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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

时间:2009-8-8 16:45:32  来源:不详

摘要:1928 年到1932 年,新文学文坛上兴起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潮流。这一潮流并非对政治革命
的简单呼应,它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基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并指示青年介入社会实践的路径,它对现代文学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产生救正作用。同时,它也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意识斗争”转向以知识论的方式把握新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阶级意识转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左翼青年在译介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文学论内部多样性与现实感的忽视与弱化则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时的根本缺陷。而鲁迅翻译唯物史观文学论所持的原则、立场与此恰好形成对照:即,不是把新兴思想作为自我解救的途径,而是把新兴思想的接受看作发现自我真实状况和面对真实状况的契机。

关键词:唯物史观文学论;文学知识分子;翻译实践;鲁迅

考察“五四”以来新文学观念的变化会发现,以1927 年大革命失败为界,文学的知识体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20 年代上半期,虽然文学界关于文学之功用有“为人生”、“为艺术”等不同倾向,但大家对文学之本质、特性的理解是共通的,均依据一套新人文主义式的文学知识体系{1}。其要点在于将文学视为个人情感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因人类情感的共通性而具有潜在的普遍性和普世价值。英国批评家温彻斯特标示的理解文学的途径——“舍一切外缘而不问,深求文学自身之要素”[ 1 ] ( P9) ,实际是这一体系的方法论基础。而20 年代后期的转变在于,随着以唯物史观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观念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仅从文学自身求文学解释之不足,转而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史的角度理解文学之特性与功用,并赋予文学更直接的实践使命。其借助的资源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脉络下的“科学的文艺论”,尤其是苏俄构建的“唯物史观文学论”及它们的日本翻版;同时,作为理论源头的泰纳等人的文学社会学亦随着这一潮流的带动而重新受到重视。相关理论的译介高潮集中于1928 年至1932 年,而它的历史影响甚至可以说一直延伸到80 年代。

一、接受唯物史观的普遍基础
对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一般会将其理解成共产党政治力量在文学领域中的延伸。但这种叙述掩盖了历史发生时的复杂性。因为,当时接受、认同唯物史观的并不只是在政治上跟随共产党的人,许多不同政治派别以及不参与政党政治的人都表示对唯物史观的兴趣,并认为唯物史观是解释文学现象的正确途径。在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作者中不乏国民党左派的樊仲云,托洛茨基派的余慕陶,“第三党”的张资平以及苏汶这样的“第三种人”。在1928 年以后出版的文学论中大部分都承认“唯物史观”是理解文学现象的基础理论。像30 年代北平出版的几种“文学概论”,或声称“编者深信‘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2 ] ( P1) ,或表示“应用唯物论的见地确定文学的观念”[ 3 ] ( P1) ;即便不完全采用唯物史观者也说“文学为社会意识形态之组织力”[ 4 ] ( P6) 。而这些作者往往并无明确的政治面目和直接的政治诉求。恰如《新文学概论》的作者陈北鸥指出的:
  史的唯物论之方法在今日益发广泛的渐渐被适用,而且那并不是只由于这学说公然的赞成者而已,更是由于那些从来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适用。精神生活上的经济因子之作用的分析,现在成了历史的必要。它的影响成了文学批评家不能不知道的了。[ 3 ] ( P137)
因此,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虽有其明确的政治背景,但不能简单归结为党派政治的直接产物。
如果对照同时期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情况,这一点会看得更清楚。事实上,唯物史观虽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背景,但它更多地是在言论界、知识界以世界观、认识论的形态被译介而区别于政治领域内直接的行动理论和策略。因此,它的介绍、传播与左派政党的政治起伏并完全配合,反而呈现许多错位和落差。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一书中就指出,在1925 年到1927 年的革命高潮时期参加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的基础理论并无坚实的掌握[5 ] ( P31) 。以“新兴社会科学”名义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大量译介反而在革命失败之后。而且,1928 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取向并不都是为共产革命提供理论支持,恰恰相反,“最初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正是尝试去反驳、而不是去支持共产主义的革命策略”[ 5 ] ( P20) 。因为,1928 年之前有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多零散而随意。而在革命时期,具体革命策略引发的讨论和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因此,对现实革命策略的不满不但没有导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反而激发了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兴趣,并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发挥相关理论。乃至,“许多人宣布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方针断绝关系,却将马克思主义奉为其思想指针”[ 5 ] ( P46) 。同时,许多未经革命现实洗礼的知识青年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倡导共产革命。他们的向往共产革命与其说是出于对现实革命的认同不如说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充分的信任。像从日本归来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就声称:“唯物史观已成了唯一的真正的历史哲学,要它才可以解释历史,改变社会,推进人生。”[ 6 ] 这些不同向度的言论共同组成了大革命失败后思想领域内“新兴社会科学”的研究高潮,它们与政治领域的共产革命构成既呼应又对立的平行关系。
同时,有必要指出,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科学”体系在不同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有相通性,亦有所差别。相通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传播普遍导致了对“社会”的发现,导致了“阶级”观念的流行,导致打破学科自律,强调整体性、关联性的思考,以及导致了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新思考。不过,由于各知识领域原有状态的不同,使得唯物史观所产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针对性和发展向度。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中国的本土资源薄弱,其原有问题、理论多直接倚仗欧美,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意识将社会科学知识与认识、改造中国现实联系在一起,被一般青年广泛接受[7] ( P191) 。因此,20 年代后期,“社会科学”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而在史学领域,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唯物史观的引入扭转了“五四”以来“新汉学”的风气而重新接续上了“新史学”的社会史传统[8 ] 。同时,社会史论战也成为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主战场。而在文学领域,大革命失败后展开的“革命文学论争”,其根基同样在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步骤的讨论。不过,与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不同,文学方面的论争特别触及到知识阶级自身的精神思想状态、意识转换等主体性问题。而这种转换是通过批判既往的文学观念而展开的。可以说,与社会科学、史学等知识领域不同,有关文学观念的构建在中国自始至终超出观念论、知识论的意义,它更多地与知识阶级的自我理解、主体状态相关。因此,要考察唯物史观与文学论结合的内在逻辑,就有必要理解文学观念是如何与知识阶级的主体构造建立历史联系的,也就是说必须找到唯物史观与文学结合的历史中介。

二、唯物史观与文学结合的历史中介
这个历史中介在我看来首先是现代文学观念在塑造知识青年主体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次是接受了文学观念洗礼的文学知识分子在20 世纪20 年代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不可否认,“文学”曾经是“五四”时期的核心话题。而文学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得到重视与新文化的核心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在政治革命失败后如何造成一场思想、精神上的革命,如何造成有独立思想、精神与人格的现代个人,以此作为重建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而现代文学观念正是以现代社会中独立的、甚至是孤立的个人为前提,提倡个人情感的表达、精神的超越性,并以文学的非功利对抗社会、政治的功利化,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由此,文学成为塑造现代个人感觉和意识的重要工具。20 年代前期,北京、上海等新文化中心的学校附近聚集着大批“文学青年”,他们都是受新文学的影响,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新人”。他们以文学表达宗族、社会带给个人的压抑和恋爱的烦恼。他们也关注、批判社会,但这些批判往往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充满情绪性的抒发。他们信仰文学,从文学作品中获取发掘自我、感受世界的方式,但文学并不提供他们认识、分析社会的工具。这使得新青年们在获得与社会对立的意识后却无法获得有效理解社会问题乃至改造社会的方式。
20 年代中期,这种文学青年内在的矛盾已演化成普遍的精神危机。突出的例证是,曾经以提倡文艺的独立、超越价值著称的创造社作家不约而同地产生对文学、文学家的怀疑。郁达夫在1924 年初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的信中就声称:“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 9 ] 郭沫若的回复则是以其特有的高调姿态宣布要和艺术永远告别:“甚么叫艺术,甚么叫文学,甚么叫名誉,甚么叫事业哟! 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甚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 10 ] 针对文学的虚弱和异化,成仿吾给出了有力的解释:使得文学成为“套狗圈”的还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文学家与社会之间越来越不可调和的冲突——“我要做人的生活,社会便强我苟且自欺;我要依我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因此,“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 11 ] 。但是,正是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社会的意识使得成仿吾等人越发感觉到“我所有的知识没有方法可以使我自拔出来”[ 11 ] 。这促使他们的理论、知识兴趣逐渐由文学转向社会和革命。像郭沫若从1924 年4 月开始着手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就是具体的表现。
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参与实际工作的革命者为了掀起社会革命的浪潮而展开针对青年的宣传工作。在他们看来,对文学的迷恋阻碍新青年参与实际行动,从事文学甚至被描述成一种不健康的病症:“凡是想做新诗人的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个病症的表现。”[12 ] 来自内与外两个向度的反省和批评使得自足的“文学”日渐虚弱。而20 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革命最终扭转了文学青年的选择道路。1925 年的五卅运动、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和北伐都促使大批文学青年抛弃文学理想投入实际革命工作。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的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谈到,“三一八惨案”给青年们最大的刺激是感到文学论争和思想论辩之无力,大家的觉悟是“要以枪杆子来代替笔杆子”:“人们渴望行动,拼命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 13 ] ( P22) 从寻找超越性的理论“救出自己”,到“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正是以革命为契机带来的思想倾向上的根本转折,也是许多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
但形势的变化同时给青年们带来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可能。匆忙开始的北伐急需大量青年的参与,这使得大批原有的“文学青年”短时间内变成了从事革命工作的“革命青年”。“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不假思索地变成了首先介入行动。这种“革命”的突然降临似乎能更直接、更真实地解决“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但是实践本身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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