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了怀古主义的表层语义之后，我们再分析那些主张变法、革新和历史进步的人物的语义。在他们身上，我们遇到了自觉意识和下意识的矛盾。荀况、商鞅、韩非、王安石、康有为等人本质上是厚今薄古、面向未来的，却下意识地以古时、古圣、古制为价值标准，论理述义，托古改制。

荀子的表层语义是变法，是“法后王”。“法后王”当隆礼和重法。一讲到礼、法，他潜意识中的崇古观念便显露出来了：礼仪法度是先王所制，用以教化人民的。所以，“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

韩非是个“上小尧舜，下邈三王”（《韩非子·质疑》）的异端人物，但又用杜撰的先王的掌故为自己的变法辩护，说它们是由“先王贵而传之”（《韩非子·有度》）云云。

王安石勇敢地呼喊“祖宗不足法”，要求趋时应变。然而他又力图证明自己“固已合先王之政”（《上仁宗皇帝书》），不过是从古老的经传中焕发新意。

同样，晚清的知识分子们在设计工业文明的蓝图时，也试图从唐虞三代中寻找“变”的根据。例如康有为就自称他在重新发现孔学的真谛，恢复三代以上那个光灿灿的“太平世”。

从论理方法上，这些革新人物完全遵循“∵先王(或上古)A，∴A”的逻辑规则。例如商鞅的推理方式：

∵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

∴  圣人不古，

∴  变法合理。

王安石的推理方式：

∵  窃以为先王之法如何，

∴  如何。

或

∵  自古治世怎样，

∴  怎样。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革新人物，表层意识是在申述自己的变法主张，深层里却暗涵着崇古的观念。这种内心深处的观念难道不是超出具体学派之上的一般民族心理吗？难道不是整个中华民族对原始文化景仰之情的自然流露吗？所以，抛开表层语义的差异，我们发现，他们也和公开的怀古主义者一样，内心深处蕴藏着对原始文化的崇拜心理。

三

这种作为价值楷模的原始文化，具体说究竟指什么？它对中国或文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魅力何在？中华民族童年时代应有某种原始因素、“本能意识”，被历史地遗忘了，被沉积到民族文化深处，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被压进了“无意识”，在一定条件下便以崇古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原始因素究竟是什么？

纵观历史，人们对远古文化的神往，主要集中在两点：

1、没有欺诈，没有压迫，没有暴力和不平等的、充满仁爱的道德风尚。孔子崇奉的周礼是充满仁爱、和谐的伦理秩序；墨子向往的三代圣王之政是平等无差地爱一切人利一切人的社会；孟子向往的先王之政是充满仁义、博爱和富足的乐土；《礼记》向往的是没有私有观念，互助互爱的大同社会；韩愈向往的“先王之教”是仁义道德。抛开表层语义的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有共同的内涵，即私有制产生之前的原始道德。

2、没有虚伪，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人为的破坏，一切天然、自然、质朴、素朴。老子设想没有智慧、技巧和仁义道德的混沌状态，庄子设想与草木禽兽浑然一体的自然状态，黄老学派设想没有政治和法令的无为而治的社会。如果同样撇开表层语义的差异，也会发现它们是在模模糊糊地描写原始道德和风俗。

由此可见，作为思想家们“无意识”中共同境界和价值标准的，就是原始道德风尚；沉积到民族心灵深处的“本能意识”， 就是原始道德风尚。事实上，混沌未分的原始文化，其核心内容是原始的宗教和道德风俗。由于中国是一个宗教观念相对淡薄、宗教为伦理服务的国家，所以史前文化影响后世的主要是原始道德，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远古确曾存在过强大的父系社会，这个制度的上限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参见《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六千年前中原地区已进入父系社会》，《光明日报》1988年1月17日）。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其强盛程度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如此强盛的原始文化和原始道德，必然会沉积到民族传统之中，对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原始道德感染力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质朴、自然、淳厚、和谐的原始道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虚伪、狡诈、斗争和暴政。这种强烈对比所造成的心理效应，是加深原始道德对后世文化影响的又一原因。面对极端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人们就更加向往被他们理想化了的原始的平等和公正；面对战争、征服和掠夺，人们就更加留恋起原始和谐。正因为如此，思想家们总是与后世不道德相对立而言，来美化原始道德的。老子有感于“争”、“盗”、“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77章），才更加向往自然朴素状态；墨子愤怒于“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墨子·兼爱》），从而向往古老的平等与博爱；孟子疾恨于“上下交征利”（《孟子·梁惠王上》），便思慕先王仁政；庄子也因不满于“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庄子·天下》），所以鼓吹原始混沌。

总之，中国文化中如此强盛的崇古意识，正是民族心灵深处发出的对父系社会朴素道德的呼唤，是中国人“无意识”深处对远古文化和道德的眷恋心理代表露，是整个民族追宗思远的反映和缩影。

四

不过，对原始文化和道德的眷恋之情并不必然演化成崇古意识。例如欧洲文化也有对远古“黄金时代”的描绘但并未因此形成普遍的价值观念。中国文化的这种眷恋之情为什么能如此完好地保存下来，并转化成崇古意识？产生崇古意识的思维机制是什么？我认为：这是由于祖先崇拜观念及其心理机制所致。

华夏文化源于史前父权制社会，这个社会的精神支柱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观念是父系社会乃至整个宗法传统社会的最高意识形态，对此前人已有定论，不必赘述。

祖先崇拜观念的特征是把祖先偶像化，把父系血统神圣化，敬祖崇宗，追思先辈，恪守祖训祖制。这种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是崇古意识滋生的精神条件。因为祖先崇拜观念有强大的历史回复倾向，即追索和崇奉初始状态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崇古意识的思维机制显然一致，与中华民族眷恋原始文化，向往原始道德风尚的心理显然能产生共鸣。

不仅如此。崇古意识实即追思原始朴素的道德风尚（见前），这个目标与祖先崇拜也正好吻合。因为按照儒家的逻辑，敬祖崇宗，追思先辈，是回到质朴、淳厚的道德风尚去的重要途径，故孔子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焉。”（《论语·学而》）儒家反复宣扬孝悌乃仁义之本，其原因亦在于此。就是说，通过历史的回溯，以求复归质朴淳厚的道德，既是祖先崇拜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目标，也是崇古意识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目标。

先辈和古圣的观念直接源于祖先的观念，因而先王崇拜是祖先崇拜观念的演变。在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演变的过程中，统治者的祖先演化成“先王”、“古圣”，祖先神演化成“帝”、“先帝”、“上帝”，祖先崇拜亦演化成对先帝、先王和古圣的崇拜。这个演化过程有大量文献为证。《礼记·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鲁语》：“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可见中国文化中被当作古圣崇奉的人物，本是先民的祖宗或族祖神。又，司马贞《殷本纪索隐》引《古史考》：“譙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亦证明祖宗神、先王和帝是相通的。在商代的神话中，“帝”与子姓的远祖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别，有的远祖同时也是先帝或上帝。如殷人的高祖夔，在东周时成了帝喾、帝俊乃至帝舜。

总之，中国文化史上的先王、古圣、三皇五帝，乃是祖先形象的演变，祖先崇拜的观念决定了崇古意识的思维习惯。

五

或许要问：祖先崇拜观念是父权之社会的普遍现象，古印度、希腊、罗马人都曾有过这种观念。唯独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观念演化成崇古意识，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主要归因于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中国地域辽阔，四周有高山、荒漠和大海形成的天然屏障，这大大减少了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国经济的基础主要是特别早熟的和特别典型的农业生产。这两个独特的因素造成了中国社会强大的稳定性。由于这种稳定性，中国原始的血缘组织在没有经过强大的冲击和重组的情况下，直接过渡为国家组织和社区组织，并且完整地保存和延续下来，形成世界上独特的宗法社会。这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中国的国家组织直接源于原始的血缘组织。中国早期的“国”，实即氏族部落。原始的氏族组织由穴居而宫室，形成屯、邨或村落。村落之间“起土为界”，封疆划界，封土为台，以示区别，于是有了“封”或“邦”。我们今天所谓“国”，原指城邦（非古希腊所谓城邦）；而城邦又是由上述更原始的村落组织演化而来的（参见蔡枢衡《中国刑法史》6—11页）。后世“国王”、“皇帝”等称谓，有些也本于氏族首领的称号。例如近人王献唐考证：“皇字初义为雄长，……犹云酋长。”（《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54页）早期太昊、少昊、炎帝统治的国家，实是氏族部落。《墨子·非攻》提到古代诸侯国“万有余”，《吕氏春秋·用民》说商汤时还有“三千余国”。这么多国家，只能把它们理解为氏族组织或氏族组织的孑遗才是合理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有所谓“多方”、“四国多方”，如土方、鬼方、吉方、羌方，还有三苗、昆吾、蜀等方国，大概包括在内。经过战争和征服，许多方国消失了氏族部落也开始向国家组织过渡。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的部落大概就处于这一过渡时期。到夏、商、周三代，氏族组织向国家组织的过渡才最后完成。

另一方面，中国的家族组织也相当完好地保存下来，过渡为社区组织，形成“家族—社区一体化”的社会基础。从早期的氏族组织，到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再到宋以后的宗族制度，中国的家族组织经几千年沧桑而绵延不绝，直到今天，我们仍随处可见既是社区群体又是宗族血缘群体的村落。

不仅如此。中国的宗法国家组织和宗法家族组织之间还互相影响：一方面，宗法王权组织以宗法家族组织为社会基础，并按照家族模式进行建构、统治与修复，家族组织不断向国家组织进行文化辐射；另一方面，宗法王权组织有利用国家机器，维护宗法家族制度，宣扬家族文化，把以儒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奉为官方哲学，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社会宗法特征的稳定性。

综上述，本文的结论是：在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基础上，中国远古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演化成对先王、先帝的崇拜观念，这种观念与人们对原始时代朴素淳厚的民风之眷恋情绪结合在一起，演化成中国文化史上普遍而强烈的崇古意识，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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