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还用很多精辟的格言来教诲人，如“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思”、“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2](p172-175)但如果碰到一个像木头一样的人，他根本不去思不去乐不去戒不去畏，怎么办？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2](p187)孔子对这种只吃不思不把自己当人的“病”，开出的单方是“去做做下棋的游戏”，从游戏中感受智力活动的愉快。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人之为人，应“用心”思索，应有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与苏格拉底相同，只不过“思索”的方向与层次不同。他认为完美的人首先就是有“智”。“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2](p143)一个人有智慧、清廉、勇敢、多艺，再加上礼乐修养使之有文采，这就可算一个完美的人。但这要求太高，能见利思义，遇到危险能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苦还不忘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完美的人。

　　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来，人之美在孔子那里，几乎全部是“男性”之美。女性在《论语》中出现过几次（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孔子见南子、齐人归女乐、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父母在不远游[2]（p189、p58、p191、p186、p34等等）。虽然作为“母”的女性因为有“爱子”的美德受到尊敬，但由于有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一句，全部女性便无“美”可言，仅仅成为“好色之徒”（“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2](p89)）追寻的对象。中国女性二千多年来悲剧性的命运就此启幕。但事实上女性中也有“以美德化天下”的，如武王十个治国之臣中就有一个是女子，但孔子却因“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有人说因为她是武王的母亲，孔子不敢把她看作武王的臣子，[2](p80)但同时她也是女子，岂不同时又与“小人”并列了吗？与孔子相反，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女性受到尊重。在《会饮篇》中，与苏格拉底对话的女子第俄提玛“对爱情问题，对许多其他问题，都有真知卓见。”苏格拉底经常讲到传达神明旨意的德尔福的女祭司的预言，还说在纺织方面妇女懂得怎样纺织，所以统治着男人。[3](p119)他还教育他的儿子要尊敬自己的母亲。[3](p51)特别是他把自己称为“助产婆”，将他的对话法称为精神的“助产术”，并将达到最高的美的境界的人生产出思想比喻为“精神婴儿”出生，都可看出女性在他那里不仅受到尊重，而且分享有他所追寻的“人之美”。而苏格拉底的这些比喻和赞美，在孔子那里是不可思义的。女性之美没有出现在孔子的“人之美”中，孔子其实也已作出了解释：“亲近了，他们（女人和小人——引者）就不知逊让；疏远了，就会怨恨你。”孔子是否已触及到独立人格问题呢？大多数女性生存的依附性，造成了性格上的依赖性和情绪不稳性，有时不仅制约了自己，也约束了他人。我的家乡流传的民谣“三莫惹”中，就有“女子家莫惹”一条，女性应引以为戒。但这一人格上的缺陷，不应成为以偏概全否定女性的充足理由。

　　综上所述，全面地来看孔子，他以诗、礼、乐等形式，以与弟子之间展开对话的形式来追寻人之为人的美。孔子认为完美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能“爱人”的人。他倡导群体意识，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向往天人合一的和平的艺术的人生。

　　与苏格拉底比较，他们共同之处都是以审美的方式不倦地追求人之为人的完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两人主要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思索。一个从人的“自我意识”，唤醒人的“反思”；一个从人的“群体意识”，呼唤人们之间的“仁爱”。一个从人的内心的思想核心理性思维，去求得对普遍概念的认识；一个从人的外在的行为方式，躬行“仁”与“礼”。一个追攀心灵的真、善、美；一个实行“仁”与“礼”融合的尽善尽美，而在对人之为人的美的追寻中，他们也开始了对自己的塑造。

　　　　二、把自己雕塑成艺术品

　　与有的思想家把“思想”视为头脑中的冥想不同，苏格拉底与孔子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他们的思想成为他们人生的“脚本”，他们集“编、导、演”三位为一体，不仅以审美的方式追寻人之为人的美，而且以审美的方式，把自己雕塑成独特的人的艺术形象。这种对人类自身之美的塑造，是怀着一个艺术的目的，以追寻中的人之美为尺度，将现实的人生改造成艺术的人生，将普通的常人提升为独特无二的艺术品。艺术不再仅仅是艺术，它融入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在这样的对美的设计与改造中，他们点燃了自己一生的光阴，很明亮，也很悲壮。

　　在苏格拉底的追寻中，完美的人不仅是有脑袋的人，而且是善于用脑袋思维、“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的人。他通过不断地肯定自身而否定原有的认识，一步步地“好象升梯，逐步上进”。[6](p273)在苏格拉底那里，人的思维活动是人的最高最美的活动。“苏格拉底的原则就是：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1](p41)这就是意识复归于自己，它要摆脱它的特殊主观性、克服它的偶然性、任意性。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沉思。

　　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最伟大的艺术，我一直在实践它。”[13](p115-116)因此，他以艺术家一样投入的独特的审美方式进行“沉思”。他说：“我像猎狗追逐食物一样追逐真理。”这种对人的精神的追求，使他超出生活，“疏忽了自己的职业——他是一个雕塑家——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他泼悍的妻子赞蒂普从未放过一次机会提醒他的这种疏忽。”[14]他的行为特别是他沉思时的行动被人认为古怪而又有趣。他“时常一个人走开，在路上挺直地站着”[6](p216)思考。即使在从军中，他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个问题，就在一个地点站着不动，凝神默想了一天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他“才扯脚走开”[6](p287)。这让人惊讶不已，有人还搬出铺席睡在露天里，看他是否站着过夜。他的“思”已成为一种行为艺术被人观赏。又有一次，他邀人去阿伽通家里参加庆贺晚宴，走在路上时他想到一个问题，便落在后面站在路上凝神默想。当仆人去找他时，发现他“已退隐到邻家的门楼下，在那里挺直地站着，请他进来他又不肯。”[6](p216)他就这样地沉思默想，苦心经营，难怪他在《会饮篇》中讨论哲学问题时，能立即“口占一文”，谈出那么一大篇高妙的“爱神颂”来。可见思之不深，谈则不高；人若成人，立之思之。苏格拉底就以“立之思之”在路上“挺直站着”思考的姿态，以众人为之新奇古怪的行动，把自己雕塑成“思想者——人”的形象。

　　苏格拉底的“立之思之”，极富象征意味。它让人领悟人应站起来思考，人应抬起头以向前的姿态不断地寻找真理，而不是低着头五体投地乞求真理。

　　苏格拉底长得像森林神一样丑陋，而举止却像圣徒一样文雅。有一个相面家梭庇如斯说，从苏格拉底的脸上看出了邪恶与淫荡的欲望。他的学生反对这种说法，苏格拉底表示认可，他说：“梭庇如斯说得不错，不过，这些欲望都被我的理智克服了。”据他的学生回忆，“他的实际行动比他的言说更好地表现了他是一个能自制的人。因为他不仅制服了身体的私欲，而且也战胜了与金钱有关的一切事情。”[3](p33)他“把私事置于脑后，抛弃天伦之乐，”“像父兄一样默默地照顾”、敦促人“专心向善”。他“执行马虻一样的职责”，刺激雅典这匹“日趋懒惰”、“巨大的纯种马”[13](p63)他说：“我确信神指派我的职责是度过爱智的一生，检查我自己和他人，如果我由于惧死或怕担其他的风险而放弃神所委派的职责，这将极大地违背我的本性”。[13](p59)他虽然“到处奔走，劝人从善，为人效力，”然而“从不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讲演，从不对国事冒险进言。”这是因为他“时常感到有一种声音在召唤”、“劝阻”他不要“涉足公共生活”。他说：“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试图从政，我想我早就性命难保了。”他认为这样对雅典和他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如果“试图坚决阻止他们所属的国家里很多错误行动和非法活动的发生，都难逃一死。”[13](p64)苏格拉底唯一的一次参加城邦政治活动，是担任“五百人会议”的值日主席。时众人提出了要处死十将军的提案（罪状是因风浪大没有把在海战中丧身的战士的尸体带回来），只有他一人投票坚决反对。他不怕众人发怒，不怕权势恫吓，不怕“牢狱之灾和死亡危险”、“坚定不移站在法律和正义一边”。[13](p65)但这十位将军还是被处死了。后来执政官们也都承认，审讯十将军是不合法的。还有一次，在“三十僭主”执政时，僭主们命令苏格拉底与另外四人一起去把逃亡在外的勒昂抓来处死。其他几个人都抓人去了，而苏格拉底“却回家了”。他说：“我再度不用语言、而用我的行动”来说明不怕死，不受胁迫去作“不义之事”。[13](p66)苏格拉底用他的行动阐释、证明他的思想——只有在理性的驾驭下，人的行动才合乎正义；只有“懂得怎样统治的人”才能拥有权利，而不是“那些中了签”“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3](p118)

　　苏格拉底还以“从容赴死”的形式，证明自己的无辜和理性精神必胜，证明“他们却因为邪恶和道德败坏而被真理宣判死刑”，[13](p77)从而给走向极端的“雅典民主”宣布了不可磨灭的罪行。他拒绝了友人帮他逃走的建议，从容赴死，也为公民作出了恭行正义，服从法庭的榜样。最后，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预言家的口气对陪审团说：“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当时在场的阿波罗多伤心地对苏格拉底说：“可是，苏格拉底，看到你这样不公正地被处死，真让我们不能忍受。”苏格拉底拍拍他的脑袋，微笑着说：“亲爱的阿波罗多，难道你希望看到我公正地被处死，而不是不公正地被处死吗？”[3](p195)在他被处死的那一天（太阳落山后便令他服毒酒），他还在和人讨论“灵魂”问题，研究“关于未来生活的看法，设想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13](p117)他的从容与胸襟，他的睿智与幽默，由此可见一斑。与苏格拉底一样，孔子也把“死”看作人生最后的一种行为艺术。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见义不为，无勇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2]（p160、p16、p163）他在周游列国十四年中，历经磨难。在生死关头，他仍能保持“天生德于予，桓ｔｕí＠①其如予何！”[2](p67)的气度。只不过孔子是“杀身以成仁”，苏格拉底是“赴死以证思”。

　　苏格拉底认为，完美的人是心灵美与身体美的和谐，这从上文苏格拉底的一个“奥林匹亚竞赛”的比喻中即可以看到。苏格拉底除强调从“思”陶铸人，还注重“情”的陶冶。他倾听音乐、诗歌、美文，欣赏戏剧、风景。在“情感”上用艺术陶冶自己，这也是苏格拉底成人的又一条途径。在他生命的旅途中，他经常做一个相同的梦，告诉他：“苏格拉底，实践和修习艺术吧！”[13](p117)在监狱中他写了二首诗：阿波罗颂；还将一个伊索寓言改写成诗。[13](p116)苏格拉底还认为体育锻炼对身心都有益，因此应该注意体育锻炼。他说：“因为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需要用身体的，既然一切事都需要用身体，那么，尽可能使身体保持最良好的状态，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即使在你认为需要身体最少的思维活动中，谁不知道有许多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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