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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历史的叙述与文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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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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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作为生长于殖民地台湾、经历了太平洋战争全过程的日本人，在六十年代初参与竹内好主持的名为“战时下的文学”的共同研究时，首先是把十五年战争视为日本近代化所孕育的一个恶果，并依据自己的殖民地切身体验来反抗战后日本对战争时代文学的忘却、否定和篡改，从反省历史的立场出发开始殖民地文学研究的(《近代文学的伤痕》后记)。特别是通过对杨逵、吕赫若、龙瑛宗等用日文写作的台湾作家之考察，尾崎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方法论视
角：“无论在台湾还是在朝鲜的殖民地文学中，都承载着对殖民地统治从抵抗到屈从的姿身。而且，不是用自己的语言而是用殖民统治国的语言才能表达——或者被强制如此——的状况中，蕴含着殖民地文学的重大问题。”尾崎之外，还有以戴国辉为代表的旅日台湾人学者开拓台湾史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应忘记。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台湾与台湾人》明确地建立起这样一种台湾史观：台湾历史的主体性在于台湾人本身，台湾人不是日本人，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是被支配民族。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或许有一些建设，但那是为了统治当局而非台湾人民。
以上传统，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台湾研究学术发展的主要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松永正义于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他最近结集出版的《台湾文学的丰富性》和即将刊行的《台湾文学的复杂性》两部论文集就代表了其业绩。松永在从事研究的起点上，首先确立了在“日本与亚洲关系”中考察中日关系乃至其原点台湾殖民地化问题的方法论视角。而戴国辉经常讲述的日据时代语言同化政策造成战后台湾人在语言转换上的苦恼，给松永留下深刻印象，使他在从事研究之初，便牢固确立起对殖民地统治之语言制度的批判立场。八十年代，松永在整体把握台湾文学的历史和个性的基础上，对诗人陈映真和“乡土文学论争”做了深入考察。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也开始关注台湾的日语文学和“国语”问题，尤其注意将光复后国民党的“国语”政策与七十年代民主化运动和八十年代以后台湾意识高扬的问题联系起来。他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运动由旅美台湾留学生发起，与世界范围内的六十年代革命有其关联。但是，进入八十年代后的台湾化即台湾意识开始高涨，形成了与七十年代不同的运动结构：民主化同时促成了台湾意识的觉醒，而台湾意识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化。就是说，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台湾意识其起源并非在于日据时代的“国语”共同体的形成。
藤井省三的学术研究也是起步于八十年代，其主要对象为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自九十年代开始涉足台湾文学，虽属半路出家，但十余年来致力于运用新方法，成果便是那本引起争论的《台湾文学百年》。与此同时，他积极推动有关台湾文学的国际研讨会的召开，成为九十年代新潮学术影响下台湾文学研究一时热潮兴起的代表之一。藤井的研究一开始就试图在尾崎秀树的传统之外另辟新路，因此，也与松永正义的台湾文学研究多有立场方法上的不同。他承认《决战下的台湾文学》“坦率地正视日本殖民地统治带给台湾人民的伤痕”而有历史意义，但对“压迫—抵抗、压迫—屈服的两项对立主轴”不以为然，要“另外从战时下台湾日语文学所形成的台湾人主体性这一个视点来重新评价”。就是说，通过引入文化研究、语言民族主义等理论，强调日据时代“国语”(殖民地宗主国日语)的推广“形成以台湾皇民文学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由此追寻台湾文学独立于大陆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台湾本土意识产生的原因。如前所述，这里直接涉及到如何对近代殖民主义体制进行“价值判断”，如何在特殊而缠绕的东亚近代史语境下叙述历史，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理论及学术背后的文化政治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松永正义最近在回顾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日本战后台湾认识的历史时，指出了三个重大的缺失。一、战后复兴之际为了抹消帝国记忆，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去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的问题，而日本放弃殖民地不是殖民地人民斗争的结果，而是随着战败自动放弃的，由此使日本失去了直接面对和解决殖民统治问题的契机。二、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研究一直被视为禁区，因而造成了研究的滞后。三、新闻报道中冷战和七十年代的台湾是一个空白。这导致了八十年代以后的日本研究者把八十年代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扬与日据时代台湾人的台湾意识直接联系起来的偏颇认识(《思考台湾问题的困难之处》)。上述分析告诉我们，今天日本学者在研究台湾文学，特别是用文化研究、民族国家理论等处理殖民地历史时，不能以单纯超然的学术姿态进行，需要重新认识殖民历史的暴力性，承担学术研究应有的伦理政治责任。
而借鉴源自西方的理论方法，首先要剔除其普世主义的结构性弊端，结合研究对象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例如，以西方人眼光考察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兴起”的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是以印尼为“个案”分析对象的，它在抽取出颇有价值的有关“民族主义”理论模型的同时，淡化了其中隐含的权力关系，甚至放弃了应有的对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批判。《想象的共同体》的“导论”是这样定义“民族主义”的：“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者，有人会倾向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这些建构之所以在十八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纳。”
张旭东曾对安德森上述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提出过质疑。他认为，把关于民族、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问题放置在“文化人造物”的范围内，也就潜在的把这个问题抽离了作为当地的始源和谱系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一旦在“文化”和“人造物”上赋予西方以绝对的支配权，用审美的术语来审视这些问题，就已经是一种政治性行为了。不管是否被充分地意识到，这剥夺了当地的需要和理想——它们是物质的和政治的，而非安德森所谓的“情感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瑕疵就在于它对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探讨远不够彻底，而这既构成了第三世界的民族、民族特性和民族主义理念的历史形成，也构成了重新建构它们的策略(《批评的踪迹》)。就是说，安德森的理论模型从“个案”分析出发，最终指向对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各种民族主义的批判，其中从特殊到整体的普世主义理论追求依稀可见。普世理论的成立往往以牺牲“特殊性”为代价，极容易造成抹消本地历史复杂性的后果，从而遮蔽深层的压迫与抵抗的权力关系。结果，用心良苦的民族主义批判却导致了对殖民主义的反思的忽视。而在考察与印尼的历史政治语境大不相同的台湾日据时代的文学时，如果简单挪用“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就很有可能产生同样的以普世理论牺牲“特殊性”的后果。
又比如，“文明同化作用”论。这并非什么新鲜货色，它与日本战前的“东亚论”话语叙述有暗合重叠的地方。已有日本学者指出，黑格尔“停滞的亚洲”特别是其中文明史论上的“西洋与东洋”、“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影响及于日本的“东洋学”和“东亚论”，成为将自己规定为“文明国”而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域规定为于文明边境之外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思考依据。更重要的是，战前日本的“东亚论”话语叙述，在结构和逻辑思路上都与日本帝国对亚洲的殖民地经营以及一些日本国民对时局的认识相一致：把在中国大陆和东亚推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行为理解为是将其从停滞性中解放出来，从而走向文明化的必经之路(子安宣邦：《东亚论》)。如今，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但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却远远没有被清除，它依然是强者和霸权国家横行霸道的理论逻辑之一。所谓“文明同化作用”论并非中性的概念工具，在使用它之前需要首先剔除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性。
当然，藤井省三的研究与小林善纪的《台湾论》有意识抹消殖民统治的罪恶不同。然而，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和政治意识的淡化确实容易走向历史批判的反面。如果没有对安德森理论中的症结进行必要的处理，没有体察到“文明同化作用”论话语背后隐含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欺瞒性，对“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理论暴力缺乏敏感，就容易造成以技术层面的制度、文化研究抹消压迫与反抗之历史记忆的后果。“文明同化作用”论乃是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理论核心和正当性逻辑依据。这个体系在“二战”结束之后兴起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已经遭到了世界性的普遍质疑。这应当是今天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文化政治基础。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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