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派”，在80 年代中国语境中是一个特定概念，指涉19 世纪后期到20 世纪的诸种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这些思潮之所以被看作一个“整体”，是因为它曾被视为“禁忌”而排斥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之外；60～70 年代冷战界限松动时，这些思潮以“内参”读物的形式引进并流传；而80 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则可以说是这一文学知识谱系内化和中心化的过程。曾经在冷战格局中被看作是“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现代派”文学，经过80 年代文化逻辑的转换，成了“世界文学”最前沿的标志，并被作为反叛传统现实主义规范的有效资源和先锋派的仿效对象。
讨论西方“现代派”和中国当代文学间的关系，并非做一种“中/西”比较，而主要是分析西方“现代派”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的方式，及其被赋予的文化想像和意识形态特性。关注的重点，是在这一不对等的交流和转化过程中，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中国呈现其“主体性”的方式。如同马歇尔·伯曼所说，存在着“先进民族国家的现代主义”和“起源于落后与欠发达的现代主义”的两极[1]，80 年代中国文学可以说是这“两极”间相当具有症候性的个案和发生的场所。并且，不同于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接受，是在一种中国式的后冷战文化空间中进行的，围绕着“现代派”发生的是资本主义( 西方) /社会主义( 中国) 的冷战框架和先进/落后的启蒙现代性框架之间的转换。而这双重话语框架之间的对话、交错和重组，则正是80 年代中国式现代主义的“主体性”构成的具体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后冷战”作为一个历史分期范畴，被认为开启于80 年代后期，其标志性事件发生于欧洲与苏联。但由于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而特殊的位置，对冷战界限的穿越事实上在70 年代后80 年代初就已经发生了。这一过程的发生，既有其“外部”因素，即中国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变化，与全球资本主义进程的发生对中国形成的挤压；也有其“内部”因素，即“文革”困境与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对西方“现代派”的历史态度的变迁，既是冷战格局错动的文化症候，同时也是穿越冷战禁忌的社会变革的场地之一。

一、“禁忌”与“匮乏”：冷战时代的“现代派”想像
“现代派”这一概念本身是相当80 年代化的和中国化的，也就是说，它主要被中国文
坛所使用，而非一个通用的国际化学术概念。这个概念指涉了“现实主义”之外的几乎所有
20 世纪西方文学，并强调它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特征。80 年代这种理解“现代派”的方式，
恰恰是在50～70 年代特定的语义坐标中形成的，变化只在于对同一对象的价值判断调整
了方向。从这一角度，“现代派”概念成为了勾连起50～70 年代和“新时期”的一个核心能指
和意义的网结点。
1、作为冷战禁忌的“现代派”：
50～70 年代的主流文坛对于“现代派”文学( 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现代文学中产生的) ，采取的是极为严格的封锁和拒斥态度。洪子诚概括道：“这种拒绝，主要不是通过公开批判的方式进行，而是借助信息的掩盖、封锁来实现。产生的后果是，一般读者，甚至当代的不少作家，都不大清楚有这样的思潮和作品存在”。[2]不仅如此，对于为何要将其“销声匿迹”也很少讨论，茅盾的长文《夜读偶记》[3]由此而成为某种例外。《夜读偶记》的写作背景是1956～1957 年间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但有意味的是，与当时许多文章把焦点放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并且主要参照前苏联文学界的“解冻”思潮不同，茅盾针对的是“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派’是探讨新艺术的先驱者的人们”，是“1956 年忽然在欧洲又变得‘时髦’的调子”。可以说，茅盾对“1956年欧洲”的关注，恰好症候性地划出了造成“现代派”在毛泽东时代被封锁处境的地缘政治原因。1956～1957 年的中国主流文坛，关注的是由苏联引发的“现实主义”问题，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被讨论的问题，是可以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能看见、描述和分析的一套语词和话语；而“现代派”则主要发生和形成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欧洲”。在文章开篇处，茅盾即有意识地分辨了“世界”与“欧洲”这两个概念，并指出所谓“世界”“其实只限于欧洲，因为包含这些‘理论’的这些书是欧洲学者们以‘欧洲即世界’的观点来写的”。如果说茅盾在这里颇为敏锐地表现出了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那么应该说这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文化对地缘政治的敏感。因为1956 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得东欧/西欧的冷战意识形态对垒开始发生动摇和错动，而“现代派”对文学的冲击，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界限”变得含糊的文化效应之一。考虑到这些因素，茅盾对“现代派”问题的格外关注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带有某种“超前”性质。
《夜读偶记》从对“一个公式”的批判开始，即欧洲(“世界”) 文艺思潮是依照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直到“新浪漫主义”发展的。所谓“新浪漫主义”，茅盾写道：“这个术语，20年代后不见有人用它了，但实质上，它的阴魂是不散的。现在我们总称为‘现代派’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茅盾在这里提到20 年代之后“新浪漫主义”名称的消失，并非闲笔，事实上，五四时期正是他与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们将这个“公式”引入了中国。建构一种普泛化的文学进化史图景，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展开文学革命的一个关键策略。他们参照“世界”文学进化的历史轨迹，来确定中国文学的位置和文学变革的方案，“新浪漫主义”当时被作为文学史图景中“进化”程度最高的理想文学形态而出现。但是，时隔近四十年之后，茅盾重提这个文学进化的“公式”和“新浪漫主义”，却是为了否定和批判它们：“这个公式，表面上好像说明了文艺思潮怎样地后浪推前浪，步步进展，实质上却是用一件美丽的尸衣掩盖了还魂的僵尸而已”，因为所谓“现代派”文艺不过是古典主义的“僵尸还魂”，其实质仍是“抽象的形式主义”。茅盾讨论“现代派”的全部目的，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必须否定和批判它：它们与现实主义的“现实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信念”和“反映论”的认知原则相背离，而陷入“悲观主义”；并因为强调个人主义而无法加入到“劳动人民要求解放的斗争”当中。在此，分歧源自世界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创作方法。这种认知“现代派”的方式其实并非始于中国和始于50 年代。洪子诚认为茅盾关于“现代派”的论述“和匈牙利美学家卢卡契有相近的地方”[4]；卡林内斯库则追溯出更深的渊源：“首先提出一整套艺术颓废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是俄国的革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他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颓废的解释……不仅为苏联官方批评的主流所遵循，而且为一些更富学识、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遵循，如卢卡奇和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5]。可以说，茅盾对“现代派”的否定，正是社会主义正统对“现代派”的普遍态度的反映。
冷战格局赋予这种创作方法的分歧以充分的意识形态色彩。茅盾认为“现代派”作为一场文艺运动，具有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抗衡的性质，而那些坚持“现代派”的人实际上就是在“为资产阶级服务”。为了强化这种意识形态属性，茅盾甚至举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把未来主义作为它的官方文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也保护表现主义，这都不是偶然的”。于是，“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冲突，就不仅是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进步/反动的冲突，同时也是“文艺上两条路线”的分歧。更关键的是，由于“现代派”文艺是“资产阶级没落期”的“新文艺”，换句话说，是“冷后/冷战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政治后*冷战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政治战”阵营另一方的现行文艺形态(“它们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而蓬勃滋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乃至第二次大战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 ，因此，它所携带的“威胁感”才是至为重要的。可以说，50～70 年代主流文坛对“现代派”文艺采取的不动声色地将其“销声匿迹”的做法本身，正是这种冷战思维的具体呈现。

2、“内参”读物与“地下文学”：体制外的先锋派：
西方“现代派”文艺和哲学著作在50～70 年代被有意识地翻译出版，是在特定年代以特定形式操作的。这就是为“供批判用”而翻译并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的“内参”读物。据《1949～1986 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6]，60 年代初期和70 年代初期曾两次较为集中地出版过“内参”读物。这些读物主要有三类：其一是主要在60 年代初期翻译出版的、并在国际共运内部被正统派视为“异端”或“修正主义”的理论、历史著作，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等；另一类是60 年代初翻译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艺和哲学，如加缪的《局外人》、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等。70年代初期也出版了一些现代派作品，如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 四部) ；第三类则是70 年代初期翻译出版的有关美国的历史政治类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杜鲁门的《杜鲁门回忆录》、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 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等。—— 当这三类书籍并列在一起时，一种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文化地形图”隐约可见。这些书籍在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的浮现，正是二战后在全球成型并在50 年代壁垒森严的冷战界限在中国发生错动的社会症候。错动之一，是中苏分裂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上的裂变和矛盾，这是60 年代初期翻译出版国际共运中异端著作的现实动因。错动之二，则是70 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外交关系的初步建立，这事实上意味着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划分的冷战阵线已然被改变。这也是70年代初期翻译出版美国历史政治类著作的直接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50～70 年代中国确实对欧美世界的主流文化采取了“封闭”政策，那么这并非仅仅由于80 年代所经常批判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而导致的行为，毋宁说更主要是冷战格局中“被封闭”和“被封锁”的位置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在讨论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问题尤其是文化交流时，不能不特别考虑冷战格局造成的深刻影响，并且不能仅从中国“内部”观察这些问题，而应当同时将问题放在全球国家体系关系中加以分析。具体到60 年代初期和70 年代初期的这两次翻译行为，则意味着曾经“销声匿迹”的冷战另一方的思想资源，随着冷战界限的某种形式的松动，开始有限度地进入中国的视野。
“内参”读物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效应，是在文革后期。政治运动导致的意识形态混乱和精神危机，使得这些异端思想在青年一代那里成为充满了叛逆色彩的“内爆”的火种。那些为着“供批判用”的禁书，成为了许多人的精神资源。一些有关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活动的回忆文章，均提到阅读这些“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的经历，尤其是其中的文艺作品。颇值得分析的是，内参选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二战后尤其是50～60 年代在英美青年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现代派”代表作。这也就意味着，第一，当时关于“现代派”作品的翻译保持着与欧美几乎同步的时间距离；其二，当时的激进中国青年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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