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初，上海的电影文化是很政治化的，谁在甚么电影中出现受到很密切的关注。在这种不稳定的城市气氛中，李香兰仗着她美丽的歌声而突然走红。她是传奇性的神秘人物，无论是对日本统治者还是中国观众来说，她的国籍都是很敏感的政治秘密。斯蒂芬森（Shelley Stephenson）的〈她无处不在：上海、李香兰和大东亚电影圈〉，分析了关于这位在满州国出生，在中国受教育的日本影星怎么隐藏她的日籍身份，以中国人面目出现的媒体报导。斯蒂芬森指出，在上海电影杂志中捧红李香兰的策略与从无到有的「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的推捧过程是很相似的。这是一个明星话语有助于泛亚洲政治的例子，所以李香兰现象本身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文化侵略模式。
本书第三部分的文章体现了身份问题是与民族、地域、传统密不可分的。萧讨论了以上三类概念与方言、大众道德观和电影审查制度的关系。苏指出了中国艺术家将这些概念在电影和音乐中呈现出来的一系列方式。斯蒂芬森则侧重这些概念是如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个人身份的多重性。在这个国家、文化和个人身份的相互摩擦中，概念的定义并不是固定的。民国时期上海电影和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产生于上海而不是中国其它城市，所以这些国家、民族文化和国籍就变得更复杂化了。上海人口的多种族、多地区成分，租界、跨国公司，以及上海与好莱坞、苏联、日本、香港、南亚及其间的文化交流，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电影的「身份问题」变得更明显。
五 电影、文化史和「心态史」（histoires des mentalités）
从以上的简要概述中可以看出，本书不能覆盖民国时期上海电影和城市文化的所有话题。在斯蒂芬森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沦陷区电影至今才开始被慎重地研究，战前与战后上海电影的复杂状况还有待理出头绪来。另一个还没得到充分研究的上海文化史的课题，是好莱坞对中国电影业的影响，虽然这方面文献资料不缺乏。举几个例子，1923年叶劲风编辑的《小说世界》，其中几期经常报导好莱坞电影，包括中文的电影简介和明星照。自1933年8月到1937年7月，天津的《北洋画报》出版了107期周刊性的《电影专刊》，经常报导西方电影的消息。30年代中期，国家电影检查委员会的电影检查报告列出所有批准公映的电影，大多数是好莱坞作品，但也有大约60部在1931-34年被禁的国产片。40年代初一些流行杂志，像顾冷观的《上海生活》，刊登一系列由百老汇戏剧改编的电影与好莱坞1941-42年的制片计划。40年代后期，《电影杂志》半月刊用主要篇幅来报导好莱坞消息，并辟有像「影星标准译名」和「外国电影在上海」之类的专栏，按制作公司的顺序列出好莱坞电影的中英片名。
苏联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可能不像好莱坞那么直接，因而也就很难估计。然而，它对30年代左翼影评的影响就很显然，因为从那时候起，苏联电影理论的翻译就开始影响年轻一代的评论家。关于民国期间上海电影的更多资料可以从那些名导演、剧作家、演员的大量传记中收集到，而这些个体经验的叙述往往是被标准的电影史所排斥的。如果光论正规的出版物，1927年的《中华影业年鉴》可能是最早的全书，它涵盖了电影业各个方面。想要继续探索与民国时期上海电影与文化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另外一些文化形式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像摄影、画报、漫画、报纸、电台和其它大众的媒体。
显而易见，电影和印刷文化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焦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探索这些印刷物以外或银幕画面背后的隐藏层面，在这个层面中，政治观念、大众观点和私人幻象交汇成一个表面无法察觉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尽管它们之间还是有互相排斥的一面。在本文的开始，我用「知识考古学」这个术语来描述如何寻找电影与城市文化的文献来源以及分析它们在民国上海背景下话语的形成方式和功能。在这个结语部分，我将把我们的努力与目前文化史研究的关系联系起来。
夏提亚（Roger Chartier）指出一种理解文化史的方法：首先，「文化史必须是对再现过程的分析」；其次，「它必须被理解为是为意义构建过程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他运用了再现、实践、引用三个关键性概念。他建议「文化史的目标是对社会再现主题及构型（configuration）的理解，这种构型和主题使社会人在交际过程中把他们的立场和兴趣无意识地显露出来，这些构型和主题也描述了当时社会人所理解的或所希望见到的一种社会」。一种新的文化史必须触及社会的下意识层面（或集体无意识），一个远离表层化的社会现象的层面4。既然如此，在历史研究中，有意义的不再是个体的再现（即个体认为社会是这样或应该是这样），而是与思想系统与信仰吻合的结构和主题。这种结构和主题往往在翻天覆地的政治和经济的变迁中还继续存在。
勒戈夫（Jacques Le Goff）使用「心态」（mentalit^这个术语来指「一种超历史的东西」。对他来说，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结构，而个体并不一定意识到这种结构，因为它显示了他们思想中非个体的内容。为了剖析这个心态，勒戈夫指出历史研究中的两个阶段：首先，分辨出「考古心理学」的不同层面和碎片；其次，分析「心理组织系统」如何以特定的方式使艺术品或文献系列化。尽管他说心态史的细节不在于它的资料而在它的方法，他还是列举了文学和艺术品（因为「它们不是客观的现象而是客观现象的再现」），大众媒介（因为他们是心态系列化并得以体现的主要载体），和那些社会倾向和行为的边缘的或失控的方面，这些方面间接让我们知道了当时主流或中心心态是甚么5。
夏提亚和勒戈夫的见解与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对电影历史的反省很相似。克拉考尔说：「电影所反映的不是显而易见的见解，而是心理倾向──那些集体意识很深层面、意识层面以下的那些东西。」6这些文化历史家的见解为我们目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说，本书采用的文献资料是细碎、不重要的，或至少是边缘的。不像五四运动或抗日战争这些巨大的历史事件，本书材料所关注的是民国上海社会的文化倾向和行为，这些倾向和行为并没有体现社会进化模式下的历史进步，而是体现了罕为人知的、很少被直接提到的而且经常是下意识的心态世界，一个信仰、象征、文化模式的世界。举例说，晚清知识分子的心态以色欲倾向和道德上的自狂为特色，不仅使明星、舞女、电影和出版物中的娼妓形象的再现带有这种倾向，而且促成了道德伦理剧这种艺术类型在文明戏和早期电影中的出现。这种心态的痕迹还出现于30年代的左翼作品中。如1935年的《船家女》中，有几个「艺术家」观赏女模特儿的性感躯体，他们以模仿法国艺术颓废风格来增加观赏乐趣。像这样的例子在民国上海的电影、文学、画报中处处可见。如果将它们综合起来看，作为总体中的一部分，它们显示了一定的行为模式、思想系统和心态结构，这些对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来说是很典型的。
而且，心态史的最大特点是，从长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些心态顽固地存在着。本书对民国上海电影和城市文化的重访，将鼓励我们再度思索在新的世纪末中国电影文化的变更。90年代，在香港、台湾和海外资本的支撑下，作为新的「海派」商业文化正在制造城市娱乐的新时尚（舞厅、KTV、迷你吧、摇滚音乐会、肥皂剧、轻色情杂志），在这个文化中，某些老上海心态再度出现，而影响也远远超越了它原先的地域边界。
更有意思的是，横扫一切的商业大潮已淹没了中国电影研究的象牙塔，而且根本改变了当代电影理论的方向。到90年代中期，已经有资深电影学者宣布，「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进而推论，「电影艺术不可能是个体化的艺术」，「电影制作中并不存在商业化和艺术创造间的矛盾」7。无独有偶，这种电影业向商业压力投降的现象已经重演过，尤其是20年代末和日据期间的戏曲片和武侠片的商业化倾向。90年代初，在重审30年代电影评论界的争论之后，一位老评论家提到上海电影发行公司的呼吁：「还电影作为娱乐商品的本来面目。」他为自己的文章取了一个极具讽刺性的标题──〈电影的「轮回」〉，暗示了中国电影在30-40年代的左翼电影和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的辉煌之后，又回到了10-20年代的贫乏起点8。事实上，90年代中国与20、30年代上海不可思议的相似性，一定会从此不断困扰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完成两种意图：重访丰富的中国文化史，并对新世纪的研究进行初步展望。
注释
1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1972).
2 赫马：《上海旧话》（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页49-50。
3 1925年包天笑作电影剧本《小朋友》和《空谷兰》，1926年周瘦鹃作《远金记》。
4 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1-14.
5 Jacques Le Goff and Pierre Nora, eds., Constructing the Past: Essays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7-69.
6 Siegfried Kracauer,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6.
7 绍牧君：〈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电影艺术》，1996年第2期，页4-5。
8 舒湮：〈电影的「轮回」〉，《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页7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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