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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

时间:2009-8-8 16:46:14  来源:不详
作的不同(泽田总清著,王鹤仪编译《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文章,早在1929年就有铃木虎雄关于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铃木虎雄著,王馥泉译《对于五言诗发生时期底的疑问》,《语丝》5卷33期,1929年10月,《小说月报》17卷5号,1926年5月),儿岛献吉郎则对汉代戚夫人、班婕妤等的诗作进行了论述(儿岛献吉郎作,木华译《两汉之巾帼文学》,《益世报》1929年12月17日、28日)。50年代以来,日本人对于汉代诗歌的研究视域逐渐开阔,其中吉川幸次郎对《古诗十九首》生命主题的研究、小西昇对两汉乐府的研究、增田清秀对《郊祀歌》中邹子乐的研究、乐府历史的研究、泽口刚雄对乐府游仙诗的研究、乐府诗表现形态、声调、音色的研究、汉魏乐府传承的研究、道家春代对古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关系的研究等,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另外,韩国学者车柱环也有关于李陵诗的研究(论文出处见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
    前苏联汉学家对汉代乐府诗十分重视,著名汉学家瓦赫金以研究汉魏南北朝乐府的论文获文学副博士学位,并翻译出版了一本《乐府·中国古代诗歌选》,在前言中介绍了乐府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代意义及乐府诗特点。法国学者戴密微主持编译的《中国古诗选》(1962)中,收录了《古诗十九首》的全部译文,并称赞它“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最优美的诗歌:这种五言诗体保持了民歌特色,且具有完美的艺术技巧”。他的弟子桀溺的《古诗十九首》(1962)一书则是一部专门的研究著作,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对十九首的重译,第二部分是对每首诗的详尽注释,第三部分是“结语”(评论)。说《古诗十九首》“进行了一种文学革命,开创了一个新世纪。它们深深植根于过去,不仅追溯到《诗经》,而且也追溯到《楚辞》。不仅就其民歌的形式,而且就其哲学思想来说,这些作品是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古诗十九首》成功地综合了所有这些特点,创新出新诗体和新精神。它们把传统、民间艺术和现代意识溶为一体。在这种结合上,古典诗歌萌芽了”。桀溺剖析了《古诗十九首》“离别”和“死亡”两大主题,分析了作品中的主人公和《楚辞》中主人公的异同、景物描写的特点、艺术结构的独特之处、《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等,还把它与法国文学作了比较(此处介绍参考了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二编第二章《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93-100页)。在美国,周英雄在他的博士论文《木铎:汉代的采诗运动及文学的功用》(1977)一文中,从汉代社会政治的角度论述了乐府的功用及其对民间歌谣的采集,《郊祀歌》的创作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意义,乐府民歌的经验模式,并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界定了乐府民歌中随口即出的重复方式与近代诗中反复推敲的对句之间的区别等。其研究问题的视点和方法,与国内学者有明显的不同(见李达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446页)。从以上论列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研究汉诗的水平。
    港台地区的汉代诗歌研究比较活跃,从60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论著,如潘重规的《乐府诗粹笺》、方祖燊的《汉诗研究》、中国语文学社编的《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二)》、张寿平的《汉代乐府与乐府歌辞》、陈义成的《汉魏六朝乐府研究》、江聪平的《乐府诗研究》、胡洪波的《乐府相和歌与清商曲研究》、张清钟的《两汉乐府诗之研究》、《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张修蓉的《汉唐贵族与才女歌诗研究》、王强模的《古诗十九首》等。在这些论著里,方祖燊的《汉诗研究》较有影响。此书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对那些名列西汉的虞姬、枚乘、无名氏、卓文君、李陵、苏武、辛延年、班婕妤、宋子侯及其它佚名的优秀五言诗进行了全面的订伪和考证,认为对这些诗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文人五言诗到东汉才算成熟这种流行观点也是错误的。方氏的这种研究,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性。其后,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一书,前有对每首作品的详细评注,分诗旨、注释、作法、评介、赏析五部分,搜集材料比较丰富、言简意赅,颇得诗之旨趣。后有对《古诗十九首》源流的考察,介绍了关于十九首产生年代的三种基本观点的24种说法、关于作者的16种说法,最后的结论也是:“古诗十九首是西汉初年至东汉末年间之文士、辞人,仿国风之体,不立诗题,亦不著姓名之作品。其作者未必是一人,时代亦未必是同时”(张清钟《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版,第152页)。此说虽过于宽泛,但是在没有更为坚实的证据出现之前,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态度。张修蓉的《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对汉代女性诗作有独到的体悟(张修蓉《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以上,可代表港台等地在汉诗研究方面的成就。
      六 存在的问题和今后预测
    20世纪的汉诗研究,无论在文献考证还是在艺术分析和理论阐释上,其成就都是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但是和对中国古代其它历史时期的诗歌研究相比,汉诗研究却相对落后。时至今日,还没有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汉诗研究组织,也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有关汉诗研究的学术会议。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里,专门从事汉诗研究的学者为数极少,也没有形成一个汉代诗歌的研究中心。这既与从事汉诗研究困难较多有关,也与人们重视不够有关。即便从汉诗研究本身来讲,目前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是文献资料的缺乏和考证方法上存在着偏差。由于汉代距今历史久远,保存下来的资料极为有限,关于汉诗的实际创作情况已难以弄清。两汉前后共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段,在这一时段中无论从社会政治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曾发生过一些重大变化。可是,对于产生于这一历史时段的诗歌,大部分我们还无法确定比较准确的产生年代。这对于个别诗篇的艺术赏析来说,也许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要想探究汉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却是莫大的障碍。特别是那些无主名的文人五言诗,由于无法确定它们的具体作者和产生年代,我们也就无法明确文人五言诗在汉代的发展过程,不敢奢谈五言诗的创作规律。文献资料的不足大大影响了我们对于汉诗的研究。
    但就是这有限的资料,我们在实际研究和考证方面也存在着问题。自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由于受疑古之风的影响,一些论者把前代传说中的虞姬的《和项王歌》、枚乘的《杂诗》、李陵、苏武的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联句》、卓文君的《白头吟》、班婕妤的《怨歌行》、甚至傅毅的《冉冉孤生竹》等,都看成了后人的附会和伪作,于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产生于东汉末年的说法,渐渐地被大多数人视为“定论”。这种说法大大束缚了研究者的头脑,阻碍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研究的深入开展。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在反思,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冠英、吴世昌、沈玉成诸先生,近年都有相关文章发表(以上诸文分别见《文史知识》1984年第1期、1985年第11期、1994年第2期)。曹道衡先生在《苏李诗和文人五言诗》一文中,明确表现了对于苏、李诗和虞美人诗真伪问题的慎重态度,因为他已经发现目前学术界对这些诗篇几乎异口同声的否定结论根据不足,希望发现新的证据(曹道衡《苏李诗和文人五言诗》,《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章培恒、刘骏也认为,关于李陵的《与苏武诗》,“仔细研究前代和‘五四’后的学者提出的否定其为李陵作的证据,实都不能成立”(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既然如此,当我们对20世纪的汉诗研究进行全面总结时,就应该对这种研究倾向进行一下深深的思考了,这是推动21世纪汉代文人五言诗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环节。
    第二是缺乏结合历史文化美学等学科领域对于汉诗进行系统综合的探讨。综观20世纪的汉诗研究,其重点始终在文人五言诗的考证和乐府诗的部分篇目分析上,这里又表现出两种倾向。在“五四”以后的第一个时期,考证和一般性描述的文章著作较多,深入进行艺术分析的较少;在建国后的第二个时期,由于受政治批评模式的影响,过分地抬高了一部分乐府诗的政治思想价值而否定了另一部分作品。同时,由于认定文人五言古诗的成熟年代是在东汉末年,对这些作品产生原因及内容的揭示也只是从“所谓汉末政治黑暗”的角度做直接因果关系式的解释,没有把它们放在广泛的汉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来认识。新时期以来,这两种倾向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和角度逐渐多样,但大多数学者所做的工作仍显得琐细零散、不成体系,拘谨于一诗一句之一义的争论和发明,选题重复的低水平之作颇多。两汉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四百年的历史发展对中国后世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四百年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汉诗,值得我们从历史、哲学、文化、思想、美学、艺术等多方面展开研究,但所有这些,又须要在扎扎实实的文献基础上进行。在这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工作还相当艰巨。
    20世纪的汉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展望21世纪,汉诗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这起码可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考古上的收获,我们预期21世纪会发现有助于解决汉代文人五言诗产生年代问题的重要证据。20世纪秦代乐府编钟的发现,彻底解决了乐府产生于何时的争论。21世纪如能发现有关文人五言诗的出土文物,将会对汉诗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思想的变革,21世纪的学人在汉诗研究方法论与批评模式上也将会产生新的变化,这将使汉诗研究出现新的局面,产生一批代表21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研究著作,促使汉诗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第三是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扩大,汉诗研究将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一种国际化的局面。在20世纪中,苏、德、美、法、日、韩等国的汉诗研究已经取得了令我们瞩目的成果,并以其新颖的视角给我们以启示。21世纪,这种局面必将进一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发展趋势也必将对我们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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