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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叙述的发端——试论韩邦庆的小说叙述理论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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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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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魄力和干劲，而是依靠皇帝的行政管理机构，特别是水路上的管理机构”[8]。城市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市民很少有独立自主性，城市化水平处在低迷状态，与西方近代崛起的城市不同。从世界范围来说，18 世纪到20 世纪是城市现代化的时期，西方产业革命把城市文明推向现代化，现代城市意味着运用现代管理方式，以现代科技为基础建立的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体系，创造的现代居住环境。它把金钱关系变为人们相互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从而解放了人们，“使个性本身独立，给予它一种无与伦比的内在和外在的活动自由”[9]。19 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导致了华洋杂居的租界在上海问世，逐步建立了与中国古代城市不同的现代都市。在现代城市的建立过程中，上海的娼妓业也畸形发展起来。1917 年，英国学者甘博耳对世界8 个大都市的娼妓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了调查：伦敦1：906，柏林1：582，巴黎1：481，芝加哥1：437，名古屋1：314，东京1：277，北京1：259，上海1：137 [10]。可见在当时的世界大都市中上海的娼妓业的发达程度。晚清狭邪小说对如此发达的娼妓业的描绘与揭露，其实也是对现代大都市的描绘与揭露。这是中国最早的描写现代都市欲望，批判现代都市的小说，其意义自不待言。
韩邦庆是中国近代后期“狭邪小说”的代表作家，后期“狭邪小说”与前期“狭邪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大都集中在“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中，表现的是现代都市的生活。与农业社会相比，现代都市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时间变得短促了，工作生活的节奏大大加快；空间变得宏大了，到处遇到陌生的人群、陌生的机构。作为后起“狭邪小说”的开风气者，如何找到一种适应现代都市社会生活的叙述结构，是韩邦庆面临的难题。韩邦庆挑选《儒林外史》作为模仿对象，与《儒林外史》本身具有的现代性有关，但是《儒林外史》的结构却不太适应表现现代都市的丰富复杂性，必须加以改造，韩邦庆参照了一些古代小说的结构，设想出这样一个多线索立体型网状叙述结构，都市人生活在现代都市这个宏大的空间中，他们的生活多侧面，立体感强，节奏快，旋律丰富；都市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都与古代的农业社会大不相同，需要有一种新型小说结构来表现复杂的都市社会。《海上花列传》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它在叙述理论和创作上所做出的尝试，为后来的狭邪小说、社会小说等所仿效，一直到今天，大量都市题材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在表现现代都市时，依然在沿用韩邦庆开创的这一多线索立体型网状叙述结构。因为它能够通过大量零散的个别的人物活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展现出现代都市的各个侧面，从而显示出现代都市的全貌，是一种最适合表现复杂都市生活的叙述结构。这一小说的立体型网状叙述结构在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小说由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产生的小说变异，适应了中国小说表现现代都市的需要。
在现代型都市中，农业社会缘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特点消亡了，家族在现代城市中已经退居边缘，以个人为本位的“市民”在现代城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是文学对“人”的重视，是“个人”意识的发展。于是，在人物塑造的自觉性和理论性上，《海上花列传》有所发展。小说是需要塑造人物的，以往的中国小说虽然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很少有人从小说特性上去概括小说与塑造人物的关系。《红楼梦》的作者只是从感性上觉得要表现他所见到的“异样女子”。金圣叹总结了大量小说塑造人物性格的特点，达到古代小说理论的顶峰，但是他把他的理论局限在《水浒》一部书上，没有上升到对“小说”总体的认识。这是因为中国“小说”的概念过于芜杂，大量与文学关系很少的杂俎、笔记都被归入小说，小说的艺术特征反倒难以概括。真正将小说与塑造人物自觉地联系在一起，将塑造人物作为小说基本特征的还数韩邦庆。他认为“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11]。三条之中，两条说的都是人物性格塑造，第三条说的是结局。《海上花列传》在塑造人物性格时，确有独到之处，不仅是“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且在描写对象的意境和类型上有较大的拓展，描绘的人物达到某种诗的意境，并且描绘了一些过去小说中很少见到的人物，表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像小说中王莲生与沈小红的关系，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有着复杂的感情纠葛，即使到了花钱买罪受的程度，王莲生仍然恋着她。刘半农曾经推崇《海上花列传》五十七回的一段白描：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莲生便不吸了，忽然盘膝坐起，意思要吸水烟。巧囡送上水烟筒，莲生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点眼泪。阿珠不好根问。双珠、双玉面面相觑，也自默然。房内静悄悄地，但闻四壁厢促织儿唧唧之声，聒耳得紧。
写的便是王莲生因为沈小红背叛了他，幻想彻底破灭，但是仍然余情未了。作者写这样一位慵懦不堪的嫖客，也能将他作为“人”写出复杂的心理活动，而又运用白描手法写得如此凄清，达到诗的意境，在小说中诚为难能可贵，其描写人物的笔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描写的是中国传统城市中的人物，《海上花列传》在中国小说史上首先描写了现代都市中的人物，在现代金钱关系的连接下，妓女们更为自由。她们与古代文学中的传统妓女也不同，是现代都市市场经济的产物，她们没有古代官妓对官员的依附关系，在金钱面前，商人、官员、妓女都是平等的，只要有钱就行。因此，人们对金钱更为崇尚，更为贪婪，人性更加受到异化。从现代都市问世时开始，古今中外的许多作家就把现代都市看作是人类欲望的代表，是对人类“自然”本性的扭曲，一直延续到现在。韩邦庆也不例外。如果说中国古代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大多还是温柔贤淑，多愁善感的受害者形象，这时的妓女在这个金钱社会中，已经把自己的卖身看作是“做生意”，她们大部分不再依附于老鸨，开始表现出现代职业妇女的独立性。她们已经象都市妇女一样表现出对时尚的追求、对金钱的追求、对欲望的追求，这种追求不再是偷偷摸摸，而是理直气壮，为了这种追求，她们可以不择手段。妓女与嫖客之间、妓女与妓女之间，勾心斗角，互相算计，设计骗局，布置陷阱，把两性关系变成一场战争。在此之前，很少有作家把两性关系写成为一场战争。作者宣称“此书为劝戒而作”[12]，以“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13]。但是他的艺术表现能力和对人物的悲悯使作品超越了“劝戒”的宗旨，它成为近代上海妓院的人生画像。如果说《红楼梦》主要是批判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那么，《海上花列传》则是对现代都市 “异化”人的揭露。因为，从两性关系上最能够看出人性的“异化”。
古代章回小说是由说书人的话本发展而来，而说书作为一个行业的崛起，本身就与古代的城市发展有关。传统城市发展到现代都市产生了另一种传播媒介和发表方式，这就是报刊。报刊的印制发行都是与现代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它也需要大批的市民作为读者，形成巨大的市场。与报刊相适应的，是另一种小说发表形式：“连载小说”，小说定期一段一段地发表在报刊上，一部小说的发表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果早期《瀛寰琐记》连载的翻译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不算，《海上花列传》便是中国最早连载的长篇创作小说，连载《海上花列传》的杂志《海上奇书》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小说杂志。从发表方式上看，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也是都市叙述的发端，从中显然可以看到中国小说从“章回体”向“连载小说”发展的痕迹。除了“穿插藏闪”适应连载小说的结构而外，章回体保留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说书人套语，也已经改为“第×回终”。开头也不用“话说”，而用“按”。变口头文学套语为书面语。它的文本形式与现代都市也是连在一起的。
需要指出，韩邦庆的小说叙述理论与他的小说创作实践是有矛盾的，它们有时也会处于分离的状况。例如对小说的结局的论述，尽管作者声称“无挂漏”，一一交代书中人物结局是小说的特征；但是，《海上花列传》本身的结局却是戛然而止，突破了章回体小说有头有尾的格局。这或许是由于作者还想做一部续集而因早夭终于未作，或许是作者因为身体不好而难以坚持创作；不过，这一结局处理终究造成了作者的叙述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分离。今天看来，作者的叙述理论是比较传统的，而无结局的创作实践则是比较现代的。尽管作者为了照顾读者想知道人物结局的情绪而写了一篇《跋》，其中交代了一些主要人物的结局，但无论如何，这种小说结尾的方法颇具现代色彩，而使它与以前的中国小说完全不同。这种结尾本身其实与它所要表现的现代都市生活也是有关联的，它显示了现代都市生活变幻莫测的多种可能性，为读者提供了自己想象的空间。韩邦庆其实是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超越了否定了他所赞成的传统小说叙述理论。
然而，《海上花列传》只是现代都市叙述的发端，它开创了新的风气，提供了新的叙事模式；但是，它还不能做到成熟地充分展开新的都市叙述。在小说中，嫖客们仿佛只是为了“嫖”而存在，他们似乎缺乏其它的生活，都市人的多重角色，在他们身上还没有充分体现。繁华上海的都市场景也只是集中在以福州路为中心的红灯区内，难以展现它的全貌。小说的立体型网状叙述结构由于刚刚开始运用，还不如后来那么成熟。不过，尽管有着种种缺陷，我们还是不应当去苛求前人，毕竟一种新的都市叙述在韩邦庆手中诞生了，他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位开风气的小说大家。
注释：
[1]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第三则，《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2]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第3号，1902年。
[3]《临江仙》，《三国演义》，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4]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第七则，《海上花列传》，第3页。
[5]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
[6][7]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第四则、第三则，《海上花列传》，第2 页。
[8]韦伯：《文明历史的脚步——韦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2 页。
[9]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 年版，第1 页。
[10]杨洁曾、贺皖南：《上海娼妓改造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1 页。
[11][12]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第十则，《海上花列传》，第3 页。
[13]参见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第一回。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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