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秀”不限于图写山川、摹写物色；“秀”的描写对象和表现方法是多样的，即所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即所谓“‘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物色》）；也就是《隐秀》篇所说的“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四象”、“方圆”即指秀——引者注）。因此，我们说，黄侃先生云：“或状物色，或附情理，皆可为秀”以及“故知叙事叙情，皆有秀语”等演绎，是符合刘勰的思想的。

　　(9)“秀”不等同于美，“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美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雕琢和工巧，而秀则与文学描写的内容和作家的气质才情密不可分，秀是一种富于独创性的非常个性化的文学语言或文学描写，即所谓“秀气成采”（《征圣》）。

　　(10)秀句有不同凡响、引人注目、引人入胜的美感效果，即所谓“动心惊耳，逸响笙匏。

　　在分别对“隐”和“秀”进行释义之后，本文接下来要分析“隐”和“秀”之间的关系，并进而阐释“隐秀”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美学内涵。

　　“隐”与“秀”在很多方面是对立或对举的，我们可列如下项目一一加以对照：

　　 隐 秀

　　隐是源头； 秀是支派；

　　隐是深潜（藏）珠玉的河水； 秀是河面或方或圆的波澜；

　　隐是茂盛的根须； 秀是颖峻的树叶（或花卉）；

　　隐是里； 秀是表；

　　隐是爻象之变互体； 秀是互体变爻而化成之四象；

　　隐是川渎之韫珠玉； 秀是珠玉潜水而澜表之方圆；

　　隐是隐意； 秀是丽言；

　　隐是胜篇； 秀是佳句；

　　隐是秘响旁通； 秀是动心惊耳；

　　隐是伏采潜发； 秀是英华曜树；

　　隐是情有余； 秀是物色尽；

　　……… ………

　　但是，“隐”与“秀”又是统一的。隐是秀的思想感情等方面的基础，秀是隐的内容的自然表现或流露。一方面是隐待秀而明，另一方面是秀依隐而深。倘若隐而乏秀，则流于晦涩、暗淡；秀而不隐，则流于轻绮、浮靡。因此，隐与秀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隐与秀是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之间实质上是意与言、情与采、情与景、内容与形式、体与用的关系。所以，隐秀决不是单一的柔性美（詹鍈）或含蓄美（缪俊杰）的风格，而是含蓄与明白的交织，是近景与远义的交融，是形象与哲理的合祷，是形似与神似的兼美，是实境与虚境的有机统一，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完美结合。可见，“隐秀”决非一个单纯的修辞问题，决不可把“隐秀”仅仅归结为语言辞藻一个方面，而应该结合“言”与“意”两个方面，从创作论的整体观来看待“隐秀”问题。“隐秀”是刘勰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内在规律的揭示，是对文学作品很高的美学追求。刘勰的“隐秀”论与他同时代的钟峰的“滋味”论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意境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隐秀论与比兴论有最直接的关系，易言之，隐秀论的提出，是与刘勰对比兴论的独特理解（即“比显而兴隐”）分不开的。因为比兴论是谈文学表现手法的，而不同的文学表现手法，自然会造成文学作品在言意关系上的不同风貌，造成文学作品修辞方面不同的艺术特色。

　　那么，“比兴”论与“隐秀”论有何具体联系呢？联系《文心雕龙·比兴篇》来看，刘勰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以下值得注意的看法：

　　1.刘勰认为，“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兴则环譬以托讽”，等等。可见，“兴”这种艺术手法往往是运用起兴、烘托、暗示、象征等手段来兴起感情或委婉托讽。“兴”的运用往往会产生隐意，造成隐篇。“比”则与此不同，“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等等。与“兴”相比，“比”带有更明确的理性色彩（刘勰对“比”的解释与汉儒不尽相同——引者注）。因此，“比”往往是以明显的、直言的方式来比附。在直言和明显这个意义上说，“比”的手法的运用，更容易造成生动的、鲜明、形象的佳句或者说秀句。

　　2.“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故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可见，“兴”是以小见大，举一反三。“兴”的手法的运用，往往使得文学作品具有深刻丰富的隐意，成为引人深思、余味无穷的胜篇。“比”则不同。“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比”偏于“写物”和“颺言”；并且，“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比”的对象和手段多种多样，“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因此导致秀丽、独拔、卓绝的秀句的产生，导致秀句的独创性、个性化和多样性。

　　3.在刘勰看来，自《诗经》（《风》《雅》）的作者直至屈宋，在“比兴”问题上都是不偏不废，斟酌用之，使二者相济相生，即所谓“《诗》文宏奥，包韫六义”，即所谓“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汉代古诗则兴象浑然，不可句摘，故“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可见，汉人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等方面的审美追求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汉代辞赋家则片面追求辞藻夸饰之美，即所谓“比体云物，纷纭杂𨔯，倍旧章矣”，其结果导致“兴义销亡”。六朝诗文更是一味“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显然，在刘勰的心目中，正是汉代辞赋家和六朝诗人的“弃兴用比”，造成了当时文坛的新奇、华丽、轻绮、浮靡之风，而缺乏深刻、深隐的思想感情内容。因此，欲纠六朝文学的偏颇和不足，必须向包括《诗经》在内的先秦儒家经典学习，学习他们委婉、曲折、深隐、辞约、义丰等创作特点，力求“比兴”相兼，有秀有隐。在这点上，刘勰与钟嵘的意见是一致的，即都主张兼用“比”、“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从而造成“物色尽而情有余”的隐秀美或滋味美。

四

　　“隐秀”论的提出，还与刘勰对文学史、尤其是对六朝文坛形势的估价密切相关（本文第三部分对此已有所涉及）。一方面，隐秀论是刘勰对前代优秀作家作品的成功艺术经验的总结，即所谓“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另一方面，“隐秀”论也是因不满于当时文坛存在的一些不良创作倾向、不良文风有感而发的，也就是如刘勰在《隐秀篇》残文所说的“或有晦涩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关于《隐秀》篇的写作针对性，清人刘熙载曾有非常精壁、非常准确的论述。刘熙载在《艺概》中曾指出过：“《文心雕龙》以‘隐秀’二字论文，推阐甚精，其云‘晦塞非隐，雕削非秀’，更为善防流弊。”刘氏所言极是！倘若结合《文心雕龙》其它篇章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里确有不少对六朝文学的批评性文字，而这些批评意见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把握《隐秀》篇的主旨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文心雕龙·练字》篇有这样一段议论：

　　“是以前汉小字，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暨乎后汉，小字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

　　这里的“隐”是字隐（即使用偏僻、冷僻、古奥的文字）所造成的，而非“隐秀”之隐，也就是刘勰在《隐秀》篇中所云“晦塞为深，虽奥非隐”。但“隐秀”论主要不是针对这种隐晦而发的，而是主要针对六朝时代片面追求形式美的文风而发的。后一类批评性意见在《文心雕龙》许多篇章中大量存在，比如：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丽采百字一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以上见于《明诗》篇）

　　“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浅，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通变》）

　　“自近代辞人，率有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返，则文体遂弊。”（《定势》）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情采》）

　　《比兴》篇也有几段批评近世文学的议论，本文第三部分论“隐秀”与“比兴”关系时已有引述，此处不重复。另外，《物色》篇亦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纪昀评曰：“此刻画之病，六朝多有。”可见，刘勰对六朝文学是多有不满的。（注：笔者写完本文之后，读到有论者说：“萧统、刘勰、钟嵘等人摇摆于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可谓通变派。他们既主张变，又反对变。在这几个人中间，萧统和刘勰的观点是一致的，钟嵘则独树一帜，……萧统和刘勰主张文章的辞彩和声律的变，而反对为文之基本宗旨的变：钟嵘则主张诗歌表现内容的变和语言的变，而反对诗歌声律的变”。“比较而言，萧统和刘勰的观点更近于复古派，而钟嵘则更近于新变派。”（见齐彩平《齐梁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86-87页）。该论者所言甚是，并可与本文的观点互相发明。）

　　综上所述，可一言蔽之，即晋宋文学可谓是“秀而乏隐”，故流于轻绮浮靡。要纠正这种“秀而不隐”的偏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古代的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学习，学习前人那种辞约义丰、举一反三、以小见大的、追求深隐的微言大义的优良文学传统，使“正末归本”（《宗经》），“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通变》），从而使隐意与秀句相济相成，达到言意之间、情采之间、情景之间、内容与形式之间等等的完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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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詹鍈《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A]．詹鍈《文心雕龙》的风格学[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周汝昌．《文心雕龙·隐秀》篇旧疑新议[J]．河北大学学报，1983,(2)．

　　[4] 詹鍈《文心雕龙》的“隐秀”论[J]．河北大学；1979，(4)；缪俊杰．文心雕龙美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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