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超越或置疑超越这种“何为现代、何为传统的旧范式”的一个典范。在这一意义上，“晚清的现代性”不是一个建构的命题，而是一个“解构”的命题，——它不是一种与启蒙文学史观与左翼文学史观并列的“另一种文学史”。也就是说，它的目的并不在于以“晚清”取代“五四”，再造一个历史的新纪元，而是通过解构“晚清”与“五四”的二元对立来进一步解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进而质疑历史的进化论、发展论和方向感。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是一种稳定的结构。这些结构相互支撑才得以建立，相互说明。因此，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整个结构就会出现危机。比如“五四”与“晚清”的对立，涉及到“现代”与“传统”的区分，而“现代”与“传统”的区分则关涉到“中国”与“西方”、“个人”与“阶级”、“启蒙”与“救亡”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也关涉到文学史的对立，包括“五四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对立，“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的对立，“民间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对立等等。正像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之中指出的那样：“区分古代和现代似乎总隐含论辩意味，或者是一种冲突原则”；现代性话语强调的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非连续性。(23) 现代性知识正是通过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转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将中国和西方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内在化了。这个框架被用来处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强调现代化是一种国内转变，一种社会内部的制度和价值功能，但这种被建构的对立根本不是价值中立化的结果，而是把与欧洲现代性相关的文化价值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普遍力量。
    这也就是许多研究者捍卫“五四”，认为“五四”不能被颠覆的真正原因。因为作为现代起源的“五四”出了问题，整个现代性的知识体系都将经历考验。在“知识考古／谱系学”的视野中，历史成为一种对我们来说是异己的、陌生的东西，而一旦我们认识到往昔历史的异己性的时候，也就是“当历史在我们的存在自身中导入非连续性的时候”(24)，我们身处的现代的合法性也就岌岌可危了。
    在这一视阈中，我们将不再讨论类似于“现代从哪一年开始？”这样的文学史老问题，它将为另一类问题所取代，诸如：我们如何描述“现代”？“现代”从何时开始？因为在这里，“现代”不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它需要打上引号，对“现代”的认识，需要与一个权力过程联系起来一起考察。这个权力过程表现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民族国家的反抗，以及伴随着这种关系而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痛苦”。而今天所说的“文学”（其实不仅仅是“文学”）就是被这个“现代”所“发现”——“发明”出来的。
    二元对立的本质论绝对是现代性的遗产。在这种现代性叙述中，无数庞杂的现象被冠之以“传统”与“现代”、“国家”与“个人”而随意加以区分，就好像身份和文化这些巨大而复杂的事物能以卡通世界的逻辑来区分，在卡通中，对立双方进行残酷斗争，善良的一方往往战胜对手。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样的命题挑战的正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现代性思维方式。以“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对立而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可能启示我们思考这一对二元对立范畴的内在知识关联。五四时期发明出来的“个人”完全可以理解为晚清就已经开始的“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环节。在这里，“个人”认同是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服务的，因为“民族国家”认同需要把“人”从传统的家族、文化、宗教乃至血缘认同中解放出来，因此，“个人”成为一个解放性的概念，它的批判矛头是封建文化，但“个人”概念本身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概念，它是为“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概念服务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功能决定了“民族国家”必须由“个人”组成，也就是说，没有“民族国家”认同的需要，也就不可能产生“个人”，或者说，没有晚清的“民族国家”认同，就不可能出现“五四”的“个人”认同，——反过来，没有“个人”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国家”认同乃至“阶级”认同的实现。
    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当然是问题意识完全不同的命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工作仍然是“重写文学史”，是为了为文学史“搜寻新的正典、规范或源头”，他们讨论的，仍然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在何时发生。在这一问题层面，主张中国现代文学从晚清开始，或从“五四”开始，差别并不如我们的批评家理解的那么大。而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却提示了另一种讨论“文学史”的方式，它既不是要“从‘五四’谈起”，也不是要“从晚清谈起”，——它不要从任何时候“谈起”。因为我们即使从像沟口那样从宋代谈起，我们也无法真正回到中国思想——中国文学的内部。我们还是无法走出西方。因为只有在起源于基督教传说的西方的进化史观中，才会有线性的时间观念，才会有历史的“开始”与“终结”。而在王德威看来：“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25) 可见王德威已经超越了对“文学史”乃至“历史”的“重写”，它意味着我们将不再在“文学史”的框架内讨论“文学”问题，而是将“文学史”本身当成了一个问题。
    我知道我对王德威的这种解读在不少人看来是一种“过度阐释”，因为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解读为一个“后学”或“知识考古学”的命题，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把王德威理解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理由同样非常充分。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王德威还是有立场的——至少说他是有偏爱的。他的立场和偏爱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之中，他偏爱沈从文、张爱玲。而在“知识考古学”的视阈中，却不会有这种价值的选择。后现代的批评要摆脱的恰恰就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二元价值选择。德里达解构批评的基本特征，即不是将一个传统的二元对立概念颠倒过来，以先者为后，后者为先，而是致力于抽换这个二元对立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说，解构批评试图颠覆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概念，但它不是简单以被压抑的后者来替代前者的地位，而是通过力图阐明后者为前者的可能条件所在，拆解二元对立的合法性。
    福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用于对制度与权力对“癫狂”、“儿童”、“罪犯”、“性”的压抑的无情揭示，许多人觉得福柯因此肯定会站在被压抑的对象这一边，但福柯的回答却注定让他们失望：福柯：……你看，我今天感到尴尬和遗憾的是，十五年来的所有工作——这些工作常常是在艰难和孤独中完成的——对这些人来说只是一种归属的标记：他们希望站在“正确的”一方，站在癫狂、儿童、罪犯、性的一方。
    莱维：难道就没有好的一方吗？
    福柯：应该站在正确的一方，但是同时要努力消除造成两个方面对立的机制，消除我们选择的这一方的虚假的统一性和虚幻的“本质”。这才是今日历史学家需要着手进行的真正的工作。(26)
    概而言之，“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个命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可能比我们目前的理解要复杂许多。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这个命题及其相关论域展开的讨论其实是在非常不同的层面展开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对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个层面意义的解读，目的就不仅仅在于揭示蕴涵于这一命题中的“文学性认同”与“考古学认同”之间的内在矛盾，而在于“考掘”出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

    注释：
    ① 王德威有两篇同题文章集中讨论这一问题，分别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载《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载《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王晓明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页。
    ③④⑤⑥(15)(17)(20)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页、第16页、第16页、第123页、第125页、第125～126页、第126页。
    ⑦ 在1991年发表的《走出“现代文学”》一文中， 陈平原就指出他的晚清小说研究“在研究策略上似乎是在有意地消解‘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心地位，其实更重要的是借此突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文学变革中的作用。不再只是考察域外文学如何刺激与启迪中国作家，而是注重传统文学中蕴涵着的变革因素及其如何规定了这一变革的趋势。”此文系作者1991年10月4 日在济南与山东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座谈时的发言纪要，收入《书生意气》，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8月版。
    ⑧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⑨ 谭桂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海南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
    ⑩ 利奥塔：《重写现代性》，阿黛译，《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
    (11) 柄谷行人：《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董之林译，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
    (12) 《苦竹》月刊，第一期，上海，1944年1月。
    (13) 郑闯琦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过这种可能：“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人写作、欲望写作、消费主义文化等日益成为文化市场上的主流，而张爱玲等以前受到传统左翼叙事和启蒙主义叙事压抑的作家作品纷纷也被挖掘出来，并形成了持续的热潮。接着，海外李欧梵、王德威等学者对于晚清的鸳鸯蝴蝶派、三十年代上海文学的现代性解读，使这种以欲望—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文学现象成为一种与传统左翼文学史叙事、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并立的文学史叙事。在这种重新被挖掘出来的文学史叙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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