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20世纪/唐文研究/回顾/反思

       唐代是中国散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20世纪的唐文研究，走过了百年艰难探索的漫长历程，有着明显的发展阶段，唐文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但与唐诗研究相比较、与唐文的丰厚遗存相比较，仍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弱点，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对百年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与反思，按其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总结，并探讨造成唐文研究滞后的原因，以期有助于唐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研究综述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文章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创作理论趋于成熟，文章体裁臻于完备，各种风格竞放异彩，出现了以王勃、骆宾王、陈子昂、张说、陆贽、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众多杰出作家，和垂范后世的脍炙人口的大量优秀作品。清编《全唐文》与《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共收有唐五代文三千五百多家、二万二千多篇；近年来霍松林主编《新编全唐五代文》（尚未出版）又增收一万一千余篇，这样，存世唐代文章约达三万四千篇。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其研究却是颇为沉寂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从古代步入现代的历史已经百年，相对于成果丰硕的唐诗研究和唐五代词研究，唐文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研究成果的单薄、研究领域之逼仄以及研究方法之单一，与如此丰厚的文化遗存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令人焦虑的。唐文研究的严重滞后，也拖累了其他研究领域向更为深广境地的拓展。因此，有必要对20世纪的唐文研究作一简要回顾，总结研究成就，认识不足，探讨热点问题，正视盲点，以期开拓唐文研究的新境界，促进唐代文学研究乃至唐代文化研究的繁荣。

    　　解放前的唐文研究的回顾(1900-1949)

    解放前的唐文研究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状态，就发表的论文而言，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沦文索引》，收录了1905-194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46篇，其中，有关唐代古文的就有39篇。例如，罗根泽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和理论的《唐代早期古文文论》（《学风》，第五卷，1935年第8期），胡怀琛研究有关韩愈、柳宗元文的《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卷2期，1926年10月），叶圣陶研究韩愈单篇古文的《略谈韩愈〈答李翊书〉》（《国文杂志》，创刊号，1942年8月）等；而有关唐骈文研究的仅有2篇，即曾了若研究唐代骈文古文演变历程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论》（《史学专刊》，1935第一卷），李泽的《藤王阁小序》（《国粹学报》，4-6号）。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唐文的书目有20余种。对唐古文进行系统研究的要算30年代王锡昌的《唐代古文运动》（燕京大学学位论文，1935年手抄本）和40年代龚书炽的《唐宋古文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这两本书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钱基博《韩愈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力作，从“古文渊源”、“韩愈行实”、“韩愈佚事”、“韩友四子传”、“韩门弟子记”、“韩文籀诗集”六个方面系统地作了研究，涉及到了韩愈的各个方面。此外，还有两本散文史著作提到唐文，一本是1937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柱的《中国散文史》，一本是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这是两部较早的中国散文简史。其他大部分是普及性书目，研究的水准不是太高。例如，吴树滋的《唐文观止》（成都，经纬书局，1949年版），还有徐洁庐编、吴虞公校的《唐代文选》（上海大通图书社1936年版）等。
    这一时期对唐文进行整理的只有史学大师岑仲勉。岑氏作于1939年之《读〈全唐文〉札记》，对清编《全唐文》进行了重要的校勘和疏证，厥功甚伟。此后，岑氏还广泛搜寻了一些唐代的墓志文、碑刻文、石柱刻文等。
    以上可大致看出这一时期唐文研究的状况，唐文研究的论文、专著的数量都非常少。对唐文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除了对“古文运动”主将韩愈、柳宗元作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外，其他许多唐文作家研究都是空白。这显然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重大变革，解放出了一大批文学爱国人士；同时，一批留学西洋的学者也回到国内，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古代文学研究的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国内矛盾的上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一边从事民族救亡运动，一边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所以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各科都缺乏人手、经费的支持。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唐文研究也是如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广，对封建旧文化的革除极有好处，其负面影响则在于对传统文学否定过多，未能公允地认识传统文学的价值，因此也就导致对唐文关注不够。
    其次，就唐代文学研究的内部而言，唐文研究远远逊色于唐诗研究，就连闻一多先生这样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等著作问世，却未能涉足唐文研究。造成这一状况，实际上是由唐文的性质决定的。一般来说，诗是抒情性的，易于读解，文虽然不排除抒情，但实用性更强，且篇幅比诗要长，唐文有许多是墓志铭、碑文、章表疏奏、石刻文等，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易读解，其精美华丽的骈文也不合当时的形势。还有一个原因是唐文古雅硬直，不如宋文的通俗平柔，对不同风格的偏好，导致唐文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局面。

    　　建国后三十年的唐文研究(1949-1980)

    建国后的唐文研究处于起步徘徊时期，此时期唐文研究与当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有200多篇。这些论文几乎青一色地集中在韩愈和柳宗元身上。尤其是柳宗元，由于被尊为“法家”，所以更加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些研究韩柳的论文，多集中在韩柳思想性的研究上。如：黄云眉《韩愈的文学评价》（《文史哲》，1956年11期），王达津《韩愈的文学思想及其散文特色》（《河北日报》1962年3月23日），还有唐艮、周惕平《试论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9期）等。此外，对韩柳单篇散文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中对韩愈《师说》的研究是一个亮点，论文的数量达31篇。柳宗元的《黔之驴》、《永州八记》、《六逆论》、《捕蛇者说》、《小石潭记》、《封建论》均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他思想性比较强的《封建论》，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论文达27篇。当然，其中的大部分论文迎合了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所以学术水平不是很高。由于当时国内政治运动的需要，所以这一段时期的唐文研究也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一些论文的题目听起来就像是政治革命的口号，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读柳宗元〈封建论〉》（大批判组，《福建师大学报》，1974年1期），还有发表于1975年9月25日《新华日报》的论文《甩掉包附，轻装前进—读柳宗元〈蝜蝂传〉所想到的》，广西柳州拖拉机厂的工人还出版了《柳宗元年谱》。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此类论文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这一段时间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一定学术质量的论文，如管希雄的《论韩愈的散文艺术》（《温州师院学报》，1963年1期），振甫的《韩愈的散文的技巧》（《新闻战线》，1959年22-23期）；林昭德的《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思想与艺术》（《语文学习》，1959年10期），振甫的《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长江文艺》，1962年1期）等。这一时期对其他唐文作家研究不够，许多方面都是空白，倒是杜牧的《阿房宫赋》赢得了许多学者的青睐，论文有26篇之多，如蓝锡麟的《〈阿房宫赋〉的讽喻特色和写作技巧》（《西南师范院学院学报》，1980年4期）等。
    这时期唐文研究的专著，约有6本。最为著名的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版），共十四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深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是“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有关柳宗元文及其诗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该书是章士钊研读柳宗元文数十年的结晶，赞赏柳宗元“唯民为主”的思想倾向，虽扬柳抑韩，存在不少偏颇，但资料丰富，时有新见，瑕不掩玉，即使今天看来，仍然是一部上乘的学术经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中华书局，1962年版），该书叙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介绍了唐朝古文运动的主要人物，并从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唐朝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原因。另外4本是关于韩柳的，例如黄云眉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钱基博的《韩愈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顾易生的《柳宗元》（中华书局1961年版），吴文治的《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总之，建国三十年的唐文研究，研究的面有所拓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受到时代风潮的左右较重，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尤其是文革十年，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唐文研究处于低谷与徘徊之中。这一时期的唐文研究也小有成就，但三十年间的研究成果实在令人寒心。唐代文学研究在失望中徘徊，在徘徊中等待，等待唐文研究走上正规、健康发展的道路。

    　　近二十多年来的唐文研究(1980-2002)

    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充满了新春的无限生机，这也是近百年唐文研究真正春天的到来，唐文研究开始走上正规、健康、发展的道路。
    就发表有关唐文的论文而言，据全国报刊论文文献索引统计：1980-1989年有关唐文研究的论文为218篇，1990-2002年为276篇。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是前两个阶段八十年的研究总量的两倍。这些论文按研究内容对象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类：
    （一）从整体上探讨唐文研究的论文题目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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