”为代表的“新马”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的现象。前者强调《资本论》经济学上揭示资本主义必然面临经济危机的科学性，但否认其中有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的逻辑；后者用“物像化”概念区别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而视其为整体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的核心概念，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当时以“异化→革命”为主轴的斗争理论。很明显，这个“新马”已经大大偏离了以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为指归、具有“宏大叙事”色彩的经典马克思理论，带有比较浓厚的结构主义特色，它某种程度上为日本六八年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暗自开启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

　　日本后现代思想的兴起还有一个前奏，即六八年革命之后迅速出现于一些学术领域的结构主义思潮。如哲学家中村雄二郎通过关注被压抑的感觉、空间、场域的价值意义，从近代哲学的“边缘”地带向处于核心地位的“理性”发难；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运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重新挖掘被“近代历史”叙事所遗忘的神话、习俗、边缘文化的固有力量，以此挑战“理性”为中心的近代精英文化；还有文学批评家前田爱通过独自的文本批评，从“外部”解构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近代文学框架，实现了文学研究方法论上“从存在到结构”的重心转移。七十年代后期，以上述三人为中心，有心理学家市川浩、作家大江健三郎、美术评论家多木浩二等参与其中的学术同仁圈，在推动日本结构主义批评发展的同时，也为稍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学术思想基础。

　　作为一种笼罩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氛围和改变传统思惟范式的方法论潮流，日本的后现代批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当初，虽然也出现过浅田彰、中泽新一等“后现代青年”，游戏于“相对化”、“差异性”等概念之间，为大众消费社会的知识消费推波助澜的浮泛风潮，但是经过十余年的整体发展，特别是在以柄谷行人、莲实重彦等为代表的理论家之努力推动下，其已深深进入到日本本土的思想语境中，深刻改变了当今日本知识生产的面貌和走向。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具有反主体、反中心、解构既成知识体制的倾向，与传统的左翼相比，他们虽然也关注种族、性别、身份等“文化政治”问题，但主要是学院知识内部的“造反者”，对实际社会的民主进程、平等与解放等“真实政治”并不怎么关心。日本的后现代批评当初也带有这样的“去政治化”倾向。但是，九十年代后则出现了急遽转向“左翼批判”的趋势，甚至走出学院直接参与到“真实政治”斗争中去，其中一部分还形成了“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

　　这种状况与西方一些后现代知识领袖重新关注马克思和社会问题的趋势遥相呼应，而日本国内政治变动的本土语境则是其向“左转”的直接背景。1995年前后，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宣告了日本“五五年体制”的解体。1993年国会大选，政坛上的两大政党自民党和社会党都遭到了惨败，不得不于第二年组成联合政权，这不仅标志着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历史的结束，更反映了原来属于革新政党的社会党的败北和作为长期支持该党的社会群体——工会组织的分崩离析。同样属于革新势力的日本共产党其情形更糟，大选后不得不确立“对内不问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的新方针，以应对选举政治。这也象征性地反映了长期以来日共思想理论的追随者日趋减少，知识阶层左翼批判势力不断衰退的状况。与上述政党政治层面上的保守主义倾向相呼应而出现的，是一般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知识阶层中右翼一派以历史修正主义为表征的民粹主义思潮的膨胀。1995年自民党内组成“历史研究会”并出版《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把十五年战争定义为对抗英美的自卫战争而拒不承认其侵略性质。同年，民间团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并与稍后出现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一起形成了知识右翼阵式，他们在否定侵略战争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自民党遥相呼应。而《国民的历史》一书于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出版并登上畅销书榜中，成为日本社会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发展到一个新高潮的象征性“事件”。这个政治变动的本土语境，无疑是一些后现代批评家迅速转向左翼批判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兴起和最近的“向左转”，都与西方具有同构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其放到具有世界同时性的整体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来观察，从中思考其起源、方法论特征以及思想史意义。同时，通过剖析后现代主义由“文本解构”向文化政治和社会批判“转移”的逻辑理路，将加深对公共知识分子如何为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而发挥应有职责的认识。这样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需要在方法论上采取相应的写作策略。我在书中避开一般的以线性时间为主的历史叙述，而采取了“个案分析”的方法，在解读几位活跃于日本文化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实践时，尽可能地与具有世界同时性的整体后现代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同时，充分注意到他们在日本的特殊语境下，其实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在“个案”分析中，我还力图透过文本细读以形成对话的态势，努力去触摸日本学者、批评家其后现代思想背后的文化政治和伦理关怀，从而获得对普遍性问题的深层讨论。

　　本书集中讨论了四位影响广泛的后现代理论批评家，和一个正在形成发展中的来自后现代思想脉络的“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他们分别属于理论批评、思想史、文艺评论和哲学研究领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文学科中后现代主义发展和扩散的基本状况。柄谷行人作为日本后现代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其三十余年来的文艺批评和理论实践，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后现代思想发源于六八年革命，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迅猛发展而于九十年代逐步转向“左翼批判”的演进过程。特别是他倚重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又借用解构主义的思考理路和分析工具，从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对诸如“差异化”、“他者”与“外部”等观念所做出的独特思考，大大地丰富了日本后现代理论批评的内涵。另一方面，作为始终坚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批判价值的左翼（后）马克思主义者，柄谷行人一贯致力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从中获取不尽的思想资源。而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侧重以解构主义方法颠覆各种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到九十年代借助康德的伦理学重返作为社会斗争原理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其发展变化本身既反映了他个人独特的思考路径，又体现出与“西马”之间的共通性。２０００年前后，柄谷行人正式组织起“新联合主义运动”（追求“可能的共产主义”的市民运动），通过重新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价值形态理论，提出从消费领域来抵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原理。这些新的尝试对于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当今的理论价值，以及眼下日本左翼运动的流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子安宣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最具后现代倾向和社会批判性的学者。他从早年主要从事江户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研究，到九十年代以后通过挑战丸山真男的思想史叙述，建立起自己从现代知识制度层面批判日本近代化、反思战争历史的“知识考古学”。其中不仅将福柯的知识制度批判和话语分析方法成功地融合到思想史研究中来，而且在借鉴西方反思现代性的文化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于“近代性”视角之外观照日本的近代，又从四百年来东亚地缘政治变动的长时段视角思考日本与亚洲关系的思想史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