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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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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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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学主张中：“作诗必此诗，诗亦了无住。偶然眼中屑，构此空中语。六凿杂悲欢，七音迭宫羽。太虚谁点缀，流水无焦腐。笔汝亟来前，写我非云句。”提倡诗无定则，即兴而作，但是它必须有学养的积累，厚积薄发。沈曾植也有愤激于时事之作：“晚云千里至，病树百年枯。篾叟称经语，舟师警泽符。万方成一概，七日有重苏。鬼哭桥南路，谁施法食呼。”这是感慨上海的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七日，“十日之中，居民伤夷损失至重”。过去的历史，往往因为是革命，老百姓所作的再大牺牲仿佛也是应该的，就将这种牺牲从历史上抹去了。沈曾植的诗，充满对百姓的同情，为我们留下了一页真实的记载。
沈曾植的学问极好，诗歌创作也就难解，尤其是他喜欢用僻典。当时陈衍就指出：同光体分为两派，“其一派生涩奥衍，《自急就章》，《鼓吹词》，《铙歌十八曲》，以下逮韩愈，孟郊、樊宗师，卢仝、李贺、黄庭坚、薛季宜、谢翱、杨维桢、倪元璐、黄道周之伦，皆所取法。语必惊人，字忌习见。郑子尹珍之《巢经巢诗钞》，为其弁冕，莫子偲足羽翼之。近日沈乙庵、隙散原寅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异焉，其全诗亦不尽然也。”其实，沈曾植也有平易浅近的诗，如《奥侬曲》、《简天琴》，不过数量较少。
陈衍认为另一派的师承是：“为清苍幽峭，自《古诗十九首》、苏、李、陶、谢、王、盂、韦、柳以下逮贾岛、姚合，宋之陈师道，陈与义，陈傅良、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严羽、元之范忡、揭俣斯，明之锺惺、谭元舂之伦，洗练而熔铸之，体会渊微，出以精思健笔。”其特点是：“字皆人人能识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积字成句，积句成韵，积韵成章，遂无前人已有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当时嗣响，颇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斋稿》稍足羽翼，而才气所溢，时出入于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郑海藏为魁垒，其源合也。”把郑孝胥推为另一派的主要代表。
郑孝胥是“同光体”诗人中的能人，曾任内阁中书、同知。做过外交官，任日本神户，大阪等地领事，总理各国衙门事务章京。办过实业，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官至湖南布政使。“简广东按察使，辞不赴。家于上海，约张謇，汤寿潜之流，设立宪公会，被推为领袖。时清室已下诏预备立宪，期以九年而成。孝胥多所陈述，一时舆论从而附和之，声誉益著。”辛亥革命后为遗老，在上海居住，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十余年。他在1923年到天津追随废帝溥仪，被任命为总理内务府首席大臣。“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经营伪满洲国，任总理大臣。成为汉奸后，他的诗便很少再有人提起。但在当时，郑孝胥的诗得到许多人的赞赏。林庚白晚年自负古今诗人第一，也认为“十年前郑孝胥诗今人第一”，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
郑孝胥的诗中充满对人生的感慨：“人生类秋虫，正宜以秋死。虫魂复为秋，岂意人有鬼。盍作已死观，稍怜鬼趣美。为鬼当为雄，守雌非鬼理。哀哉无国殇，谁可雪此耻?纷纷厉不如，薄彼天下士。”没有生涩的句子，没有摹仿剿袭前人，在明白晓畅的句子里，其中似乎还夹杂了作者的调侃，然而却沉重地道出了作者对人世的感慨，对时局的悲观。郑孝胥居住在上海，然而 上海的大都市却让他越加感到孤独：“穷年刻意独何为，分付秋风为一吹。自欲登楼托疏放，难从倚市论妍强。淞江几曲潮皆满，好月连霄睡较迟。可笑希文肠太热，强持酒泪作相思。”面对都市的繁华，面对清朝统治的一去不复返，他的士大夫情怀只能是无可奈何的哀叹。陈衍说郑孝胥“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模大谢，浸淫柳州，又洗练于东野。沉挚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三十以后，乃肆力于七言，自谓为吴融、韩惺、唐彦谦、梅圣俞、王荆公，而多与荆公相近，亦怀抱使然也’。郑孝胥自己认为，他的诗作得好的地方，“往往有在怅惘不甘者”。郑孝胥写得最好的诗是哀挽诗：“持论绝不同，意气极相得。每见不能去，欢笑辄竟夕。西州门前路，尔我留行迹。相送至数里，独返犹恻侧。小桥分手处，驴背斜阳色。千秋万岁后，于此滞魂魄。为君诗常好，世论实不易。梦中还残锦，才尽空目惜。”哀挽诗前人写得极多，极宜落入俗套。郑孝胥能另辟蹊径，回忆当年的难舍难分的情景，一步步写出自己的心理，自己的感慨．从称赞自己为石公写的涛很好，到感慨顾子朋死后自己诗才枯寂，从而刻画自己悼念朋友的沉痛心理，写出顾子朋逝世对自己心理的影响。这样的悼亡诗不落俗套，诗句看似平常，并不奇崛，表达自己沉痛感情的方式却非常独特，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在平常的字句中写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很不容易。
对于“同光体”诗，当时就有各种不同的评价，章太炎认为他们复古不够，南社柳亚子等人认为这是一群遗老的创作，代表了没落的清朝。后者为许多人所认同，大致成为近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流，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所转变。
也有诗评家极为推崇“同光体”，如写《兼于阁诗话》的陈声聪，“余尝评泊清同光间诗人，以为自宋以后数百年，诗之美盛，极于此际。盖玄黄剖判，风涛喧(兀豕)，变风变雅之余，学者各尊其蕲向，而尽其瑰奇，一扫剽贼肤廓之弊，诗之境域寝广矣。然其后偏主清质，务以苦语相胜，流僻咀杀，亢极而衰，非主持风会之过也”。平心而论，“同光体”作家在诗歌艺术上，确实要超过同时代人。至于“务以苦语相胜”，其实是继承了中国古代诗歌从《诗经》以来的“黍离”之悲的传统，更增加了对传统中国文化失落的担忧。王国维自杀后，众人大多认为他是殉清而死，惟有陈寅恪在追悼王国维时说，他的自杀是殉文化，“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盛，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义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这个论述实际上通过殉纲纪把殉清和殉中国传统文化连在一起，陈寅恪之所以会得出这个结论，其背后是有着对他父亲陈三立的理解作后盾的。只是“同光体”作家的这一面，至今未被人们所认识，人们只看到他们是逊清遗老，没能理解他们在面临中国千古未有之奇变时，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失落的痛苦。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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