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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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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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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政治批判倾向。其中尤以对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批判，对俞平伯等关于《陌上桑》、《羽林郎》和《孔雀东南飞》这三篇作品大讨论的批判为典型（以上并见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这样的学术研究，是那个时期留给后人的教训。
四 新时期（1976年以后到20世纪末）的汉诗研究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停滞了十多年的汉诗研究又得到恢复，1979年后，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旗的指引下，汉诗研究开始走上了正常的学术道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总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回顾20世纪以来的汉诗研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在“五四”至1949年这一阶段，汉诗研究的热点基本是在从平民文学的角度对乐府诗进行价值评估和对于文人五言诗的辨伪考证两个方面；1949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则重在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评价汉诗中哪些作品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新时期以来，汉诗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体现出一种全面深入的良好态势。如关于文人五言诗的产生和成熟问题，自20、30年代展开较大规模的讨论之后，学术界比较一致地倾向于产生于东汉末年的说法，而李炳海则以秦嘉三首《赠妇诗》作为确定《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的最好参照物，推断其“写作年代应在公元140年到160年这二十年中，写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张茹倩、张启成二人则从西汉已有文人七言诗的事实、文人五言诗与乐府诗的比较、《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部分用语研究几个方面，结合古人提供的有关材料提出，“《古诗十九首》大约最早产生于西汉中期，多数可能作于东汉的前期或中期，而少数诗篇作于东汉的后期”（张茹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赵敏俐又从分析钟嵘的《诗品》评价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一语的原意和班诗自身入手，结合其它材料得出结论，认为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已经成热（赵敏俐《论班固的咏史诗和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兼谈当代五言诗研究中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以上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解决文人五言诗发展成熟问题提出了新的有力证据，可看成是在这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再如乐府诗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也得到全面的展开。如郑文先生关于《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的研究，从创作缘起的考辨到内容和形式的分析，以及其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等，都有比较深入的论述（郑文《安世房中歌试论》，《社会科学》〔兰州〕1985年第2期；《汉郊祀歌浅论》，《文史》第23辑）。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一文，先从文献考证中说明汉代乐府主要是为郊祀天地、上层娱乐所需而设立，接着从乐府的“娱乐”职能及上层审美爱好对乐府歌诗的渗透，娱乐需要对乐府歌诗表现艺术的影响两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那些民间歌诗何以在乐府中得到保存、又何以带有明显的贵族文化审美趣味，以及乐府诗那种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何以形成的问题，从而得出一些极有说服力的观点和结论（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钱志熙的《汉乐府与百戏众艺之关系考论》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汉乐府的娱乐化问题作了新的阐发（钱志熙《汉乐府与百戏众艺之关系考论》，《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赵敏俐发表的系列论文，从秦汉时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入手，对汉帝国的统一强盛与汉诗创作的繁荣、两汉社会生活变化与汉诗创作、两汉诗人思想变革、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先秦到汉以后的转折、两汉社会思潮与文人五言诗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为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把握汉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提出了一个新的视点和思路（赵敏俐《论汉帝国的统一强盛与汉诗创作的繁荣》，《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论两汉社会生活变化与诗歌创作》，《沈阳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论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上古到中古的历史变更》，《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论汉代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第二是学术思想的更新与理论思考的加深。新时期以来的汉诗研究，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纠正50年代以来极左思想的影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分析模式，试图从历史文化多方面全面地评价汉代诗歌，是这一时期汉诗研究的主导倾向。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渗透和系统论等方法的盛行，在汉诗研究的思想方法上也渐渐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对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评价。这首诗，在20世纪各个时期内一直都是人们研究的热点，讨论的重点则是它产生的年代和反封建主题问题。可是新时期以来，这种“传统”的看法却受到了挑战。有的人认为这首诗所表现的是婆媳不和造成的家庭矛盾，冲突的起因是由于兰芝夫妇的无子嗣，其性质是强调感情的比较进步的婚姻性爱观与传宗接代的种族婚姻性爱观之间的冲突；有的人认为焦母与刘兰芝的冲突是母爱与妻爱的冲突，应该从作为寡妇的焦母的“变态心理”或“倒置了的俄狄普斯情结”即“母恋子”的潜意识中寻找答案（见《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的再探讨》，《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论孔雀东南飞心理结构的矛盾冲突》，《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还有的人从刘兰芝和焦仲卿在不同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所形成的不同性格特征上分析其悲剧的原因，在强调社会政治背景之外还要看重人物的个性因素，包括对于焦母也应该这样去认识其可悲的一面（潘啸龙《孔雀东南飞主题、人物争议论略》，《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这些不同观点不一定都能服人，但是它却说明当前学术思想的活跃和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的多元化倾向。
《古诗十九首》作为20世纪汉诗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在新时期也出现了令人可喜的进展。除了有关的考证继续深入之外，关于它的美学特色研究、语言形式研究、抒情艺术研究、修辞技巧研究，都有专门文章论述。新时期开始不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就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以后，赵敏俐、钱志熙等人也对《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提出了相似的看法。所不同的是，李泽厚认为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只有在汉末才能得以产生，而钱志熙则从先秦就已存在的生命意识观说起，对汉代辞赋、诗歌中存在的生命意识，从汉初到汉末的发展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与汉代生命观的联系（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赵敏俐则不同意《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末的说法，他认为迄今为止的有关考证还不足以证明其说，反过来却有相当的证据说明它有产生于东汉中期或早期的可能。所以应该从整个汉代社会文人的遭际和命运角度去认识它。这种思潮之所以在《古诗十九首》中得到突出表现，则是因为古诗从广义上属于乐府，是文人士子抒发他们世俗之情的艺术，这种对于《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的重新阐释，显示了这一时期学者们理论思考的深度。
第三是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和前两段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所发表的论文与出版的著作，都是最多的，这其中不乏一些高质量的作品。从论文方面讲，除了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之外，如邓乔彬的《浅析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2期）、郑祖襄的《汉代鼓吹乐的起源及其类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赵昌平的《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葛晓音的《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上海〕1984年第2期）、费秉勋的《汉乐府杂考》（《西南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钟来因的《同声歌简论》（《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秋枫的《试论乐府民歌与建安文学的关系》（《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齐天举的《由〈饮马长城窟行〉说到相和三调的解、艳和趋》（《文学评论丛刊》第31期）、《古乐府艳歌之演变》（《阴山学刊》1989年第1期）、杨公骥的《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期）、阮忠的《汉乐府叙事诗的戏剧性》（《南都学刊》1996年第1期）、张宏的《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叶岗的《汉郊祀歌与谶纬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张家英的《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几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姚小鸥的《巾舞歌辞校释》（《文献》1998年第4期）、《公莫巾舞歌行考》（《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公莫舞与王国维中国戏剧成因外来说》（《文艺研究》1998年第6期）、章培恒、刘骏的《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等，在汉诗的研究上都有创获。特别是杨公骥先生和姚小鸥关于《巾舞歌辞》研究的一组文章，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汉代歌舞表演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关于汉诗研究的学术著作，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姚大业的《汉乐府小论》、王汝弼的《乐府散论》、徐仁甫的《古诗别解》、杨生枝的《乐府诗史》、郑文的《汉诗选笺》、《汉诗研究》、张松如主编的《中国诗歌史》（先秦两汉）、张永鑫的《汉乐府研究》、萧亢达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赵敏俐的《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王运熙的《乐府诗述论》、叶嘉莹的《汉魏六朝诗讲录》、钱志熙的《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汉代诗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如徐仁甫的《古诗别解》对汉诗中的疑难之处进行了多达88条的解释，对我们阅读汉诗具有相当大的帮助；萧亢达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以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汉代的歌舞艺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对我们全面认识汉代诗乐的演唱状况及其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郑文的《汉诗研究》以对汉代诗歌作品的具体资料考证见长。书中对汉代朝廷乐章、杂言诗、四言诗等的研究，补充了以往学者只重视民间乐府和五言诗的遗漏（郑文《汉诗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永鑫的《汉乐府研究》征引材料丰富，可以使读者对汉乐府的起源、汉乐府的音乐性、汉乐府的分类和编集、汉乐府的特质等问题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张永鑫《汉乐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平版）。赵敏俐的《两汉诗歌研究》，则从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两个方面，结合作家思想与诗学观念，对两汉诗歌的发展与变化、时代特色、独特艺术成就以及它在中国诗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等，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和详细的论证。其《汉代诗歌史论》一书，又从史的角度对汉代诗歌的发展变迁大势及各种诗体的发生发展和艺术成就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五 20世纪港台和国外的两汉诗歌研究
汉代诗歌研究的中心在中国大陆，但是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港台和国外等在汉代诗歌研究上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成果。在20世纪初，日本的汉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编写曾早于中国，早在1903年，上海中西书局就翻译出版了日人世川种郎的《历朝文学史》。在泽田总清的《中国韵文史》里，也有对汉代诗歌的介绍，分为乐府、汉诗、武帝以后的诗、汉的女流诗人、后汉的闺秀诗人几部分，显出与中国人著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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