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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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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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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学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质，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并使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由此可见，将只有“民”的概念而没有“人”的概念的维新派文学改良运动同以人为本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糅合一起，视为同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都是值得怀疑的。谭桂林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的这种文学史分期观念抬高了维新派文学改良运动的意义与作用，从而也就必然贬低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价值。而这，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学界一些新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正在极力去做的事情。⑨
类似的批评还有许多。这么多人争议的其实只是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争论到底是要“五四谈起”还是“从晚清谈起”。历史分期对于文学史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利奥塔曾经指出这个问题：“历史时期的划分属于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痴迷。时期的划分是将事件置于一个历时分析当中，而历时分析又受着革命原则的制约。同样，现代性包含了战胜的承诺，它必须标明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下一个时期开始的日期。由于一个人刚刚开始一个时期时都是全新的，因而要将时钟调到一个新的时间，要从零重新开始。在基督教、笛卡儿或雅各宾时代，都要做一个相同的举动，即标识出元年，一方面表示默示和赎罪，另一方面是再生和更新，或是再次革命和重获自由。”⑩ 柄谷行人也曾经指出：“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11) 换言之，历史分期关涉到一系列现代性的基本命题。无需特别的分辨，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对“晚清现代性”的批评都是在一些潜在的共同框架中展开。譬如说，这些批评都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本质的断裂，“旧文学”和“新文学”之间存在本质的断裂，“文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本质的断裂，“个人”认同与“民”（民族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本质的断裂……由此可见，这些本质论的叙述都是在通过不同的二元对立框架建构起来的。与此对应，历史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起源，有起源才会有连续性，才会有历史，因此，起源对认定历史的性质至关重要。
正是从这些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学史”批评中，我们得以确认“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命题的多重意义：在“文学史”的框架内，这是一个“重写文学史”的命题，在“文学史”之外来理解，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命题。
从“重写文学史”的角度来理解“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应该说理由是充分的。王德威对“五四”后的唯我独尊的写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当然包含有为他所理解的“被压抑的现代性”——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以及如张爱玲、沈从文等人平反的意图。正因为王德威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了对晚清文学不加掩饰的偏爱，我们的确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另一种现代性的辩护。在这一视阈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文学与通俗文学，张爱玲和苏青，沈从文和钱钟书，还有“新感觉派”和鸳鸯蝴蝶派等等，一系列被“五四”以后主流文学史所排斥和压抑的另一种“现代文学”……在这样的视阈中，张爱玲等人的价值就得以凸现出来。我们记得张爱玲早就发表过类似的看法。比较著名的，是张爱玲回应傅雷站在“五四”立场上对她的小说的批评。张爱玲对席卷一切的“大历史”一直抱着隔膜的心态，对“五四”启蒙的方式和后果一直怀有抵触情绪。在散文《谈音乐》里，张爱玲就以她不喜欢的交响乐来比喻她不喜欢的五四运动，形象地描述过运动给人带来的恐怖：“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的时候所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12) ——可以说，王德威再现了张爱玲这一类作家对时代的理解。这当然可以说意味着另一种文学观的生成。另一种现代性，另一种现代的可能。当然也是另一种文学和另一种“文学史”的可能。(13) 王德威为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辩护，认为它其实比启蒙的现代性更有价值，沈从文、张爱玲比鲁迅更有价值，称沈从文的贡献是砍下了鲁迅的“巨头”(14)，加之王德威对“革命文学”全无好感，从这些方面看，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文学史的“重写”。这样的思路，能在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引起持久的回响，显然是因为它契合了八、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的“去革命化”浪潮。“文革”后的中国文化界力图摆脱民族、国家、社会、传统、荣誉等“大叙述”的束缚，追求以小市民朴素需求（“小叙述”）为依托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赋予与“政治生活”相对立的“日常生活”以绝对正当性，重建自由主义信仰。在这一意义上，“晚清的现代性”命题的确可以被纳入自由主义的知识谱系，不少大陆的左翼学者干脆将王德威归入自由主义学者阵营也并非全无道理。——虽然他不是那种“五四式”的经典自由主义者。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王德威对“晚清现代性”的论述不仅超越了我们在80年代就已经“告别”、但已经深深进入我们的无意识的左翼文学史观的底线，同时也超越了到80年代以后已经再度成为主流知识——信仰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文学史观的底线。但是，由于默认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尽管他反对“挟洋自重”，不同意将“传统”与“现代”等同于“中国”与“西方”的对立，他仍然会不时在这个框架中讨论问题。譬如在讨论“革命文学”的时候，他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当四十年代政治激进的作家朝向为革命而文学的目标迈进时，他们对中国现代性的企图的结果，即使不算是中国所有的政治传统中最老旧的传统，也是中国所有的现代性中最不现代的现代。”(15) 王德威对“革命文学”的这一定位，显然是重蹈了中国大陆80年代主流文学史叙述的“覆辙”。“革命文学”正是在中国大陆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中被纳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成为另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
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理解为一个“重写文学史”的命题，还因为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与文学分期有关的命题。将新文学的起源由“五四”提前到晚清，当然是大大拓展了新文学的疆域。时间太短一直是现代文学的学科焦虑，现在把“自太平天国前后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间中国文学”放进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就扩大了许多，有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也更符合“新文学的整体观”。不过，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王德威“从晚清谈起”似乎还是不够大胆。早在三十年代周作人就主张中国新文学应该“从晚明谈起”，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他将晚明的“公安派”与“竟陵派”追认为新文学的前驱。但近年这种将“现代文学”乃至“现代”的上限向前伸展的努力获得了新的理论动力，那就是近年中国大陆兴起的伴随着对西方现代性反思而出现的以“多种现代性”、“非西方的现代性”或“另一种现代性”等等为名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学者们“在中国发现历史”，质疑“五四”起源说。比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他称为“近代性”的起源应该向上拉长四五百年，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宋代。(16) 在中国学者中，持类似看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估计用不了太长时间，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晚清谈起”就远远不够了。
但所幸的是，这并不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个命题的全部意义所在。因为我们在如下的叙述中，看到了这个命题的另一重意义：
容我追加一句，我无意夸大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以将之塞入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班列车中。我也无意贬抑五四文学，而不承认其适如其分的重要性。我的观念其实要有争议得多。在后现代时期，谈论一个一向被视为现代前的时期的现代性，我的文章有意地使用“现代错置”的策略和“假设”的语气。我的讨论如有时代错置之嫌，因为它志在搅乱（文学）史线性发展的迷思，从不现代中发掘现代，而同时揭露表面的前卫中的保守成分，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述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与不可逆向性。(17)
多亏了这“追加”的一句，王德威使“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个命题具有了一种无法被“重写文学史”加以涵盖的能力。如前所述，“晚清现代性”的命题直接危及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性的“五四”起源说。“五四起源说”虽然只是一个文学分期，但它涉及到一系列对于“文学”和“历史”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譬如我们对“现代”乃至“文学”的界定和理解，“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都与“五四起源说”有关。在任何一种现代性的有方向感的历史叙述中，起源从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因为起源确立了边界，也就确立了概念的过去和未来。“起始的观念，更准确地说，起始的行为，必然涉及到划界的行为，通过这一划界行为某个东西被划出数量巨大的材料之外，与它们分离开来，并被视为出发点，视为起始。”(18) 王德威的命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扰乱了既定的文学史秩序，因而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反响。
但这还不是这一命题的全部意义。这一命题蕴涵的另一种理论能力，是它挑战的可能并不是“五四起源论”，而是“起源论”本身。
“‘现代性’常常意味着确定一个日子并把它当作一个开始。”(19) 是否承认历史的“起源”，恰恰是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学与福柯的“知识考古／谱系学”的分界线。因为只有在线性的历史观念中，我们才能区分出古代、近代与现代，也只有在线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找到历史的起点。因此，讨论起点，就意味着你对这种历史观的默认。福柯的“知识考古／谱系学”以线性历史观作为解构对象，转而揭示事件的多重因素和历史形式的脆弱性，当然不承认这种历史的起源。福柯看得很清楚，对起源的追逐，隐藏着的正是归结相似关系和揭示这种关系在历史脉络中的连续性的欲望，“知识考古／谱系学”要揭示的就是这种欲望本身的历史性特征，也就是说这种欲望本身就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且欲望背后隐含着知识权力关系。谱系学家抛弃了对形而上学的信仰，他们反对对事物的本质化理解，在他们看来，所谓事物或历史的本质是以任意的方式用“相异的形式”被伪造出来的。福柯的历史观是一幅谱系化的图景。他对历史的知识分析不是要追溯历史发展中的种种因果性和必然性，而是要把历史的链条拆散。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热衷于搜寻局部的、非连续性的、不合法的、被放逐遗弃的知识，以反对等级化、同一性的传统理论体系。在谱系学中，没有常数，没有本质，没有稳定连续的结构。因此，在谱系学中，没有二元对立，也就不会有起源。如果你根本就不接受这种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的分类法，那在你的视阈中，就根本不存在现代中国或中国现代文学应从何时开始的问题。
紧接上引一段，王德威继续指出：
我并不自高身份以批评他人，更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重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定在他处。一旦如此，就会又落入五四及其从人所抱持的“强势”现代迷思的陷阱里去。重新评价晚清小说并非一场为中国现代小说找寻新“源头”的战役，或将曾被拒斥的加以复原；其实这是试图去了解，五四以来当作家及批评家回顾其文学传承及自己的写作时，被上流文学压抑的是什么。我的取法不在于搜寻新的正典、规范或源头，而是自处于“弱势思想”，将一个当代词汇稍加扭转以为己用：试图拼凑已无可认记的蛛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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