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市场

　　在90年代中国的文化风景线上，一个有趣的译名，或许可以成为解读这一时代的索引之一。随着诸多现代、后现代风格的摩天大楼于中国都市拔地而起，不断突破、改写着城市的天际线；诸多的大型商城、购物中心、专卖店、连锁店、仓储式商场，以及这些新的建筑群所终日吞吐的人流，无疑成了这一风景线上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此间，Plaza--这类集商城、超级市场、餐厅、连锁快餐店、健身馆、办公楼（今日之所谓"写字楼"）、宾馆、商务中心于一体的巨型建筑，或许提供了中国大都市国际化、或曰全球化的最佳例证。如何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命名这类新的空间、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中的种种"道具"，或许是每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诸多大问题背后的细枝末节之一。于是，在1995-96年前后，这类空间在借用人们熟悉的称谓"大厦"、"中心"之后，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与翻译：Plaza/"广场"。一时间，烟尘四起的建筑工地围墙上，"广场"的字样时可见之。作为一种"中国特色"，一如你会在一个偏远的县城中遇到一个被称为"中国大饭店"的小餐馆；继Plaza之为"广场"之后，形形色色的大型、或中型专卖店，亦开始称"广场"：诸如"电器广场"、或"时装广场"。而在93年前后，爆炸式地出现的数量浩繁的报纸周末版和消闲、娱乐型报刊，则同样以"广场"来命名种种时尚栏目。

　　来自西班牙语的Plaza，意为被重要建筑所环绕的圆形广场，而且有着城市中心的含义。在与资本主义文明同时兴起欧洲现代都市中，Plaza从一开始，便不仅有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且充当着城市的商业中心。而将巨型商城称为Plaza/"广场"，却有着欧洲-美国-亚洲发达国家、地区(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是香港）的语词旅行脉络。将类似建筑直译为广场，就所谓规范汉语而言，并非一个恰当的意译。但一如当代中国、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诸多例证，一个新的名称总是携带着新的希望，新的兴奋、甚或狂喜。于是"阳光广场"、"丰联广场"便成了一种远比"燕莎购物中心"更诱人的称谓。但这一个案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情形，它间或是90年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别有深义的症候。因为"广场"在现、当代中国史上，始终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

　　我们或许可以说，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记忆清单的必然组成部分，"广场"不仅指涉着一个现代空间，而且深且广地联系着"现代"与"革命"的记忆。毋庸赘言，正是爆发于天安门广场的"五四运动"成了中国现代史（当然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开端。而由五四到12·9，广场，准确地说，是天安门广场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舞台，联系着现代学生运动，指称着革命、进步、变革，指称着激情、正义、青春和血腥，指称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角色。而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天安门广场成了开国大典、阅兵式之所在，因而成了新中国及社会主义政权的象征，成了具有多重政治含义的能指：它指称着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指称着人民：消融了阶级、个体差异的巨大的群体。而1966-67年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则在广场--天安门广场这一特定的空间上，添加了集权与革命、膜拜与狂欢、极端权力与秩序的坍塌、青年学生的激情与对过剩权力的分享的冲突意义。我们间或忽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肇始是一场学生运动，至少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再次借助了学生运动的形式。当然，它之所以成立，是因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认可；因而成就了一场"禀父亲之名的轼父"狂欢。爆发于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上的4·5运动--事实上成了结束"文革"、结束"四人帮"政权的先导，则在搬演社会主义的经典样式：群众运动（以及不无荒诞的"诗歌运动"）的形式的同时，不期然恢复了现代社会的民主运动：广场和平示威的形式。这一形式，在1989达到了夸张而辉煌的极致。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为现代法国提供了自己的革命模式：城市起义、街垒战、人民临时政权；那么，五四运动则提供了现代中国的革命方式：以青年学生为先导，以广场运动为高潮，并以最终引发全社会、尤其是上海工人的参与而改写并载入历史。因此，广场，作为中国文化语境中特定的能指，联系着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革命"与政治的记忆；其自身便是"中国版"的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记录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实践。广场，在中国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着具有神圣感的天安门广场，当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于是，当Plaza被称之为"广场"的时候，便不仅是某种时髦的称谓，而在有意无意间显现了90年代中国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症候与其实践内容。

　　 挪用与遮蔽

　　或许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文化、尤其是新时期文化中，存在着某种"广场情结"。因此针对着这一多重编码的形象，类似的僭越与亵渎在80年代后期已悄然开始。在1987-88年间，广场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神圣的禁忌，便开始成为游戏和调侃的对象。1987年著名的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成功的商业电影《摇滚青年》中，出现了天安门红墙下的摇滚场景。在1988年（所谓"电影王朔年"）四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的影片便有两部出现了主人公在天安门广场上恶作剧的插曲1；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元旦联欢晚会上，彼时最受欢迎的相声演员姜昆的选目：一个关于"天安门广场改成农贸市场"的"谣言"，令观众大为开心；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内几乎被视为有趣的社会、政治预言。

　　如果说，80年代，类似"广场情结"尚且是一种被指认为抗衡性的政治姿态的通俗文化；而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毛泽东热、文革热、政治怀旧潮，则在对昔日禁忌、神圣、意识形态的消费中，构成了复杂的政治情绪的发露2；那么，在90年代前半期，它在消费、消解昔日意识形态的同时，成功地充当着一架特殊的文化浮桥，将政治禁忌与创伤记忆转换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因此，Plaza--商城、商业中心被名之为"广场"，便不仅是一种政治性的僭越，而且更接近与一次置换与挪用。我们知道，一次不"恰当"的挪用，固然包含着对被挪用者冒犯与僭越；但它同时可能成为对挪用对象的借重与仿同。如果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上，天安门广场曾在"中国中心"想象里，被指认"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的心脏"；那么，高速公路、连锁店、摩天大楼、大型商城、奢华消费的人流，则以一幅典型的世界无名大都市的图画，成就着全球一体化的景观，成就着所谓"后工业社会"特有的"高速公路两侧的快餐店风景"。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经历着再一次的"遭遇世界"。这一悲喜剧式的遭遇，一度有力地碎裂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革命中心的想象。于是，作为一次新的合法化论证，在对毛泽东"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论述的有效挪用中，中国似乎开始接受自己在的（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中"滞后的现实"，开始承认置身于（西方中心的）世界边缘位置。但在整个80年代，最为有效而有力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即，官方政治策略（宏观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实用主义）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历史图谋达成深刻共识之处，则是"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历史进步战胜历史循环"，"现代文明战胜东方愚昧"，"朝向蔚兰色文明"，"地球村与中国的球籍问题"。类似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无疑将中国对自身边缘位置的接受，定义为朝向世界中心、突破中心并终有一天取而代之的伟大进军。尽管此间经历了80年代终结处的痛楚、深刻的挫败，但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转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曰全球化、商业化，或简捷而直接地称之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陡然由潜流奔涌而出。中国社会"一夜"间，再度由沉寂而市声鼎沸。似乎是"历史规律"不可抗拒的明证。于是，以Plaza、购物中心、商城作为昔日之广场的替代物，便是似乎成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逻辑结果。似乎昔日"广场"是指称现代空间的恰当能指；今日"广场"则是后现代社会莅临中国的最好案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广场"这一特定能指的挪用，是一次遮蔽中的暴露；它似乎在明确地告知一个革命时代的过去，一个消费时代的降临。仿佛我们所亲历的，如果尚不是一个后现代社会，那么它至少是一个后革命的时代。在此，有两个颇为有趣的例证。1996年，作为一次经典的官方政治教育"活动"（而事实上，是又一次消费昔日禁忌、革命记忆与意识形态的行为），有关机构举办了大型图片、实物展览：《红岩》。展览所呈现的本是现代中国史上黑暗、酷烈的一幕：它揭露了在"中美合作所"--美国CIA与国民党当局的情报机构辖下的两所监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中的暴行。在这里，国民党当局秘密囚禁共产党人及形形色色政治异见者，对其施以酷刑，处以杀戮；并在1949年撤离大陆前集体灭绝了狱中的囚犯。60年代，亲历者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藉此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红岩》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3，不仅成为60年代中国文化的代表，而且无疑是革命文化的经典之作。它指称着伟大而圣洁的共产主义精神，指称着共产党人不可摧毁、永难毁灭的信仰与意志。对于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说来，它赫然端居于人们的记忆清单之中，它至少在二十年、乃至更长的岁月中成为最感人且迷人的意识形态镜象与英雄范式。因此它也是八九十年代之交政治波普们戏仿和亵渎的对象之一。90年代，小说《红岩》再次被教育机构指定为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读物"，电影《烈火中永生》亦列入"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名单之中。然而，这同一主题的展览，似乎同样是强化昔日意识形态的行为，但它更为突出且成功地成了出资并承办这一展览的企业"富贵花开公司"的商业广告行为。于是，比"红岩"更为响亮的，是"富贵花开"公司的广告词："让烈士的鲜血浇灌富贵花开"。在此，笔者毋需赘言"富贵花开"作为典型的"旧中国"、阶级社会与市民文化的向往，与革命烈士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图景间存在着怎样巨大的裂痕；但和政治波普的有意识戏仿不同，它与其说是对并置且对立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不谐的展示，不如说是一次（尽管不一定成功）的置换与缝合。共产主义前景、社会主义实践被全球化景观、小康社会的未来、更为富有且舒适的"现世"（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生活所取代。一如五六十年代最响亮的口号"艰苦奋斗、勤检建国"，在90年代的公益广告上，被叠印在航拍的、为摩天大楼和立交桥所充满都市底景之上；一如可口可乐公司的驻中国机构，确乎以五、六十年代劳动模范奖状为范本，设计了对自己公司职员的奖励标志。

　　另一个例子或许更为"直观"而清晰。那是1996-1997年间矗立在北京老城的主干道长安街中心地段的巨幅广告，三棱柱形的活动翻板不间断地依次变换、展示着三幅画面。其中之一是一幅政治性的公益广告：在饱满的红色衬底上，白色的等线体字样书写着："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而出现的则是连续两幅不同设计、但同样画面华丽、色调迷人的"轩尼诗（Hennessy）X.O"的广告4。我们间或可以将其视为一处呈现90年代文化冲突的空间：公益广告所采取的经典社会主义宣传品的形式，及其内容所昭示当代中国作为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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