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代替对实践的思考，被外在赋予的行动甚至削弱了思想与行动间相互激发的主动性。本来，20 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是以苏俄的革命理论为思想基础展开的，政治宣传工作的引入和普及使得这场革命不同于一般的政治革命而带有思想革命的性质。而大部分知识青年在革命中承担的就是新型的“思想工作”。他们多就职于各级政府、军队的政治部。在制定宣传大纲、宣传革命策略的过程中他们接触、消化了相应的革命理论。不过，这些理论并非以原理性、整体性的面貌出现，而是化成了便于应用的口号、策略；再加上领导阶层关于革命性质、途径不断发生的争论和分裂更使得这些口号、策略随时变化，甚至朝夕不同。于是，新文化的青年们虽从事于“思想工作”却无暇真正了解其根柢，而只是成了政治话语被动的传送者，因此，不少青年将这种宣传工作讽刺性地称作“留声机”。曾就任于军队政治部的朱其华(柳宁) 这样描述北伐途中的政治工作：“自从出发以来，除了每到一个地方分送些宣传品，留声机般的作些讲演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做。”[ 14 ] ( P48) 更有人直接抨击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是各军装门面的机关，便是军事长官的留声机”[ 15 ] 。这样的革命实践当然不能满足那些已具备强烈自我意识的革命青年。
随着大革命最终走向分裂，那些具有新文化背景的革命青年面临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来自三个层面：一是对自身阶级身份的困惑，二是丧失直接的行动可能带来的困惑，三是对革命前途的困惑。虽然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宣传并未深入，但革命毕竟使得一系列革命话语深入人心，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阶级话语。在革命的阶级分析中，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有着摆脱不掉的小资产阶级特性。共产党一度认为革命的失败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曾有意识地将知识阶级出身的青年清除出革命队伍。1927 年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就指出：“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的策源地??。”因此，党组织改造的措施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 16 ] ( P382 383) 这无疑加剧了知识青年的困境，许多青年丧失了直接参与革命行动的可能，被迫回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而无论是出于对革命的失望而主动退出革命的青年，还是被迫离开革命队伍的青年，实际上都对自己的阶级身份抱有矛盾心情：一方面觉得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是难以摆脱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没有政治前途的。因此，如何从思想上超越小资产阶级的困境，彻底转化阶级立场和阶级身份，成为青年们的现实焦虑。况且，无论革命的左派还是右派，在20 年代末基本公认革命的目标是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而非稳定现有的社会状况。所以，批判资本主义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具有普遍合法性。同时，恰恰由于实际的共产革命已转入地下，使得一般知识阶级可以在言论领域自由展开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的讨论。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革命领导阶级的讨论已不再是遵循共产国际或既有党派的指示而展开的。因此，它们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去寻找资源，这正是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革命失败后被大量译介的历史背景。
三、从“意识斗争”到“唯物史观文学论”
不过，当时的观察者已经指出，革命失败之初首先兴起的是“革命文学”的热潮——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是其中的代表——和在批评领域以构建“无产阶级文学”为目的的“意识斗争”。而社会科学、唯物史观译介的兴起则是在这两种热潮渐趋消退或遭受挫折之后开始的。像钱杏邨(刚果伦) 在《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中称：“研究这一年文坛的形势，我们不能忘记，在文艺书籍受了非常的打击之后，社会科学书籍的要求在青年读者方面差不多普遍起来……”[17 ] ( P889) 而高语罕则认为社会科学书籍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一般青年对“革命文学”的不满足，这种不满与文学自身的局限密切相关：“文学作品，无论是短篇的描写或是长篇的叙述，对于人生问题都只能写出它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对于全部的其实不能合盘托出，即使合盘托出也不能具体地给人一个解答。”[ 18 ] ( P227) 更何况当时的“革命文学”在他看来十分粗浅：“他的材料，顶多只是个人不加搜集的一些狭隘的事实，加上一些不正确，不深刻的观察，再来上一个肤浅的描写，自然是‘千篇一律’。所以大家对之一读再读，也就索然无味了。”[ 18 ] ( P228)因此对于读者来说：
他们今天在沉闷的，不革命的，死气奄奄的空气，得了一点新兴文学的刺激便兴奋起来了，便感
觉到快乐，感觉着满意。然而到了明天，社会的关系变了，一般的读者的要求也不仅只是一种文学上的感情的刺激或兴奋了，他们要更进一步要求对于人生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等得一个具体的解决，根本的解决，他们求之于文学而不得，则不得不转而求之于社会科学。[18 ] ( P243)
要寻求一种科学的指导，“使我们对于人生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都可由此找到一个彻头彻尾的解决方法来”，的确是许多青年对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发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不过，转向社会科学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抛弃文学，事实上，更多的人试图通过将唯物史观引入文学来改变文学只是流于片面、感性表达的困境。像钱杏邨就并不承认社会科学的流行是由于青年们对文学的失望，他反而认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唯物史观文学论的译介是公开的普罗文学理论受到打压后的一种间接斗争策略[17 ] (《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P889) 。那么，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与稍后唯物史观文学论兴起之间究竟构成何种历史关系?
事实上，唯物史观的基本公式，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当中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表述在后期创造社等人的无产阶级文学言论中不时被引用。但是，与一般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不同，李初梨、成仿吾等人更强调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像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这篇“划时期”的论文中就说：
我们知道，一切的观念形态( Ideologie) ，都由社会的下层建筑所产生。然而此地有一种辩证法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它看过。就是，该社会的结构，复为此等观念形态所组织，所巩固。[ 17 ] ( P157)成仿吾也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必要》中说：“社会下部建筑的矛盾之发展终必出现于意识，这矛盾被意识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先起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的要求终要下降到经济过程的批判。在经济过程的批判完了之后，从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被修正，深化而形成一种轮廓。”[ 17 ] ( P178) 似乎，意识过程的批判是经济过程批判的先导。
这种认识有着特殊的理论来源。按照经典的唯物史观，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而不能跳越式地前进。无产阶级作为最后的普遍的否定性阶级承担着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解放人类的使命。但是，在现实的革命中，妨碍着革命进程的正是无产阶级自身的意识状态，他们被封闭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中无法获得完整的世界观。这也就是作为后期创造社主要理论资源的“福本主义”所批判的“在资产者社会之下事物化了的意识”。因此，无产阶级能否正确理解“他们底生活过程底全域”和“他们底解放运动、他们底组织过程底全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实现的前提[19 ] ( P2) 。而真正能够实现意识批判、把握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不是无产阶级自身而是革命的知识阶级。革命的知识阶级承担着这样的历史使命：以哲学批判、意识斗争的方式把握革命的思想，并参与无产阶级的实际革命行动，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由此，革命的知识阶级得以摆脱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而转化为革命的先锋队。
这种理论恰恰和一般人直观的阶级理解构成对立。因此，“革命文学论争”中引起集中讨论的就是阶级意识问题，即知识阶级如何能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鲁迅等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甚至是投机式的表述。实际上，即便普罗文学内部的许多人也并不真正理解这一理论的内涵，因此他们常常将意识斗争与已往革命文学早已提出的文学的实践性直接联系起来{2}，事实上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种替代性表述。而对于意识斗争的前提性和革命主体性问题也有来自内部的反对意见。郭沫若在为自己号召青年“做一个留声机器”的言论辩护时就声称他所说的“留声机器”就是“辩证法的唯物论”，而“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核心在于“是客观规定意识，不是意识规定客观”。即便如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思想并不是他们的精神创造出来的，只是很切适地把现实的种种真实的关系反映了出来”[ 17 ] (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采取的态度的考察》，P220) 。于是，“辩证法的唯物论”成了最极端的客观决定论。这种极端的决定论其实是已往单向的时代、环境决定论再加上惰性的“现实感”混合而成的。虽然郭沫若并非有意从消极的角度理解唯物论，但他和李初梨之间关于青年应不应该当“留声机器”的论争实际暴露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论述主体意识状态的不足。即便李初梨等人在论述意识斗争的过程时也让人感觉正确的意识是可以一次性获得的，而那种阶级意识转换的复杂性、持续性以及和实践的张力并未体现出来。难怪鲁迅等人觉得他们的阶级意识理论也是一种小资产阶级自救的突变模式。
应该说，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言论虽然已大量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它们更多地借助了意识斗争的理论，某种程度上延续着新文学、革命文学以精神改造、干预社会的传统，而不是像西方的“唯物史观文学论”那样从科学认识的角度以唯物史观方法解释文学现象。而考察其中引起广泛争论的阶级、阶级意识、基础决定论等命题会发现，大部分人对这些命题持一种直观理解的态度，并将它们与已往文学论中的身份、时代等问题嫁接了起来。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试图通过文学的重新定义——所谓从“表现”的文学到“实践”的文学——打造知识阶级新的主体状态，转化他们的阶级意识。而这正呼应了知识阶级自身的身份和精神危机。如果考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倡导者的言论会发现，他们关于具体创作的论述简单而模糊，因此这些言论很难在文学实践中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这些理论仍然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反响，那正是因为它们通过文学比一般革命理论更深入地处理了知识阶级的主体性问题。但这种处理仍有不够的地方，正如前面已指出的，它没有深入意识到获得的复杂过程而更多地指向一种理论、认识论的获得。因此，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而兴起的是一轮唯物史观文学论的译介高潮，大家都转向去掌握最可靠、最权威的文学认识论，阶级意识转化的问题反而在这样的潮流中被逐渐淡化、湮没了。
四、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多种形态与翻译实践的差异
考察20 世纪20 年代后期逐步引进的唯物史观文学论会发现，那些笼统冠以“唯物史观”名称的文学论虽然都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有直接关系，但其思想资源、面对的问题、艺术倾向、论述方式等实质上有很大区别。像法国系统中泰纳的文学史观、居友的社会学美学，其实属于“文学社会学”的范畴，是自然主义科学观在文学领域的延伸。即便流行一时，有多个译本的伊可维支《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也仅将“唯物史观的文学论”视为“艺术科学”的方法之一，只是相比起“观念论”、“社会学”、“弗洛伊德派”，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派”更有效地“使我们由文学认识一个民族底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 20 ] ( P310) 。这是一种典型的认识论的“唯物史观文学论”。
相比之下，苏俄早期的“新艺术论”也具有科学倾向。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是公认的、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先驱。虽然他的政治立场早已遭到批判，但他引入社会心理问题以补充唯物史观的基本社会结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