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 |
 |
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
|
|
bsp; 争论从陈仲子1924年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苏李诗考证》一文开始，以后李步霄、朱偰、陈延杰、徐中舒、罗根泽、游国恩、张长弓、梁启超、戴静山、陶嘉根、古直、隋树森、胡怀琛、杨向时、黄侃、范文澜、包括日本人铃木虎雄等，都加入了这个问题讨论的行列。但由于对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结论却大相径庭。如朱偰同意宋人王应麟的观点，认为《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所引汉初陆贾《楚汉春秋》里的《虞美人歌》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又采清人何焯、张实居的说法，认为到景帝、武帝之时，文人五言诗已经成熟（朱偰《五言诗起源问题》，《东方杂志》23卷20期）。黄侃在他的《诗品讲疏》中也同意这种观点（此处可参看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75-76页）。而徐中舒则推扬《诗品》中“《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之说，认为“不但西汉人的五言全是伪话，连东汉的五言诗，仍有大部分不能令人相信”。因此“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时代”（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东方杂志》24卷18期）。
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说明在没有铁证的前提下，光靠这种对于有限史料的不同理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考证的基础上辅以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成为推进这种探讨的新的动力。在这方面，梁启超和罗根泽所做的工作最值得重视。特别是梁启超，在他的《中国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除了引用前人提出的证据之外，还提出了一种“直觉”的方法。他这里所说的直觉，就是多方面地考察历史，并结合文学发展规律来做出正确判断。他首先从风格上考虑，认为《古诗十九首》“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而以作品旁证推论，“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120至170约50年间”。再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认定其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第128页、第129页、第131页）。罗根泽则根据历史进化的理论，在他的老师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汉代的文人五言诗只能在歌谣的基础上产生，而据他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纯粹五言歌谣，是西汉成帝时的《邪径败良田》，以此而论，中国文人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西汉，所以传说枚乘、李陵、班捷妤等人的诗自然也是后人伪托的。东汉章帝时，才有了文人所作的第一首五言诗，那就是班固的《咏史诗》，但钟嵘还说这首诗“质木无文”，可见，那只能是“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由此，罗根泽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东汉桓灵时，才多优美之五言诗，才算是五言诗的完成期”（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河南中山大学文科季刊》第1期，1930年1月）。
由此看来，梁启越和罗根泽等人关于五言诗的考证，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而同样是在时代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新式的学术研究。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不能不说带有着一定的简单的进化论和机械论的缺陷，值得重新讨论。例如，梁启超说《古诗十九首》厌世思想浓厚，一定是东汉桓灵之世的作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表达厌世思想的诗篇，在汉代的其它时间难道就不可能产生吗？罗根泽认为班固的诗既然“质木无文”，文人五言诗在当时就不可能成熟。按此逻辑，钟嵘还说过东晋孙绰、许询等人的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那么在他们之前竟出现了曹植等人的杰出五言诗作，不就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事了吗？所以，他们的观点提出之后，有人并不同意，如隋树森在详列了诸家说法之后就说：“把《古诗十九首》定为东汉人作或汉魏间人作，理由都是很不充分的”（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3页）。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梁、罗等人的观点却占了上风，以后，经过刘大杰、马茂元和游国恩等人的补充，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大都是东汉末年的产物，就成为50年代以后最有影响的观点了。
从1920年到1949年以前的汉诗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那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对汉代妇女文学的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代流传下来的诗篇数量并不多。但就是在这有限的诗篇里，女性诗作占有比较醒目的位置。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并没有哪一个研究家对汉代的妇女文学给予特别的关注。本世纪初，谢无量先生独具慧眼，率先于1916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书中虽然只是对汉代诗歌中的妇女之作进行了简单的叙述，其意义却不可低估。以后，梁乙真、谭正璧、陶秋英等人在30年代先后写出了多部中国妇女文学史，汉代的女性诗作，自然更受他们的重视。如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就用了2万多字的篇幅，对高祖唐山夫人的《房中歌》、汉乐府的《陌上桑》与《箜篌引》、班婕妤的《怨歌行》、传为卓文君的《白头吟》、王昭君在中国文学史上之价值、以及乌孙公主、徐淑、苏伯玉妻和蔡琰等人的诗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与分析。但有的人却对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唐山夫人的诗表示怀疑，把班婕妤的诗视为后人伪作。对此，萧涤非给予批评，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否定根据不足（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第103-104页）。其实，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文选》、《诗品》和《玉台新咏》都明确题为班婕妤，西晋人傅玄、陆机分别有题为《怨歌行》和《班婕妤》的拟作，所咏之事与诗中用词都与传为班婕妤的诗作及其身世相关，只有刘勰提过一句有人怀疑的话。在这些历史记载面前，如果我们没有铁证，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班婕妤之作这种传统说法的。遗憾的是学界至今对这首诗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从1920年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关于七言诗的起源与发展的讨论，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王耘庄的《七言诗起源考》（《两周评论》1卷1期）、罗根泽的《七言诗起源及其成熟》（《师大月刊》1933年2期）、王盈川的《七言诗发生时期考》（《学艺杂志》13卷5期）、余冠英的《七言诗起源新论》（1942年）、余冠英、李嘉言的《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1944年，以上两文并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等，共同促进了对文学史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深入进展。另外，关于汉诗文本的整理注释等工作也有很好的成绩。黄节的《汉魏乐府风笺》、夏敬观的《汉短箫铙歌注》、曲滢生的《汉代乐府笺注》、闻一多的《乐府诗笺》、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国文月刊》1941年6、9、15期）、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王缁尘的《古诗十九首新笺》等，都是比较好的著作。
三 1949年到1976年以前的汉诗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汉诗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上来对汉代诗歌进行新的价值评估，成为这一时期汉诗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五四”以来的汉诗研究，无论是在五言诗的考证还是在乐府诗的评述上，成就都是相当大的。不足的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学人侧重于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研究汉代平民文学的艺术形式特点，对丰富多彩的两汉诗歌内容的研究却远远不够。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汉诗研究在这方面的深入恰恰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思想武器。
追溯历史，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汉代诗歌，从3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版于1935年的张希之的《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1939年出版），对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分析。50年代以后，这种注重乐府诗思想内容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如郑孟彤的《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一文，就从反战争、反饥饿、反压迫、反礼教等四个方面对汉代乐府诗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郑孟彤《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3期，1955年2月27日）。王运熙的《汉代的俗乐和民歌》一文，除了对汉代乐府诗的产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证明其中的“民歌”大都产生于东汉之外，也特别详细地分析了汉乐府民歌“反映了广阔的现实，暴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指出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现实主义传统和高度的艺术成就（王运熙《汉代的俗乐和民歌》，《复旦学报》1955年第2号）。这种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立场上对汉乐府内容所作的论述，代表了50年代汉代乐府诗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水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50年代的汉诗研究中，杨公骥的《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章（杨公骥《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光明日报》1950年7月19日）。汉有《巾舞歌辞》一篇，因为声辞杂写，其内容自东晋以后就无人解晓。杨公骥先生发千载之覆，破解了这一历史难题，让人们一睹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歌舞剧文字原貌，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其意义之大是难以估量的。遗憾的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此文在当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自90年代以后，这篇文章的巨大价值，才逐渐被人重视。
王运熙先生关于汉代乐府的系列论文，是这一时期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包括汉魏乐府沿革的考略，关于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杂舞曲辞的考证等，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资料（王运熙《乐府诗论丛》，中华书局1962年1月出版）。此外，丘琼荪的《汉大曲管窥》对《宋书·乐志》里所列的15首汉大曲在魏晋时期的流变及其演唱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丘琼荪《汉大曲管窥》，《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陈直的《汉铙歌十八曲新解》（陈直《汉铙歌十八曲新解》，《人文杂志》1959年第4期）、游国恩的《西汉乐府歌辞和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游国恩《西汉乐府歌辞和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教师报》1956年9月11日、25日、28日）、阴法鲁的《汉乐府与清商乐》（阴法鲁《汉乐府与清商乐》，《文史哲》1962年第2期）等，是这一时期汉乐府研究中的好文章。
50、60年代中，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研究成果不多，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1956年出版）是代表性成果。此书除了对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释和分析外，在前言中还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时代、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艺术特色等有相当深入的介绍分析。时至今日，这部书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以杨公骥、马茂元、王运熙为代表的学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乐府诗中的几个疑难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法对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进行深入的阐释，是这一时期在汉诗研究中取得的最突出成绩。它说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这一时期汉诗研究取得成绩的根本。可惜的是，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这使得在当时的汉诗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偏向。例如在文人五言诗的研究中，过于夸大了这些诗的产生和汉代社会政治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却没有注意从汉代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认识它们。在乐府诗的研究中，只注意那些反映了民生疾苦的叙事诗，却很少去研究那些别具特色的抒情诗；以对“乐府民歌”的研究取代了对包含各阶层创作的丰富多彩的“汉乐府”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是在学术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