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了犹太人流散欧洲的生活情景。之后，意第绪语文学不断发展，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是意第绪语文学的鼎盛时期，在欧美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意第绪语作家。
四
中国唐朝(618-907)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性辉煌时期。唐朝版图辽阔，极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现代西方学者论述：“第7、8、9三个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宁、最文明的国家。……这个新兴的中国与汉朝的旧中国不同，出现了新兴的有力量的文学流派，伟大的诗歌传统也复兴了，佛教改革了传统的哲学和宗教，美术也有很大进步，艺术活动、社会生活都发生很大变化，开始有了饮茶、造纸和木版印刷。几百万中国人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而同时代的欧洲和西亚散居的人们还住在茅屋……或恐怖的山寨里。这时的西方人正苦于神学禁锢的黑暗中，中国人却思想解放、精神宽松、富于探索。”⑧
文化交流的流向是“人往高处走”。唐代文化的繁荣，吸引了世界各国。唐朝都城长安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从亚洲各处来的人——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和拜占庭人——充塞着它的街道，增添了他的国际色彩。”⑨唐代统治者以博大的胸怀和全面开放的态势，广迎天下客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以迎外和仇外两种态度反复交替的中国（欧洲也如此）历史中，唐代确实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间著名人物荟萃之地。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波斯人从西方来到长安同朝鲜人、日本人、西藏人和印度支那的东方人相会，并且同中国学者在渭河之滨那座古城的壮丽亭台一起讨论宗教和文学。”
据史书记载，当时200万人居民的长安，有2%（即4万）是外国人。他们主要包括在唐朝政府供职的外国人，来华经商的外国商人，来长安留学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长住长安的各国使节，来华的各国艺人、学者、旅行家等。他们在这个国际文化都市中既追逐各自的利益，也传播着各自原有的文化，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贡献。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有些久居中国的异域诗人、作家创作了他们的作品，表达了异质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体验与感受，成为东方古代流散文学的又一聚集点。
崔致远(851-?)是朝鲜新罗诗人，12岁入唐留学，17岁中进士，任宣洲溧水县尉，后应聘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僚，用骈文为高骈撰写上万件表状书启。他29岁回国，滞唐17年，在唐期间创作诗歌《桂苑笔耕录》20卷，诗作内容多有表现怀念故园的情怀：
知尔新从海外来，晓窗吟坐思难裁。
堪怜时复憾书幌，似报故园花欲开。
——《春风》
海内谁怜海外人，问津何处是通津。
本求食禄非求利，只为荣幸不为身。
客路虽求江上雨，故园归梦日边春。
——《陈情上太尉》诗作中远离祖国的孤寂，憧憬故土的美好未来都溢于言表。
唐朝同样留学中土的朝鲜诗人还有崔承祐、朴仁范、崔匡裕等，他们也有诗作传世。
唐时流居中国最著名的日本诗人是阿倍仲麻吕（朝衡，701- 770）。《旧唐书》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五王友。衡留东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⑩阿倍仲麻吕16岁入唐求学，学成后出仕唐室，与中国诗人有广泛交往，也有诗作入存《全唐诗》。他在唐为官，但与国内联系不断，日本史籍有载：“仲麻吕尝作书，凭新罗宿卫王子金隐居寄乡亲；新罗使金初王持其书至。仲麻吕在唐凡五十余年，身虽荣贵，思归不已，言及乡国，未尝不凄恻也。”(11)阿倍仲麻吕在作为皇命的送使，准备随第十一次遣唐使返日时作的《衔命使本国》体现了一个长期旅居异乡的漂泊诗人的复杂心境：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使臣。
天中悬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此次归国未果，海上遇风浪，历经艰难又回到长安，最终逝于中土。他的《望乡诗》更是强烈地表达他眷恋故土的情怀：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时诗人居留明州（现宁波），隔海相望，遥想故国情形，翻滚的心潮，只有皎洁的圆月可作寄托。
像阿倍仲麻吕长期居留中国的日本的留学生和留学僧还有不少，有的在中国娶妻生子，“留学渤海的高广成，与当地女性结婚，生有一男一女；随同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入唐的傔人羽栗吉麻吕，与唐人成婚生下两子；辨正虽然身为留学僧，但在唐还俗成家，生下秦朝元、秦朝庆兄弟；藤原清河位居遣唐大使，但归船遇风漂至关驩州，逐仕唐终生，喜娘便是他与唐妻所生之女；娶唐人李自然为妻的大春日净足，入唐年次虽然无考单，推测他也有长期滞唐的经历”(12)。混血的下一代，无论生活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同样经历文化冲突的生存体验。他们当中也有人以文学创作表达这种体验和感受。
不仅邻近的朝鲜、日本与唐朝有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往昔的中亚、波斯、阿拉伯都与唐朝友好通商，互派使节，汉代已经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有新辟水上丝绸之路。大批中亚、西域各国人来到中国经商、旅行、传教、留学，甚至在中国出仕为官。当时的长安和广州、扬州、泉州等沿海城市居住大量的西域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651年阿拉伯征服波斯，灭萨珊王朝，以当时的王子卑斯路为首的大批波斯人来到中国避难。史料记载，阿拉伯遣使唐朝40次，(13)据传，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阿拉伯军队2万余人，大多居留中国。
这些侨居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生存，有一个文化调适整合过程。也有诗人、作家徜徉文学世界，表现这一过程中的种种情形。《全唐文》卷七六七记述了阿拉伯人李彦升的情形：“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所宾贡者不得拟。或曰：‘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民。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华不足称也邪？夷人独可用也邪？吾终有惑于帅也。’曰：‘帅真荐其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响。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行华而心夷也。生于异域而行合乎利益，是行夷而心华也’。”(14)这一材料表明：第一，阿拉伯人李彦升能登第进士，说明在唐的阿拉伯人已有人参同中国文化精髓；第二，李彦升“以进士第名显”而遭到非议，引发“华夷之辨”，正是文化冲突的表现。只因李彦升是异域人，才有人对举荐他的范阳公不理解。而作为当事人的李彦升又会作何感想？
像李彦升一样入仕唐朝的波斯人更多，除《唐书·波斯传》中所载的王族卑路斯父子、李元谅外，还有阿罗喊、安附国、石处温等，更有李询、李舜弦兄妹，都富于诗才，《全唐诗》中收录了他们的诗作。
唐代是个文化开放的时代，不仅吸纳世界各种文化加以整合，为自己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滋养和刺激动力，同时也走出去，在世界各国播扬中华文化。因而也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在异域经历多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过程，其中的诗人、作家创作的文学，是唐代流散文学的另一侧面。限于篇幅，不作展开。
五
中古东方历史上有三个横跨亚非欧的封建大帝国：阿拉伯帝国（7世纪初—13世纪）、蒙元帝国（13世纪初—14世纪中期）和奥斯曼帝国（14世纪中期—19世纪初期）。这几个大帝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是由善战的游牧民族在较短的时期内，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扩张，攻略四邻，建成版图辽阔的大帝国；第二，由于统治者凭借武力强行征服，在帝国境内并没有统一的内在文化基础，在文化的深层，原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地区，还是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将统治者同化。如汉文化同化蒙古统治者，波斯文化深刻影响阿拉伯文化，阿拉伯文化又深刻影响奥斯曼文化；第三，几个帝国都在初期的强劲势头之后达到鼎盛，很快由于帝国境内的文化差异和争夺王权，导致分裂，逐渐崩溃。
这样的社会文化现实，为东方的流散文学准备了土壤。大帝国迅速崛起，但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治一体”，文化上难以“一元”，而是众多民族文化的彼此冲突、渗透、融合。这对敏感的诗人、作家产生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这里有几种情况：
首先，从文化的视角看，跨越洲际大帝国的出现，是“人类文明交往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各个大帝国成了文明交往的更大中心。它们分地段而又互相连接地打通了世界文明交往的孔道……这条文明交往大动脉，是各个帝国活动的大舞台。为了开拓疆土，移植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各大帝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交往。战争的交往形式具有破坏性，也具有对闭塞状态的突破性作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之后，文明交往从西方的爱琴海通到东方的印度河流域，促进这个广大地区发生了深刻变化，13世纪蒙古军队穿越欧亚大陆，建立了世界性的大帝国，东西方陆上文明交往的大道因此而大开。这种突破性作用，是和平交往方式所不能达到的”(15)。正是这种以“战争交往”为前提的大帝国，把人类文明往前推进，也拓展了诗人、作家们文化视野。大帝国之间的交往，使得人们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变得轻而易举，才有马可·波罗(1254-1323)、柏朗嘉宾 (1182-1252)、鲁布鲁克、孟高维诺(1247-1328)、鄂多立克 (1265-1331)、马黎诺里等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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