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口号即等于爱的深刻情感、化身蓝绿红等颜色即等于政治性的理解与参与；或是单纯地以为走上街头的游行抗争和占据论述权力的舞台都是基于一种自发却单一的、共同一致的、无差异的情绪与认知因素。 这些似乎都是以某种暴力简化了个体的可能，以及忽视共同体内部的对抗性质。而且将美学化了的形式与感知做了一对一的关系固定，将形式与感知意义混为一谈，扁平化了对实践形式的意义、并简化了人性(即情绪感知)的复杂，忽视了个体于其中径行虚构扭曲伪装游戏凑热闹玩笑自娱无心等等因素。难道“我”加入街头游行难道不能是为了自我娱乐、运动或是凑热闹吗？即便同旁人一样高喊口号，也并不表示我与旁人必然共有相同一致的理念与动机。我可能仅仅是想融入与大家一同的乐趣与感觉分享罢了，而非是任何论述形式所欲加之于我的感知的任何神圣性的诠释。

这类亵渎，以及僵固的美学形式对共同体所进行的破坏，正是透过固着形式与感知键结关系、以及感知本身受种种暴力压制安排而成的钝化与简化来达成。以致在看似华丽奢侈的献祭景观中，我们竟矛盾地感觉难以忍受那种单调无趣、贫乏、重复激化、压抑的感知与形式，而至感觉疲乏，逐渐形成对政治的冷漠无感，摸不着头绪，而毁坏了我们对理当丰饶的“我们的神只”的信仰。普遍而言，台湾政论性节目以及相关新闻媒体，正在进行这样的破坏工作；媒体作为相当僵固却有力的一种美学化形式，由于其中介性的强大召唤力与包裹携带能力，它总可以轻易安排布置出一个盛大纷乱的展演场景，酝酿一场超出召唤预期的社会游行抗争，甚至无须也无法对此负起任何实质的责任。

可是我们不能忽略任何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说，政论性谈话节目，做为政治(politics)论述生产的中介形式，它所制造、提供的、可以重复强化单一论点与煽动情绪的言论，即感觉的再现、外在化的过程，不可否认地，仍然提供了一种言说形式作为个人联系政治性的媒介与能力基础。那么，从感觉发配所延展而生的这种言说行动展演与机动性语言，透过民众重复言说、自我挪用为描述个人生活经验的政治性语言形式，藉以自我赋权的过程，是否也可能从这类言说的内里，找到解开封闭政治论述的局限性，朝向政治性发声的可能性？让我们有机会说出既有僵化的政治论述方式，所无法说出的，展开各种尚未可见的绉褶空间？甚至，要回头“发现”那些固定的言说形式与欲外在化自身的美学体制本身，呈现了怎样的矛盾、抵抗与可能性。

四、美学体制的内在矛盾

（一）Ranciere的讨论

一个政治的存在(political being)，便是指一个(可)言说的存在(speaking being)，也必是集体性的、处于共享之中的；他也就是必须在那些对共同体而言，普遍的基础条件上是可(被)言说的(因而也是可能沟通的)，否则，便不是一个作为政治存在、属于共同体(community)的公民(citizen)7。进一步地说，既然，属于共同体的一员，必须以其可见、与可言说的外在化形式来证明这种身分的达成。在Ranciere的政治的美学体制，或是感觉分配中，虽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关于形式实践( practices)的矛盾问题。

作为一个先验形式的美学，以及自我证成的系统，她都必须依赖外在化、物质化来完成自身。这些具体化的形式与那先验的美学形式之间，具有相互证成，但是却内含相互矛盾的关系：美学的实践(aesthetic practices)与艺术的实践(artistic practices)─也就是诗学(poetic)的问题，便是美学与共同体朝向自身完成，以及不断场所化(placing，即安排、配置内部)，场景化(staging)自身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矛盾所在。她的症结就在于艺术的实践形式里的模仿(mimesis或imitation)原则。

Ranciere认为，就像在诗、剧场舞台和书写中那样，先验的形式(不朽的神话、幻想以及语言的影响等等)，与具体化的形式作/做法(文字、身体与公开的活动)，分享了同一个场所，彼此之间却仍可能出现矛盾或对立，打乱了原本分明的认同区隔(无形与有形、活动与时间等等)。因为在身体动作的展演中，可能分裂自身(在意义、认知与感觉上)为二，进入自我对抗的状态，或是在文字的任意流动中，也可能生成缺乏合法性的读者共同体那般。包括那些发生在十九世纪后的小说、前卫(avant-garde)与现代艺术的发展中，各种混合交错的艺术形式呈现，以及在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跨越，创造了政治的(political)接口；它同时包含了艺术反思所进行的政治性介入。因为此接口撤销了在再现逻辑(logic of representation)中的双重政治内在，这双重的内在包括：第一个方面　再现逻辑将艺术模仿的世界，与攸关生死的世界加以分隔；另一方面，其阶层化的组织，却也形成了与社会政治秩序的相似性8

我们可以发现，从第一方面而言，它违背了呈现美学体制时，必须破坏阻隔现实世界的仿真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却违背了可见性体制(即诗学体制)欲在现实与艺术形式之间悬置距离，以达美学状态的特性。

由于美学体制在向感觉经验呈现自身时，所必须依赖的实践形式，也就是诗学、作与做的方式，早在基础上包含了背叛。因而，在可见性的形式呈现美学体制时，会产生不可预期的皱折与纠结；所有美学化的可见形式，必然会伴随不为美学体制或感觉分配所允许知觉的阴影与空间，即那些在共同体内被抹除、排除、不可感知之物得以潜伏、流动之处。

尽管如此，Ranciere似乎却并没有清楚说明这些皱折的空间，如何可感或不可感，或是可能如何造成感觉的影响变化？其与感觉的主体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共同体内在的这些悖反基础，对理解共同体而言，意味着什么？共同体的沟通与诗学体制之间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可能坦然以无意识的范畴，无感之感，空无或是非知的命名来简化说明它的影响。但Ranciere确实提醒了我们，任何可感形式，都不能被简单地被视为“涉入政治体制”的特定方式，或是能指定出在形式和美学(政治/生活)之间决定区隔的规则，或定义出共同体必然是如何。尽管，这些可感形式的确保持了某种历史的不变性，共同体却仍是不可能以僵固的形式完成自身的。因此，Ranciere认为我们必须被解开的症结在于：在决定什么对共同体、形式的可见性、和其结构而言，是普遍可接受的问题中，感觉分配(共同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虽然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简单、既定的答案，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那些隐密的绉褶，必会随时见形式的扩展而增加，共同体那“不可能完成自身”的实践，不会是任何单一固定的，可预设的形式：她只能是持续与自身相远离地，复杂联系地关系化的过程。或许，如政治性那般。

并且我想强调，当我们听到或是提出这类问题：「为何某些荒诞牵强的媒体论述，或是扭曲是非的说法仍可以获得某些人的认同？」。这提问的可能性是什么，或许是需要在获得响应前可以再悬置与思考的。这类问题是即将分歧展开的提问，亦或是将停留在情绪表达的陈述阶段？任何一种认同者都可以对非己者提出同样的问句，句中是否实时地标示出某个主观认同的固定位置、进行了特定认同的价值判断，同时指出了某个对指认者而言，无法理解与感受的未知？更或是其它更多意义与问题？暴露出一个美学体制，或是感觉分配的问题以及其界限(limit)。也许，那些可能的奇怪愤怒与似乎站在更佳位置的道德同情，都在消灭此类问题的可能性；如果可能，是否可以自此试着以想象力与感受来仿真他人、或创造一个他人？而不是以有限的感觉将他人固着或当成尸体。既然没有任何人可以“是”另一人，那么我们就只好试着当自己，当无数可能的自己，试着成为一个人，并且从作为普遍的人联系与那些不可及的他者的共同关系，以期打开一个共同体或是政治的界限。

在Ranciere对政治的美学体制的讨论里，很重要的是，他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无形式，不可能直接感知的，但潜伏在每个可见性形式中的统治体制的概念。(虽然对这概念的理解，也必然已经是抵达了可感知、思考、与言说的形式之中。)　他同时也提示了这些可见形式(做与作)的方式，即诗学的体制与此美学体制之间的关系，来把握可见性范畴与那不可见者的“之间”。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透过我们感觉的原始力量，去发现去揭露这样的“在之间”，而不是落入另一个企图以某种放弃可感知的存有状态，而将自身拋掷于“自身所感觉虚空处”，这样一个以消弥感觉差异作为同化方式的美学体制里。美学状态所依赖的形式悬置，既是特定人性样式教化的起跑线，亦可以是自那条细微悬线于时空中之缝隙 不断地溢出其它。 从此悬置还不“是”任何一种以二元对立所界划的任一方之处，尚未此亦未彼的时空状态，是相互矛盾、不可达到，却又能不断贴近不断创造无数联系企求不可感者的现身，此共同体(美学体制)亦仅能以这样的过程成为自己。这种理解，相当接近于Jean Luc-Nancy对于inoperative community的思维。那么如何可能进入这个悬置的瞬间？如何尽可能地处于可感形式的边缘呢？

（二）全民大闷锅节目

在可感知的一面，由于台湾政治恶斗，总是倾向以政治神话的叙事与神圣化的崇高景观，来召唤民众(对国家和政党)神圣、严肃、忠诚的认同感情；这种无可避免、沉重如钢铁的激情形式，拖曳着我们盲目前进，越来越多人因为不可承受，而伤了、累了、甚至放弃了，而在情感上转向寻求治愈和纾解这种伤害。因而，或许并非偶然，许多非正式、非政治场域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谐讽的作品；在最为普遍的台湾电视媒体上，也逐渐有了像台湾版配音的南方四剑客卡通(1999年)和全民大闷锅(2000年)，这样的娱乐性政治讽刺拟仿节目出现。

<全民大闷锅>节目一开始，即以仿真、嘲讽政论节目的型态出现，甚至模仿了政论节目的现场布景 call-in情境，包括画面上的call-in号码、观众call-in的仿真，到屏幕画面的分割等等。节目中的拟仿表演对象，通常是那些在一般政治领域与公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最常曝光、知名度最高的名人、艺人；最被强化、印象固着的社会事件与现象；以及一般生活领域中，最为典型、特定的话语模式。刻板固定的人物、事件与话语模式，正是大闷锅最重要的操弄资源与进行幻想的基础，也是它意欲抵抗者。闷锅的拟仿表演正是凭借着一般新闻媒体，社会论述权威、逼真性，以及现有政论节目所铺陈、建构的表层认知构架，才获取它得以扭曲的对象。

<全民大闷锅>擅长以丑怪夸张的扮妆、表情、声调，以及挪用、拟仿政论节目与社会现象中常见的固着话语模式，来进行扭曲变异的吹泡泡游戏，吹破种种专家名嘴与政客，假理性、正义社会公理之名的虚浮言说。藉由挪用、并置、扭曲这些固着的话语形式，偷渡闷锅节目本身用以吸引观众发泄情绪的伎俩。

同时，闷锅节目发展出以特定场景框架，进行想象式拟仿的小单元剧，以挪用的刻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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