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与张之洞各自所著的《劝学篇》，分别是日中两国近代史上有关中西方文明本土文化取舍交融的近代理念之集大成者，代表了两国在文化的具体层面上对待西方文明的不同主流态度。其内容侧重点之一，便是培养怎样的国民以应对西方文明的步步进逼，各国列强觊觎跃试的“亘古未有”之局面。那么究竟是“东洋道德西洋技艺”，谨遵纲常伦理的封建臣子于国家有益呢？还是近代意义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国民更适应时代发展？福泽谕吉和张之洞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本文即对二者的国民观作一分析比较。

一、“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与“人人与国为体”

“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1)与“人人与国为体”(2)，分别是福泽谕吉和张之洞国民观思想的要旨，尽管表述相类，却内含了不同的理念。

福泽谕吉从自然、国家与民众素养三方面有机地阐述了“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国民思想。

一、福泽从启蒙主义的自然法出发，声称：“人生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3）而这个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4） 这也就是说，人们享有天然的自由，具有自由的支配自身和财产的权利，具有平等的不受他人支配的权利。

二、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有人权思想推衍到人民主权、政府论的思维顺序有所不同。作为极具现实危机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福泽以人权论为基点，直接将社会状态的国民观理念与之结合并予以阐述发挥。从福泽的思想脉络来看，就是把“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提出“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国民思想。

首先，针对传统政府的封建绝对权威和平民的卑微意识，福泽强烈抨击“国恩”之说。他提出“本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只是实际上的强弱不同,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理。”而“所谓‘国恩’的意义，据说是能使农民商人等不怕盗贼暴徒，安居乐业，就是政府的恩惠。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恩惠。”（5）福泽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定格为一种存在互为依存的双向联系——种类社会契约关系。福泽接着论述道：“原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而有职责的区分，并建立在下述紧密的约束上：即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人民则必须遵守法律。”（6）那么与之相应的，既然政府代表了人民、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则政府的运作与人民的利益便休戚相关了。

也正是基于这种关系，福泽有意识地将个人内在自由独立与国家独立相挂钩。福泽将国家比作“公司”，认为“人民就是公司里的成员”，并且“每一成员都有主客两种职责”，即“充当公民”，“尊重国家法律，不可忘记人与人平等的原则”；以及“当家作主的立场”，即“民为邦本，人民就是人”。（7）然而设想与现实终究是不同的。尽管国家观念的意识，作为一种抽象概念早已普遍存在与民众头脑中，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禁锢，国家对于民众来说，似乎就是万古一系的神国，而其实际感受大概仅仅是一种既存的社会环境。民众对世代延续的生活环境自会有一种源于血脉崇敬先人的习惯性接受甚至是热爱，但同时民众却也只是国家政治统治的客体，所能做的只是服从依附被赋予的国家秩序，“公司里的人不可违背所定章程”（8），民众处于也仅仅处于“做客的立场”，那么环境对于个人，只是其周围的外在存在；国家相对于作为客体的国民，也不会具有超出“外在存在”之外的意义。国民是国家的民众，却非是国家本身的成员。而诸如思虑国家，关注时政一类的事情，恐怕也只会被“客人”以为是非自己环境应有之物而予以自觉剔除。但若是每一个国民都没有认识到国家是自己生发展的母体，都不把国家视作是责任与义务并重的互动存在，那么这样的国家又如何在近代严峻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维护独立和尊严呢？显然，要是日本成为近代国家并顺利发展，必须对那些臣服于统治权威，只晓得单纯被动服从既存秩序的国民大众进行启蒙，使之觉悟到自己作为国家构成者的主体能动的地位和责任，从而将国家观念、政治运作等事，由“外在存在”引到个人的内在意识中。

要是民众由被动消极地将现存秩序看作外在赋予之物，转变为能动地参与现存秩序的改造之中，惟由通过树立个人的主体自由方能实现。对此，福泽阐述了为后人称之为“独立自尊”主义的理念，提倡个人的自主性。福泽曾用极具自然法色彩的笔墨写过如下的一段话：“日本和西洋各国都存在于同一天地之间，被同一太阳所照耀，观赏同一月亮，……要是人民情投意合，将彼此多余的物资相互交换，……而能同获便利，共谋幸福，并本诸天理人情而互相交好。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惧，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如果国家遭到侮辱，全体日本国民就应当拼着生命来抗争，以期不使国威失坠。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是国家的自由独立。”（9）

这段论述实质上是对近代国民独立理念本质的出色描写，提出了“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惧，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10）的自主国民的自尊态度，福泽反对过去崇尚实力及其凭借实力来决定傲慢专制或屈膝卑微等级序列的传统思维，强调“独立自尊”的人类理想、国民理念。

福泽的最终目标是国家的独立自主。但是，他认为“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没有个人自主性的国家，自立是不可想象的。福泽以古日本桶狭间之战和普法战争作比较，提出“全国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才能深切的关心国事”.（11）国家如果不要成为对国民个体实行专制的外部存在，那么确立国民人格内在的独立和思想意识的自由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相应地，国家只有拥有了明了自由和平等意识的国民，才能真正奉行国家平等的理念，才能为了“正理”而尊重弱小国家，为了“正道”而不屈服于强大国家，才能摆脱权力偏重的旧有思维，才能有效保卫本国的自由与独立。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福泽将“人是同等的”与“国是同等的”相提并列——“基于天理，个人和国家都应当是自由和不受拘束的。”（12）

三、国家的独立与国民密切相关，那么国民的素养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了。

如前所述，在日本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民众只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客体来顺从被赋予的封建秩序，对他们而言，国家只能是游离于自身之外的环境而已。福泽对此形象的将统治者比作主人，普遍民众则是客人，平时统治者可以恩威并举，民众也驯良的服从,由此社会“治理得安稳”。但国内外局势一有突破，民众“既是客人，自然就不用操心，只要依从主人就行，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结果“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却只剩下少数的人，要想国家独立就很困难了。”（13）

而面对明治维新开始后的日本社会，福泽也有些忧虑——“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观察它对日本人民的思想所给的影响，好像人们刚刚卸下祖先遗留下来的重担，而尚未肩起代替的新担，正在休息似的。”（14）的确，封建政治伦理秩序正在土崩瓦解，传统的恩义、门第、名分和差别等观念逐渐淡化，日本国民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人心活泼。“现在上下贵贱都是皆大欢喜的时期，除了贫穷而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感到苦恼的了。”（15）

但是作为国家，日本却面临着严峻的独立和开化问题。那么对于国民，“然而照我国的情况来说，决非无事可作，而且事情比以往年代都要艰巨。”（16）事情实在是艰巨,在强权即为公理的资本主义列强主宰的世界近代政治格局中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又要实现近代文明转型，困难重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福泽的“人人独立，国家就能读立”理念中，特别强调了国民的素养——国民的独立精神及其衍生物（国家观念）。福泽指出：“所谓国家的独立，所谓国家的文明，是指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权利和尊严而言。”（17）维护国家的独立，是国民的责任，而促进国家的文明，又需以国民的文明进化为基础。国民的文明是什么呢？就是“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18）。可以这样说，国民的文明进化是国家独立文明的内在前提，国家独立文明则是国民文明进化的必然要求。

在具体论述“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国民思想时，福泽大声疾呼：“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生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们独立”，然后“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应该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应该尽国民的义务。” 福泽要求国民树立起“政府是日本的政府，人民是日本的人民”（19）之国家观念，不应当“只要有了钱任何工作都可以不干”（20），无所事事。福泽反对那些摆脱封建束缚却对社会事物漠不关心而悠闲自在的人，他大声疾呼：“人间事业并不单靠政府来做，学者站在学者立场，商人站在商人立场，都可以兴办个人事业。”（21）希翼调动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完善自我的同时，推动日本近代化发展。

与福泽谕吉的启蒙注意国民观念相比，张之洞的思想就保守了许多。他对民众的看法，大体可以用“同心”、“教忠”、“民纲”（22）六个字来概括，即在封建人伦的基础上建构“人人与国为体”的国民观。

面对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内莫衷一是的纷争局面，张之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诠释，继续推动着朝廷的洋务。作为统治阶层的高级官僚和清流儒士，张之洞所殚精竭虑的是儒学文化的萎缩，是“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人心”，是“西人瓜分之祸”，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23）。如此， 相应的，九州之内的四万万民众必然是张之洞思虑的重点——究竟是怎样的国民方可“保国、保种、保教”，方可振兴中华于四海？

在《劝学篇.内篇》中，张之洞对此提出了“人人与国为体”这一思想，也就是要求士农工商各阶层各尽所能，誓为朝廷效忠出力，以振中华雄风。然而，当时的中国，封建专制发展至顶点，在绝对权威的君主统治下，辖下的民众个人都是平等的。从王公贵族到山野樵夫，从士大夫到无知小民，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掌握着对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杀予夺之权。社会成员每个人，除皇帝外，都不可能从封建专制下寻求到任何制度保障，保障他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既然无法保障，那就不能独立的存在，每个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君主的赐予，丧失独立人格的盲目的服从也就是民众唯一的美德，尚有的自由。统治者也并不希望看到那些积极主动、有脑力、有活力的民众，对他而言，有意识的思想便是危险的。中国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直遵循着“相安相养”、“止足为教”的原则，民是愚民，也只需要愚民。

可是，张之洞“人人与国为体”的国民思想却与之发生了抵触，他要求民众“同心”，认为“今日时局，惟从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具体来讲，便是“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24）在张之洞的设想中，民是明了时事清楚危局，且各尽所能，能动地为朝廷效忠出力的子民，而不是以往那种唯唯诺诺、暮气沉沉的驯良呆板之辈。可是，国却仍就是江山一统的大清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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