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为他的左倾思想坐过牢，是大家都知道的“统派”。陈映真受到“台独派”的攻击，国民党当然乐于见到，因为从它的角度来看，这代表“乡土文学阵营分裂了”。当陈映真被孤立起来以后，“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的招牌也就巩固下来了。应该说，八十年代“台独派”借文学以鼓吹“台独”思想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到九十年代末期，“台独论”的某些说法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很多人（包括反民进党的人）的言辞和思想中。那时候，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会突然消失？那时候，我曾怀疑陈映真派（主要是《夏潮》杂志那一批人，我自己在七十年代时并未与他们交往）是否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坦白讲，在“乡土文学阵营”分裂时，我对整个情势完全不能掌握。我只是对于“内部争执”感到焦灼与不解。因此，我事后相信，陈映真派也许比我稍微清楚，但他们大概也未能了解全局。
当攻击陈映真的声音此起彼落时，我还并未完全相信，攻击的一方是真正的“台独派”。身为南部出生的台湾人，我当然先天就具有省籍情结，因此，我觉得，那些攻击陈映真的人，只是把他们的省籍情结做了“不恰当”的表达而已。后来我发现，他们藐视中国的言论越来越激烈，让我越来越气愤，我才真正相信他们是“台独派”，而我当然是“中国人”，只好被他们归为“统派”了。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就加入中国统一联盟，成为名符其实的“统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跟陈映真熟悉起来，其时应该是一九九三年。
应该说，我加入“统联”以后，因为比较有机会接触陈映真和年龄更大的五十年代老政治犯（如林书扬、陈明忠两位先生），对我之后的思考问题颇有助益。我逐渐发现，我和他们“接近中国”的道路是不太一样的。
据陈明忠先生所说，他在中学时代备受在台日本人歧视与欺凌，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走上反抗之路。后来国民党来了，他又发现国民党不行，因此而考虑了中国的前途之后，才选择革命。我也曾读过一些被国民党枪毙的台湾革命志士的传记资料（如钟皓东、郭琮等），基本上和陈先生所讲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这些老左派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中国革命洪流之下形成其中国信念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他们是为中国人被歧视的人格尊严而奋斗。
陈映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整肃之后的恐怖气氛之下长大的。他居然可以在青年时期偷读毛泽东的著作，偷听大陆广播，只能说是六十年代的一大异数。因此，他很早就向往社会主义中国，他的社会主义更具理想性，而且从未全盘否定“文革”。
我是国民党正统教育下的产物，理应和战后成长起来的台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思考，并走同样的道路。最终让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是我从小对历史的热爱。我读了不少中国史书，也读了不少中国现代史的各种资料，加上很意外地上了大学中文系，读了不少古代文史书籍，这样，自然就形成了我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感情。因此，我绝对说不出“我不是中国人”这种话，也因此，我在九十年代以后和许许多多的台湾朋友的关系都变得非常紧张，不太能平和地交谈。
七十年代以后，因为受乡土文学和党外运动影响，我开始读左派（包括外国的和大陆的）写的各种历史书籍。经过长期的阅读，我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史观和中国现代史观，这大约在我参加“统联”时就已定型。后来，常常跑大陆，接触大陆现实，跟大陆朋友聊天。再后来，在世纪之交，看到大陆的社会转型基本趋于稳定，中国的再崛起已不容否认。这些对我的史观当然会有所修正和深化。
如不具备以上所说的中国感情和中国史观，我一定会和同世代的台湾朋友一样，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世代的外省朋友（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接受国民党教育），不论多么反对民进党和“台独”，也不乐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自己是“文化”上的中国人，但不愿意说，自己是现在中国的一分子。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其心目中的中国了。
根本的关键在于：跟我同世代的人（当然也包括比我们年龄小的一些人），或者瞧不起中国，或者不承认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而很明显，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消失”，那么，他们当然也就不是“中国人”了。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护卫的只能是“中华民国”。当我问“中华民国”的国民不也是“中国人”吗？他们就拒绝回答。
所以，我只能推论说，只有当你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是不得不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中国命运的不得不然的归趋时，你才会承认你是中国人。一直到现在为止，跟我同世代的台湾人（不论省籍），很少人是这样想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陈映真派，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有人知道了，他们也不能公开说明这一点，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说明这一点。我现在认为，这是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在不到十年间烟消云散的基本原因。关键不在于“左”，关键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之命运”，尤其是“现代中国之命运”。而国民党在台湾的教育，告诉我们的是刚好相反的说法。他们说，对方是“共匪”，大陆是被“窃据”了。所有的人，包括“台独派”都一直相信这个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
为说明这个问题，以下我想以已去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为例子来加以论证。黄仁宇的父亲黄震白曾担任过国民党重要将领许崇智（蒋介石之前的国民党军总司令）的参谋长，黄仁宇本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担任过郑洞国将军（在东北战场被共产党俘虏）的幕僚。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他到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学历史。由于家世的关系，他一直支持国民党，虽然他结交了一些令他佩服的共产党友人（如田汉、廖沫沙、范长江），但他不能接受共产党的路线。最后，共产党打赢了，只好漂泊到异国。他无法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选择历史这一行，其实就是为自己寻找答案。黄仁宇整本自传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的解读，特别是对现代中国史、内战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道路的解读。
黄仁宇是从研究明代财政入手，来了解中国历史的。经过漫长的思索，他终于承认，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唯一可走的道路。他说：
……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明白的事实：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清朝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这时历史学家提及上述事件时，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不至于有情绪上的不确定。
与黄仁宇不同的是，由于我是佃农子弟，因此，在感情上很容易认同这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我相信，国民党所以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也是为了抵消共产党的威胁。事实上，为了这一改革，它得罪了台湾所有的地主阶级，让它的统治更加艰难。前面已提到，台湾地主阶级出生的中小企业主及“三师”集团是目前“台独”势力的核心。
对于共产党重建新中国以后的作为，黄仁宇是这样评论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但我在美国住了数年后，终于从历史角度了解这个运动的真实意义。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剩、土地稀少、农地不断分割、过去的农民负债累累等诸多因素后，我实在无法找出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说我还有任何疑虑，我的明代税制专书和对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让疑虑烟消云散。管理庞大的大陆型国家牵涉一些特定要素，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经验发展出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就是因为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一百多年来才会一错再错，连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不例外。我已经提过，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
在其分析里，黄仁宇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在累积资本的原始阶段”。我认为，新中国的重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现代化原始累积的资金与技术来源问题。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所采取的围困策略，中国不得不一切靠自己。刚开始还有苏联援助，等到中、苏闹翻，就真是孤军奋斗了。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路线虽然几度翻覆，但最主要的现代化“奠基”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要不然，实在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为中国重建所做的正面贡献，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黄仁宇的自传初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初，当时大陆已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一定会更高兴，并且一定会继续发表他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我已完全确认，“中国道路”确实是走出来了。中国社会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特别是政治体制如何变革尤其令人伤脑筋，但可以断言，“中国崩溃论”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而且，我还敢断言，中国以后也不会完全循着西方的道路走，即使在政治体制上也是如此。
以上大致可以说明，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独论”日渐抬头时，我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所以引黄仁宇为证，是因为，我的看法和黄仁宇类似。我们的不同是，黄仁宇是一辈子研究中国历史又亲历内战的人，而我只是一个关心自己国家命运，因而不得不一面阅读、一面思考的一个小知识分子，我肯定看得不如他深入。但另一方面，我比他更认同革命道路，他是接受“事实”，我则欣喜中国终于从千辛万苦的革命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应该说，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知识分子完全置大陆于度外时，我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我从“中华民国”的一个小知识分子转换身份成为一个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这一点我有点自豪，并为此感到幸福。
反过来说，跟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轻的台湾知识分子完全接受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思想观念。除了“共匪”和“窃据”之外，他们盲目相信胡适自由主义的“科学”与“民主”，盲目相信自由经济。我认为，他们不只是“自由派”而已，许多人在美国“软性殖民”（相对于日本的“硬式殖民”）的影响下，纷纷表示自己不是中国人，无怪乎陈映真称之为“二度皇民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台湾和大陆所走的不同的历史道路，使台湾知识分子不但走上了这一条无法思考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甚至最后还想弃绝中国。这正是美国“软性”统治台湾的后果。
最近几年我曾经跟一些比较谈得来的台湾朋友讲，除非你选择移民，只要你住在台湾，你就不可能不面对你最终是中国人的这一事实。这样，你不但非常痛苦，而且还会错失一生中（甚至历史中）的大好机缘。
远的不说，就说与我同一世代的大陆朋友，他们基本上属于“老三届”，在“文革”中都吃过苦头，当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读大学时，他们许多人在乡下插队。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在他们之前几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时来运转，中国出头了，不论有没有吃过苦，大家都一起来“共享荣耀”。在这时候，我们台湾的朋友反而不想“分享”了，实在很难评论他们的“愚蠢”。
三年前我开始产生另一个想法：“五四”以后大家都反封建、反传统，当时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但事过九十年，中国突然在浴火中重生了，你又觉得中国的再生能力简直不可思议，显然五四时代的人对此有所低估。不过，也没有关系，正因为反得厉害才可能重新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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