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前后，在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和台湾作家陈映真之间，以及支持陈映真的日本台湾文学研究者松永正义与藤井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台湾民族意识的兴起与日据时代“国语”(殖民地宗主国日语)关系的论争。论争起因于藤井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台湾文学百年》中所收《“大东亚战争时期”的台湾皇民文学——读书市场的成熟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诸外来政权之文化政策与台湾意识的形成》两文。三方的论争不仅涉及到如何在东亚复杂的格局中认识台湾的历史与文学，如何对近二百年来殖民主义体制做出价值判断这一核心问题，而且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际上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理论发展及日本台湾研究界学术趣向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通过学术史清理，重新思考论争中所引发的历史叙事方法和学术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首先来看论争三方的基本论点。
藤井省三的前一篇论文，援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论述日据时代日语读书市场的成熟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即最初给台湾带去近代国家之国语制度的是自一八九五年开始统治台湾达五十年的宗主国日本，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强化了日语教育，至一九四三年底懂日语的岛民已经接近全岛的60%，台湾人透过全岛规模的语言同化而被日本人化。同时，共同的“国语”超越由诸方言和血缘、地缘所构成的各种小型共同体而形成了台湾规模的共同体意识，这成为台湾民族主义的萌芽。在此，藤井针对以往用“压迫与抵抗”来观察这段历史的叙述视角，提出了台湾人“主体性接纳”的另一种历史观，即“在日本这一外来政权统治下诞生的，并不仅仅是所谓压迫与抵抗如此单纯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对立关系，而是将被压迫所接受的日语意识形态做主体性的吸纳，促成台湾规模的国民认同之形成的台湾住民的奋斗过程”。而在后一篇论文中，进而提出“三代外来政权”说，并将“主体性接纳”这一提法扩展到三百年来台湾历史演变的全过程，认为除荷兰和郑氏统治时期外，清朝、日本和国民党三代政权分别在各自的后期迎来了科举文化、日语国语和北京话国语体制的成熟。“台湾的人们在面对诸外来政权所带来的文化政策时，以主体性接纳方式，于各个成熟期之中酝酿台湾意识，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使台湾成为一个民主的国民国家。”
藤井省三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用“外来政权说”取代了以往殖民地统治的概念，清朝和国民党统治与日本殖民台湾等量齐观，强调日据五十年中台湾人通过“主体性接纳”形成所谓语言民族主义，成为九十年代以后台湾独立意识兴起的渊源之一。从肯定独立意识的角度，则自然得出殖民统治“有功”，其制度(国语)建设具有“文明同化作用”的结论。二是以上论述完全依据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说，用典型的民族国家理论模式，在通常的“近代文学”思考架构下阐释台湾文学的历史。这不仅直接涉及到如何对二百年来世界殖民主义体制做出政治“判断”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台湾历史和文学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针对上述藤井省三的论述，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台湾文学百年》台湾版(二○○三)出版前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人间》二○○三年冬、二○○四年秋)提出严厉批评，由此引发了两者之间的论争。陈的批评直指殖民主义这个核心问题∶一、藤井对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价值判断”，不提日帝殖民地历史之下支配与被支配民族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历史，而只讲“工业化”、日语“国语”的普及和读书市场的形成如何克服了台湾内部的各种矛盾而促成了民族主义的“萌芽”，从而抹消了台湾上世纪四十年代文学的复杂性和殖民历史的血腥罪恶。这是在重复殖民主义以文明开化者自居的立场。二、仅五十年的日帝殖民统治包括其“国语”政策的推广，并没有形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所谓语言“公共空间”，因为在殖民主义残酷统治之下不可能出现哈氏所定义的“独立于国家机构和家庭私领域的”“对于公权力的批判”的“公共空间”，更何况在公领域之外是一片汉方言闽南语和客家语的汪洋大海。藤井把日语“国语”和北京国语等量齐观是不知日本对台湾殖民历史罪恶的暴论。三、在战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中，岛内外作家均强调“台湾和台湾文学是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种对台湾文学的历史属性和民族认同上的共识，说明所谓殖民地“现代化”与国民党恶政之间的矛盾造成“台湾民族主义”萌芽的论点不能成立。
对于陈映真的严厉批评，藤井省三发表文章反唇相讥，但没有从正面回应殖民主义体制等重大问题。这促成了支持陈映真观点的松永正义也参与到论争中来。松永并没有否定藤井的所有论点，而是强调其过于简单化的叙述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一、所谓“日语标准语论”忽视了日据时代以前作为文字共同语的文言文之存在价值，对文言文或者汉字所承担的统合“我们”(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关注。同时，台湾政治上的抗日运动直接接受大陆五四运动的影响，其语言手段也来自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白话文，台湾近代文学便依靠白话文而形成，虽然缺乏学校教育这个环节。在殖民统治之下，被殖民者要用自己的语言乃至统治者的奴隶语言来追求与统治者不同的近代，藤井的问题在于只强调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制度建设而遮蔽了其他方面。二、所谓“日语读书市场成熟”论，其问题在于把在台日本人创作的文学与台湾人的文学等量齐观。一九三七年以后白话文文学和台语文学被封杀，在此前后出现了用日语创作的文坛。但我们在阅读被压抑社会的文学时必须注意写出来的文学之背后大多数作家的沉默。三、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构成一种重叠关系，最终并非相互对立的。两者决定性对立关系的形成是在冷战时期。我们思考台湾民族主义问题时必须把战前和战后放在一起。藤井的论点是在用台湾民族主义(日据所促成)来净化和免除日本殖民统治的罪责(《日本之于台湾的意义》)。
我认为，陈映真和松永正义的批评，除个别用语有过激或值得再斟酌之处外，基本上是在学术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他们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是从更广阔的学术政治的层面质疑藤井省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然而，藤井没有从正面回答两氏的质疑，反而在三篇反驳文章中言过其实地把这种批评视为对“东亚学术自由”的恐吓和压制，并将此与所谓共产党中国“压制言论自由”关联在一起。大陆中国过去有言论控制的不幸时代，今天也依然有言路不畅的问题，这是事实。我很尊重藤井省三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但是不能认同他将自己置于所谓西方自由世界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大陆中国的做法，因为这本身正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如果真正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深刻变化并历史地审视和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教训，那么无论怎样严厉的批判都不会落入所谓“自由世界”的傲慢与偏见的。如今论争已然过去，我们有必要拨开表面的意气之争，回到学术史和方法论，尤其注意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台湾文学研究界的变化，并在这样的变化中重新审视论争中出现的具有生产性的思想课题，有效地推动学术发展。

如果将尾崎秀树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的《决战下的台湾文学》视为日本战后台湾文学研究的起始，那么近五十年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直到八十年代末为止的前一阶段里，研究视野形成于“二战”以后世界性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大潮及其对二百年来殖民主义体制的普遍质疑这一背景，以若林正丈、松永正义为代表的研究者从反省日本帝国殖民历史的立场出发，将台湾的近代史和文学视为大陆中国近代化和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嫡系，且在压迫与抵抗的殖民历史下生成发展而来。但自九十年代初期始，上述研究格局明显地出现了变化，开始进入多元发展的阶段。以一九九五年《苏醒的台湾文学》、《台湾的日语文学》和一九九八年《台湾文学百年》等著作的出版为标志，研究大大地跨出了原有的方法论架构和学术政治立场，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所谓“日语文学”和“国语”(宗主国日语)制度的研究成为主要焦点，殖民主义批判和对被压迫民族之反抗斗争的关注让位于更为“学术”的制度、文化、媒体、市场等研究。同时，台湾作为独立于大陆中国的地域空间其独自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成过程，成为讨论的重要课题。
上述方法论视角的变化与九十年代的学术、文化、政治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引发了新一轮民族国家理论研究的兴盛，其中，将民族属性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强调近代出版资本主义的发达推动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想象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等观点，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把文学视为媒体和意识形态分析对象的文化研究也盛行一时。其次，国际上东西冷战格局的解体与日本国内昭和时代的终结相重叠，使战后四十年来日美同盟体制下被封存的殖民战争问题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这种状况下，台湾问题被置于和六十年代以来完全不同的文化政治语境之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动，从政党政治到一般的国民层面出现了普遍的保守化倾向。新编历史教科书、历史修正主义乃至靖国神社等问题，便是草根社会与一些精英阶层在民粹主义情绪膨胀下要求重述近代“历史”以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反映。第三，台湾岛内政治格局在九十年代发生剧烈变动，日据时代的历史成为独立派批判国民党政权，推动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操作的资源。而岛内这种历史重估论与日本内部的右翼思想不谋而合(如司马辽太郎、小林善纪等)，使如何评价殖民历史的问题成为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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