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上存在普遍而强烈的崇古意识，这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现象。所谓崇古意识，就是以古风、古言为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以“先王”、“古圣”为最高人格理想，以古代社会为理想社会，以远古圣人为礼仪、法度、技术和器具的创始人、发明者。崇古意识几乎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每一领域，无论在哲学、历史、伦理、宗教还是在医学、历法等学科，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文化底蕴和民族心理。这一观念如此之盛，以至历史的回复意识成了中国文化强大的潜流。

崇古意识的文化涵义是什么？滋生这种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本文所感兴趣的问题。

一

让我们先从一个有趣的现象说起。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各家各派差不多都推崇某些古代圣王。儒家崇尧、舜、三代圣王；墨家亦崇尧、舜，犹崇大禹；道家及其派生的道教、黄老学派，则崇神农、黄帝；阴阳家崇黄帝；《易传》以包牺氏、神农氏为理想人格；《淮南子》以伏羲、女娲为神圣楷模。还有被抽象掉具体人格的“皇”、“帝”、“先王”、“圣人”、“古者圣王”、“真人”、“至人”、“神人”等。

这些古圣和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作为价值标准和理想状态，包含以下内容：

1、古代圣王治下的政治是最完美的，即所谓“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大戴礼记·诰志》）。孔子对周文化推崇备至，对尧舜之政更是五体投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孟子精心设计了一个仁政理想，并称先王之世就是这种理想状态；墨子把他的社会理想——兼爱、尚同、尚贤，寄托在“夕三代圣王”身上；庄子赞扬“古之王天下者”，顺应天地法则，如日月四时之运行，如云行雨施（见《庄子·天道》）；陆贾断言，虞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使天下大治（《新语·无为》）。

2、古代的道德风尚最为完美。墨子相信三代圣王之时，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孟子盛赞先王“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充分体现了仁义礼智；《礼记》夸耀三代以上大道流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淮南子》认为古之王天下者，“其德生而不杀，与而不夺”，天下共怀其德（《淮南子·汜沦训》）；朱熹声称三代以上“天理流行”。

3、古人、古圣最合乎道、自然或天性。老子认为古人有象赤子一样朴素的品质和混沌的天性；庄子认为古真人之智臻于“至矣”、“尽矣”（《庄子·齐物》），能“不知恶死，不知悦生”，与天同一（《庄子·大宗师》）；《淮南子》描述天地未分，窈窈冥冥之时，“圣人法天顺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淮南子·精神训》）；就连古人的养生法则也完全合乎阴阳自然之理。《黄帝内经》形容上古真人能“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完全按照天道规则生息（《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

4、古代圣贤是文明制度的创立者，即所谓“作之谓圣”（《礼记·乐记》）的观念。这里又有两种情形：一是举凡一切礼仪、道德、法度、文明生活方式，都是古圣有目的建构的。例如荀况和韩非就认为，古圣人制订礼仪伦理法则，教化人民。后世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之说，也是这种观念的变种；二是举凡一切技术、器具，都是古圣创造的。《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云：“神农尝百草水木甘苦，黄帝造衣裳，后稷产穑制器械。”《韩非子·五蠹》云：圣人教民“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钻燧取火，以化腥臊”；《周易》言包牺氏观物取象，制作百工；韩愈认为是古圣人对民众“教之相生相养之道”（《原道》）。

5、古人古言是真理的标准。思想家们论理述义时，习惯从古人那里寻找根据。所谓“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上》）；所谓“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礼记·曲礼》）；所谓“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就是指此。这种十分奇特的“逻辑”的“格”可以简要地表述为：

∵    先王(或上古)A，

∴                A。

这种不是逻辑的“逻辑”充斥着中国历史文献。有趣的是，这种逻辑规则的运用常常是下意识的，不假思索的，甚至那些革新人物也是如此（详后）。人们论理述义时引古据圣，也都明白这不是在做信史考据，而是“拉大旗做虎皮”。明知不是信史，大家却都这么假托，这么默认，以至形成一种思维规则，这就令人深思。

与崇古义时相伴随的是不断衰退的文明史观。老子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38章）。孔子美尧舜，赞古人，视后人都是“斗筲之人”，微不足道（《论语·子路》）。庄子断言混芒时的古人最合乎自然，至燧人、伏羲，只能“顺而不一”；至神农、黄帝，只能“安而不顺”；至唐虞时，则离道去德，民心惑乱了（《庄子·缮性》）。《礼记》借孔子之口，感叹三代以上，大道流行，天下为公，三代以后退至小康了。卲雍形容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朱熹认为三代以上，天理流行；三代以下，人欲横流，“后世只是无个人样！”（《朱子语类》卷108）总之，越往上古，人越纯真，越合乎道；越往后世，人越堕落，越退化，人的本质越丢失。

对这一崇古现象，学界一般用“守旧”、“复辟倒退的历史观”等来解释，这不能令人满意（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具体讨论）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一现象放到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中去作完整的分析，挖掘出它背后更深刻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前提。从方法上说，就是要透过思想家们的表层语义，发掘他们的真正意谓：他们实际上在说什么？进而，决定他们这种独特的语义形式和思维习惯的根源是什么？

二

分析那些公开的怀古主义者的表层语义时，我们遇到了理想与史实、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所谓先王圣德、圣人御极、尧舜禅让、三代盛世、远古大同社会，都不是信史，没有事实根据。即使历史上确有其原型，真实情景也不会象人们鼓吹的那样美好。从史实说，史前时代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可能是自由的和美好的，原始共产主义不是人们道德高尚的产物，而是自然制约的结果：只能如此；不如此，人类就会被自然淘汰。一旦人们摆脱了史前时代的艰难困苦，残酷的争斗、掠夺和征服就接踵而来。从神话角度说，关于尧舜三代等传说也是靠不住的。《韩非子·说疑》云：“舜偪尧”、“禹偪舜”；《史通·疑古》云：“舜放尧”、“禹放舜”、“舜为禹放逐而死”；《竹书纪年》亦有舜放丹朱以争帝位之说，都与正统的“尧舜禅让”说迥异。从现代史学的眼光看，前者似更可信。还有，尧“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危，殛鲧于羽山”（《淮南子·本经训》），这不能说没有暴力；“人有田土，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诗经·大雅》），这不能说是仁义、博爱。

同样，道家设想遥远的古代，先民与道同体，圣王无为而治，也没有史实根据，因为那需要人性的高度自由和高度完善。对被盲目的必然性束缚着的远古人类来说，这当然不可能。我们能设想那些蒙昧未开的祖先隐机而坐，作“逍遥游”吗？我们能设想时刻为饥饿、寒冷和灾异威胁的初民领略“天乐”和“大美”吗？

用不着一一证明：举凡一切古圣——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尧、舜、禹，都是假托和理想化的形象，而不是史实。

既然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信史，那应该怎样理解？在这些字眼下隐藏的实质究竟是什么？透过思想家们的表层语义，他们实质上在说什么？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孔子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大家知道，孔子特别推崇周。但他为什么推崇周？其实他推崇的是周代保存下来的更古老的礼仪制度，所以有“周鉴于二代”之说。还有：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行夏之时，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

这种一代代继承下来的礼仪制度，溯起源，当是史前时代。孔子欣赏它们，因为其中积淀着原始文化的精义。就是说，孔子实际上不是推崇周本身，而是推崇周继承下来的原始文化。在“三代”、“周”等字眼下面蕴藏的是原始文化本身。

进而，我们发现，各家各派对远古状态的假托、描绘虽各不相同，但如果我们抽象掉这些表层的差异，就会发现它们有共同的底蕴，即某一部落首领（多为男性首领）统治的时代。当时道德纯真，民俗淳厚，人际关系和谐，合乎“道”。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主要是父系社会）原始文化的痕迹。就是说，不同思想家们崇古意识底层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崇尚原始文化。我们还可以从神话的角度证明这一点。在神话中，这些古圣的面貌如何呢？他们大体有三大特征：

1、半人半兽。包牺、女娲、神农、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列子·黄帝》）；伏羲“龙身蛇首”（《春秋纬合诚图》）等等，分明是对远古人类漫画式的描绘：他们脱胎于动物界，身上还带有某些兽的痕迹（这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是一致的）。

2、蒙昧混沌。“伏羲女娲不设法度”（《淮南子·览冥训》）；“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庄子·盗跖》）等等，这种没有法律，没有强权政治，甚至没有伦理道德的时代，不就是我们所谓原始社会吗？

3、草创文明（前文已列举例证）。剥开其神话的外衣，这些发明礼仪、法度、技术、器械的先王们，不正是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先祖吗？

总之，所谓古圣、先王，本是史前中国人的形象；所谓先王之世，本是先民所处的原始时代；思想家们对先王、古时、古风的推崇，实即对原始文化的推崇。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进一步推论：各家各派所推崇的古圣、古时、古风，只是表层语义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他们的自由创造所致），其深层含义却是共同的（这是由积淀到民族心灵深处的历史因素所致），即远古人物、远古时代、远古文化。在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等字眼下深蕴的是超出他们之上的一般完美人格；在夏、商、周等表层语义里深蕴的是远古时代本身。人们的表层语义是说伏羲、黄帝等圣人伟大，实质是说先民伟大；表层语义是向往尧、舜、三代，实质是怀念史前社会；表层语义是以古风、古圣、古代社会为价值准则，实质是崇拜远古文化之心理的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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