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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智慧现代应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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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书写

时间:2009-8-8 16:45:48  来源:不详
者"、"社会进步"。因此,在93-95年间,陡然迸发、释放出的物欲与拜金狂热,不仅必然携带着社会性生存与身份焦虑,而且在对激增的欲望指数、生存压力的表达中混杂着的无名的敌意与仇恨。于笔者看来,后者所针对着的显然是社会的分配不均(当然包括着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与贫富分化--社会主义时代毕竟是当代中国最切近的历史遗产。然而,一种比政治禁忌更为强大的的"共识"与"默契",使人们拒绝指认并讨论类似亲历中的社会现实。似乎指认阶级、探讨平等,便意味着拒绝改革开放,要求历史"倒退";便意味着拒绝"民主"、侵犯"自由"。甚至最朴素的社会平等理想亦被拒绝或改写--售房广告云:"东环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人杰俱欢颜";对照一下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便一切尽在不言之中11。于是,尽管"不可见"的阶级现实触目可观,比比皆是;但它却作为一个匿名的事实,隐身于社会生活之中。如果说,那份巨大而无名的敌意与仇恨必须得到发露;那么,人们宁肯赋予它别一指认与称谓,人们宁愿接受它来自某个外在的敌人,而非内在威胁。因此,1996年,中国文化舞台上引人注目的演出:民族主义的快速升温(以《中国可以说不》为肇始),尽管无疑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成因,但成功地命名并转移充塞着中国社会的"无名仇恨",却显然是其深刻而内在的动因之一。一个重要的相关事实,是96年以后,极为有限的出现在传媒之中的、关于资方残酷剥削、虐待工人的报道,都无例外地涉及"外商"的恶行。此间,一个微妙的种族叙事策略,决定类似报到中的"外商"又大多来自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日商、韩商、台商、港商;至少是欧美商家的中国代理或华裔人士12。于是在有关报道及社会反馈中,阶级矛盾便被成功地转换为民族(至少是地域)冲突。

   阶级的"修辞"

  但1996年以降,迷人的"广场"风景,已无法成功有效地遮蔽阶级分化的社会图景。1997年夏,袭击北京的百年未遇的酷暑,在不期然间,如同一种特定的"舞台"效应,揭破了那道由"富裕、快乐的消费者"所构成的迷人风景。在最初的"段落"中,持续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似乎使消费景观更为热烈:各大商场、电器行、专卖店,各类品牌的空调机销售一空;但继而,是不堪重负的城市供电系统频频断电;显露而出的,并非"后现代"的逍遥惬意,相反是一份第三世界的生存处境。更为有趣的,是以豪华富丽、"国际接轨"为特征的大商场、商城、"广场"上出现了异样风景:每晚"七点一过",商场内便水泄不通,附近居民"穿着拖鞋,睡衣,摇着扇子,拿着板凳","一家子一家子"地来到商场。来者不仅并非奢华的购物者,甚至不是来"逛商场"、拜物;他们仅仅是来"分享"商场内充足了冷气--那无疑是消费不起空调的下层市民13。这或许是别一番第三世界奇观,酷暑仿佛不经意间错按了旋转舞台的机关,将不宜示人的后台展现在"观众"面前。事实上,如果说消费主义成了90年代中国最有力的书写之手;那么也正是消费的可能与方式清晰划定了不同阶级、阶层的活动空间。比"广场"、购物中心更为普遍而火爆的,是建筑在居民区之内的"仓储式商店"和形形色色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果说在发达国家,所谓"仓储式商店"原本与郊区别墅、高速公路、私人轿车相伴生;那么,在这里,它却是廉价便民商店的代名词。于是,提着沉重的购物袋步行或搭乘公共汽车的购物者便成为中国都市人流中的别一点缀。而尽管人人皆知所谓"小商品批发市场"是种种假冒、乃至伪劣产品的发售、集散地,但它极为低廉的价格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群。在"正常"情况下,市内"仓储式商店"与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消费者并不光顾"广场"一类的"购物天堂",至少绝非那里的常客。只是不期而至的酷暑颠覆了这井然有序的社会层次。

  不仅如此。伴随着"大、中型企业的转轨"--企业破产、兼并,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至所有制阶段:变"国营"为"国有",并全面股份制化,使得失业、下岗人数持续增长。而失业/保险体系极度不健全,确乎使失业、下岗工人面临着饥饿的威胁14;而在社会主义体"单位制"(生老病死有依靠,而绝无失业之虞)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确乎完全缺乏应对类似变迁的心理机制。于是,这庞大的、并且在继续增长着的失业大军,不仅成为90年代中国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在多方面成了难于彻底消除的隐患。犹如被撕裂的迷人景片,这一严酷的社会事实开始不"和谐"地出现为豪华生活、优雅趣味所充满的大众传媒之上。在不无"忧虑"的"中国大学生高消费"的讨论之畔,是关于呼吁救助衣食不全的高校"特困生"的报道15;在关于"富裕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亚洲新一代"(他们青春期反抗的语言是:"他们老以为我还是吃麦当劳的年龄!我已经该吃必胜客了!")的写真近旁16,是"希望工程"与失学儿童令人心碎的故事。甚至在同一版面、平行的位置,刊载着《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都市居民消费信心在上升》和《再就业为何这样难--来自北京市下岗女工的调查报告》17。

  然而,这凸现而出的阶级事实,并未使真正使中国知识界动容。迄今为止,除极少数人文、社会学者之外,中国知识界始终没有人真正面对中国的阶级分化的现实发言。这与其说是出自某种政治的禁忌和文化的误区,不如说它确乎出自某种拒绝反思、"告别革命"的立场选择。因此,对这一拒绝以阶级命名的、阶级分化的现实描述,便由"官方说法"和"大众传媒"来承担。如果说,80年代对类似现实的修辞:改革的"阵痛"、历史的"代价"与进步的"过程"等等,已不足以有效地阐释/遮蔽这突出的社会困境;那么,90年代新的修辞方式则是更加冷漠而脆弱的。1996年以降,开始在频频出现在传媒之上的、关于失业/下岗工人的报导、讨论,连篇累牍地将再就业的困境解释为失业者自身的"观念转变"问题、"素质"问题、"缺乏专业技能"问题。类似讨论,全然无视原有体制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的缺席),无视工人群体从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主人公,朝向经济与文化的社会底层的坠落、乃至难以生存的现实,无视在失业/再就业过程中,公然而赤裸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或许可以说,正是类似讨论实践着意识形态合法化的过程,它不仅潜在地将失业工人指认为"公平竞争"中"合理的劣汰者";而且将他们无法成功地再就业的事实,归之于他们自身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失业/下岗工人确实在城市内部为迅速进入的跨国资本和中国的新富阶层提供了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那么,没有人论及他们可能面临的低廉工资、高强度劳动,及权益与福利难获保障的残酷现实。在此,且不论那些年逾四十,便无雇主问津者。此间的另一种修辞方式,或许更为"荒诞":即关于失业、下岗工人的报导成了泡沫经济奇迹的最佳例证18。在这些例子中,某些本份的普通工人,一经下岗并"转变观念",便抓住了"机遇",陡然"劳动"致富。在这些故事里,失业/下岗成了天赐良机。

  如果说,类似"修辞"尚不能完全成功地遮蔽、转移阶级分化的社会现实;那么,从1996年起,迅速改观了电视剧与部分文学作品的趋向的"现实主义骑马归来",则是作为另一种相对有效的社会"修辞"方式,在触摸这一阶级现实的同时,成功地为阶级分化的现实改换"名称",填充或抹去此间的纵横交错的意识形态裂隙,将其组织到另一幅想象性的图景中去。

  1995年底,似乎是一个不期然的转变,在电视连续剧的舞台上,白领、商战故事的狂潮悄然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情节剧,而且是颇具中国通俗文化传统的"苦情戏"。换言之,是穷人的故事取代了新富的传奇;已在80年代退出了时代底景的大杂院、新工房(老式公寓楼)再度出场,替换了"广场"风景。其中收视率最高、并且再度成为街谈巷议之资的,是两部家庭苦情戏《咱爸咱妈》(1996年)和《儿女情长》(1997年)。不约而同地,两部电视连续剧都以老工人的父亲突然患不治之症病倒,他们原来服务的工厂无力提供医疗所必需的费用为核心情节,结构起一幕温馨苦涩的父/母慈子孝、手足情深的多子女家庭情节剧。在底层家庭、医院病床的场景中,不再为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体制所庇护、生存日渐艰辛的底层生活场景显影而出:老人、尤其是工人的境遇问题、高昂的医疗费用问题、下岗女工问题、公开或隐晦的阶级歧视问题……。然而,这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触摸,不如说是情节剧式的遮蔽。因为,在这两部连续剧中,阶级分化的尖锐现实、以及下层社会的苦难,被转移为传统中国的血缘亲情、家庭伦理命题;原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人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社会主义全民福利制度的坍塌,在故事情境中不再呈现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相反成了一个特殊的"机遇",用以展现"血比水浓"的亲情;成了验证、复活中国传统孝悌之道的极好舞台。于是,在类似电视剧中,中国式的三代、四代同"堂"的血缘(而非核心)家庭再度浮现,充当着涉渡"苦海"的一叶小舟。其中更为有趣的是上海电视台摄制的《儿女情长》。电视连续剧的核心情节,是严重脑溢血的父亲和身患癌症的母亲,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持家庭人口数,以便在城市改建、旧房搬迁的机会中,为孩子们赢得更多的住房。于是,下层社会的获救愿望仍有待于"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但如果说,底层老人的砥犊之情,终于使孩子们赢得了宽敞的新居;那么真正使这个家庭面临的复杂困境获得解决、将这个家庭救离苦海的,却是出自一位新富的"善行":这位"大款"爱上了家中身为单亲母亲的长女。在历经商海沉浮、人情冷暖、两性游戏之后,"大款"懂得自己所需要的是一个善良、朴素、年龄相仿、宜家宜室的女人;于是,他昔日的学校"同桌"、今日的中年下岗女工幸运"入选"。"大款"小小不言的慷慨相助,便使这个家庭的问题烟消云散:开出租车的幼子得以用钱摆脱了贪婪、无耻、不贞的妻子,另结良缘;次子惨淡经营的小小书摊有了资金保障;工厂下岗、靠打扫公共厕所为生的长女和幼子的新妇--地位低微的街道清扫女成了豪华街道上的花店女主人。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故事中一组相关的人物命运,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矛盾表述:家中幼子的前妻攀附港商而去,意味着金钱的诱惑和可悲的堕落;而长女与"改邪归正"的大款"喜结良缘",则指称着古老美德对金钱的胜利。当然,不再是社会、阶级,而是家庭--血缘家庭成了我们必需的归属之所在;但真正提供拯救的,却只能是金钱及可望不可求的富人的"慷慨解囊"。

  以另一角度触动并消解这一现实的,是被称之为"文学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系列小说出现。以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分享艰难》为开端,以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年前年后》、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为代表作;而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张宏森的《车间主任》19作为类似作品可以成功流行的例证。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来,正是这类作品,为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再度携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与特定的空间。后两部长篇小说本身,便是作者依据自己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本改写的另一小说版。所谓"现实主义"之说,显然得自于这些小说大胆触及了此前完全无名、不予揭示的"社会阴暗面":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举步艰难,工人面临的生存困境,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农民遭到的层层勒索。然而,颇为有趣的是,类似小说同时确乎是社会主义主流艺术--工农兵文艺再现,或者说它是经过商业化改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因此它更接近于情节剧,而且同样带有苦情戏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呈现在故事中的,并非一个家庭,而是一座"大厂",一个城市或城镇,一处乡村;灾难也并非降落于一个女人,或不仅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社群。其中苦难和拯救的主题无疑非常突出。如果说,苦难的主题是直接而具体的;那么,拯救的给出则含混和暧昧得多。如果说,类似作品并不能成功地给出有效的社会解决方案;那么,它至少将破碎、冲突的现实陈述与意识形态话语重组为一幅完整的"想象性图景"。有趣之处在于,在类似的小说中,阶级、阶级分化的现实转化为"好人"和"坏人"、"富人"与"穷人"的修辞方式;其中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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