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对文学创作心理的探讨注重其“动态性”和“过程性”，这就使他能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定性的动态描述，而注意到动量考查。《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诠赋篇》云：“原失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作家情志的产生，必与感物相关，但在感物过程中，“情”亦不是被动的，作家感物而吟志，睹物而兴情，都是积极的心理活动过程。《物色篇》说的则更明确了：“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可见在“物——情——辞”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心理活动贯穿始终。在《定势篇》中，刘勰更注意到了文学创作心理活动的趋势：“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这里的“势”是一种心理定势，是由情感生成体式，由体式形成定势，一旦这种心理定势形成，就会贯穿于文学创作过程始终，“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视，矢激如绳”。这种对文学创作过程心理活动的动量考查，打开了文学创作心理研究的新天地，给后人诸多启迪。

　　四、“虚静”——主体创造心境

　　对主体创造心境的考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开先河者当为庄子。庄子从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发展开来，提出了“唯道集虚”的主张，要以“心斋”、“坐忘”、“丧我”、“坐驰”、“虚己”、“物化”等心理体验，静观、内视外化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庄子认为在这种状态下才能达到“齐心以静”、“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最佳创作心境。荀子则提出了“虚壹而静”的主张，用来作为感悟“道”的方式：“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道？曰：虚壹而静。”[6]

　　刘勰的“虚静”论是为“文思”的形成而提出来的，“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神思》）。在刘勰看来，文思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将各种物象激活于作家的内宇宙中，让作家进行无限的想象与联想。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处于一种“虚静”状态中，摒弃一切杂念，排除一切干扰，“疏瀹五脏”，“澡雪精神”，使性情（五脏）疏通而不急躁，使主观偏见（精神）清洁而不妨碍认识，这样，作家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创造出上乘的文学作品来。“虚静”中的“虚”，是指竭力去掉主观偏见，使作家以客观的态度处理进入大脑的各种各样的物象，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先入为主的心理方式，从而可以深入地探寻物象的真谛；而“静”则是指内心的安宁平静，无任何干扰，无任何羁绊，达到心平如镜，意甚闲遐。只有在这种心境下，作家的文学创作才具有较高的成功率。因此，《养气篇》说：“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论什么事物，只有在它“静”下来的时候，才能看清它的全貌，抓住它的本质。

　　在这种“虚静”的心境下，作家就可以“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神思》），进行文章的全面构思活动。关于这四句，范文澜先生有一段极好的诠释：“此四句极有伦序。虚静之至，心乃空明。于是禀经酌纬，追骚稽史，贯穿百氏，泛滥众体，巨鼎细珠，莫非珍宝，然圣经之外，后世撰述每杂邪曲，宜斟酌于周孔之理，辨折于毫厘之间，才富而正，始称妙才，才既富矣，理既明矣，而理之蓄蕴，穷深极高，非浅测所得尽，故精积阅以穷其幽微。及其耳目有沿，将发辞令理潜胸臆，自然感应。若关键将塞而苦欲搜索，所谓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伤神劳情，岂复中用。”[2](P498)范老的评价极是，从中可以看出“虚静”心境在文学创作心理活动中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造成作家暂时的心理时空，使作家更好地把握物象，创造出最佳形象。

　　五、“各师成心”——主体个性心理

　　在刘勰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主体创作个性心理的研究是比较零散的，一些真知灼见往往散见于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还未形成完整、独立的理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对主体创作个性心理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首先，刘勰探讨了文学创作中作家文思的速度问题。文思的速度问题，不仅表现在写作上的快与慢问题，而且反映着深层的作家个性心理差异，同时，也有一个文体长短的问题。刘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作家文思的迟速与文体的长短联系起来，不是片面地强调文思的速度。《神思篇》云：“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每个人所具有的思维心理素质是不同的，文章体裁的长短不同，其所用的功夫也就会有所不同。扬雄、桓谭、王充、张衡、左思等作家，“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他们写作的时间长，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写的文章长，同时也是因为他们思考的速度太慢；而淮南王刘安、枚皋、曹植、王粲、阮禹、祢衡等作家，“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不仅如此，刘勰还进一步探讨了文思迟速的原因，而这原因，充分反映了作家心理素质的不同，“若夫俊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绕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刘勰真正从心理学的角度，认真考察了文思迟速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为难得。

　　对作家创作风格的探讨，也是刘勰探讨作家个性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文学创作心理学的解释：“创作个性的第一表现就是作家所写作品体现出来的风格，它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外现。”[7](P353-354)对此，刘勰与现代文学创作心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体性篇》中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也。”在刘勰看来，作家的创作个性，体现在才、气、学、习之中，而才、气、学、习的不同则是由作家的情性及习染所造成的，重视情性与习染对作家个性的作用，这是刘勰的过人之处。由于才、气、学、习的不同，造成了作家创作风格的不同，“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这里，刘勰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创作心理学观点：各师成心。“各师成心”即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创作个性心理进行创作活动，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是“其异如面”了。所以，刘勰说：“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谥；子云沉寂，故志隐面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这些作家的个性心理气质不同，其创作自然不同，这是“表里必符”的。“各师成心”一语出自庄子的《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刘勰用来解释主体创作个性心理，虽然这种解释还具有明显的描述性，但却充分表现了刘勰对主体创作个性心理的认识。

　　以上，笔者粗浅地论述了《文心雕龙》中的文学创作心理学思想。刘勰能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注意了创作主体的心理活动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心理的阐述比较成体系，涉及到了文学创作心理学诸多方面的问题，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心理学的典范著作。在这一领域深入探索，必将对我国现代文学创作心理学的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对于推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心理学的研究亦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5]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8．

　　[6]梁启雄．荀子简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7]许一青．文学创作心理学[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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