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全球化而必然走向衰落，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怀古倾向却极有可能导致文化传统的衰萎。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仍是现代性的建构和培育。应彻底抛弃“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古今中外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造，会通中西，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构建起先进的本土文化。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文化；文化同质化；文化现代化；会通中西

     从一般意义上说，全球化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相通化过程，它首先表现为经济领域和物质生活的全球化，其意义在于人类不断超越空间障碍和思想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多的共识与合作。没有人否认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文化交流频繁和密集的现实，也没有人否认全球化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同时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更不可高估。
    一、回应全球化挑战：从传统的固守到开放的竞争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并在信息技术全球化基础上形成了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然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隐忧也是值得深入关注的焦点问题。全球化对世界各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影响绝不能概而论之为文化的同一性或同质化，而是一种由经济全球化过程所决定的、以文化传播技术为媒介的、以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上的大规模交流与互动为内涵的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面对全球化浪潮，人类社会广为认可的观念、意识会明显增强，而各民族国家世代延续的一些习惯和风俗会在一种全新的、更宽广的眼光与视角下受到审视，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汤林森所说的那样：“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1]全球化中的世界文化，会有新陈代谢，但这决不意味着文化的趋同甚至单一化，更不可能出现某些人所担心的西方化或美国化，因为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交流是互动型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只能是：各种文化在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前形势下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商品——比如好莱坞电影和迪斯尼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暂时的强势地位，但是那种基于意识形态斗争之上的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美国生活方式”或西方文化模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完全是一厢情愿和行不通的。外来文化的势头再猛、冲击再大，都不可能湮灭本民族的文化，相反，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反倒有可能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得以汲取新的养分，综合创新，进而实现新的辉煌。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意识到全球化并不是万能药，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全球化话语中也同样隐藏着危险和悖论。现在，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放任文化市场、坐视文化的平面化和看似多样其实基本美国化，最终将削弱本民族的文化价值、阻碍族群精神的自然发展，一旦酿成恶果就不堪设想。身处如此严重的挑战式的全球化中,捍卫民族文化特性也是不容掉以轻心的，但捍卫民族文化决不意味着要导向“民族主义化”的自我孤立和文化自大。借助跨国公司在生产营销中提出的方案“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2]，变全球化与本土化间的对立倾向为平等对话，展现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中的正负效应，防范和规避所谓的“全球化陷阱”，借助全球化浪潮续接清新刚健的文化传承、开启充满无限可能与生机的新文化建构。
    虽说西方全球化理论在中国传播迅速并在思想文化界发生重大影响，但是文化的本土性或民族性不会因全球化而消失，相反更有可能因文化交流的加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而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在开放与交流中，各民族文化的特色才能彰显出来并得以确认；而利害冲突必然会激发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会极大地促使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内在凝聚力，民族国家都会自觉地捍卫其个性，以确认民族生命之根。钱中文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撰文指出：由于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不同文化对其自身价值的自卫，因而各国民族文化实在难以达到一体化。至于世界文学，是各个国家、民族优秀文学的汇集，很难说是某种独立的文学形态。不同文学之间存在趋同性，但并非一体性；文学在交往、融合中创新，获得新质，同时又受到本土化、民族特性乃至民族主义取向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必定游离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轨道之外，如果没有民族意识就不可能创造出有特色的文化。而曾经盛行一时的文化相对主义以文化的相对性和特殊性为借口否认其时代性和进步性，一味地要求对“民族特色”加以保护，是无法让人信服的。正如著名拉美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所说：“文化必须自由地生长，不断地与不同的文化进行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它们革新、复兴，使其演进，并适应滚滚而来的生活潮流。”[3]对民族文化最好的发展和保护，就是让它到世界文化的大潮中经风雨、见世面，而不是像古董一样把它与世隔绝；封闭在玻璃瓶中的文化，即使保存得再好，也只是一幅供人观赏的风景而已。由于民族特色之边界的存在，面对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化交流，既要有清晰的文化身份，又不能陷入情绪化的身份偏执，因为“过度”和“越界”的身份意识容易导致对全球化乃至现代化的恐惧和拒绝，导致文化认同和文化拒斥的失范，在这种情形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期待’不是对新东西的渴望，而是对失去旧有物的恐惧”[4]，从而不利于理性和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形成，不利于中国文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构建。全球化时代，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扩大和深入，文化摩擦和文化碰撞日益增多，弱势文化更是经常面临强势文化的压力，于是，“文化霸权”迅速成为一个畅销的符码，民族文化在捍卫“文化主权”的旗帜下似乎寻回了一些逐渐远去的自尊。身临全球化的文化语境，我们应当看到：在警惕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防卫过当”，不能把弱者的“霸权想象”统统视作客观的真实；虽然防止文化霸权非常重要，但是在当代中国“霸权想象”似乎更有市场和影响力。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从来都不乏生存的土壤，而过去数十年抗击帝国主义的历史又使“反帝反霸”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定势，成为几乎不用学习就可以获得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本能。鲁迅先生对由此造就的情绪化思维早有分析：“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唱反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叫保存中国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5]以至最后陷入“只要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只要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非理性怪圈。所以，面对“文化落差”和外来文化的进入，固执于文化霸权想象、一味地付诸于“义和团式”的道德义愤和情绪对抗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错过文化交流的大好机会，丧失民族文化革新的主动权，因为民族文化的危机归根到底是自身的危机；同时，在一种被动的、满含怨气的心态下，很难对异质文化作出理性而客观的判断，要么急功近利、囫囵吞枣，要么自卑自艾、仇外排外，最后受损的都将是民族文化自身。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吧，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5]
    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历史和时代的落差使当代中国很难在短期内形成权威的主导性价值体系，于是当代中国便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挑战。正如王德胜先生所言：“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艰难进程中，其文化价值模式和精神结构还有待形成现代品格或现代性。”[6] 而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封建传统极其浓厚的国家里，对现代性的跳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后现代主义的反对建构、倡导解构，可能起到加剧失范的作用。”[7] 简单来说，缺少现代性底蕴的后现代，很容易与前现代合谋，构成对现代性的挤兑，并使后现代自身也陷入“合法性危机”中。所以，期望从前现代直接跨入后现代，如果不是出于历史的无知，便是某种虚幻的一厢情愿，见于实践则是文化建设的延宕甚至挫折。也许是出于对现代性的深刻反省和一种后现代诉求，某些西方学者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倍加推崇，出现了所谓“对东方文明的重新发现”，这使得不少国人竟以此为骄傲，甚至武断地认为中国文化必将拯救世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毋须变革。衣俊卿先生对此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后工业文明对天人合一的理解是以漫长历史时期人类与自然分化的理论和实践为丰富内涵而形成的文化精神，它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主义的、原始的天人合一决不是同一种文化精神。如果我们不顾历史演进的逻辑而陶醉于自然主义的、原始的天人合一，那么，我们的民族将彻底失去完成现代化的机会，将被彻底排除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之外。”[8] 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充分表明，“现代化”是民族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同样，“现代化”也一直是百年中国极其强烈的历史和现实诉求。因此，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乃是现代性的建构和培育，传统的经典文化实现“现代化”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那种高谈阔论所谓“被现代化”的困境与“走出现代性”，完全是在制造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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