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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古代流散文学及其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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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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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长期在蒙古、中国和东方侨居、旅行，写下他们关于东方的游记和见闻，如《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蒙古游记》、《鲁布鲁克东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等。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69)以长达30年的游历，足迹遍及亚非欧三大洲，先后到达北非、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里海沿岸、黑海南俄地区、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南洋群岛、中国、西班牙、西非等，写下举世闻名的《白图泰游记》。
其次，帝国境内版图辽阔，交通驿网发达，诗人作家出于公务差遣或私人旅行都非常便利，所接触到的异质文化既让他们感到新奇，同时也使其感受到身在异乡的孤寂，产生身世飘零的痛苦。
朝鲜诗人李齐贤(1288-1367)应诏陪侍被迫逊位而扣留的高丽忠宣王，在元都燕京侨居24年，写下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试看一首词《江神子·七夕冒雨到九店作》：
银河秋畔鹊桥仙，
每年年好姻缘。
倦客胡为此日却离筵？
千里故乡今更远。
肠正断，眼望穿，
夜寒茅店不成眠。
一灯前，雨声边，
寄语天孙：新巧欲谁传？
懒拙只宜闲处著，
寻旧路，卧林泉。
七夕雨中，遥想故土，“倦客”的孤寂与愁绪溢于言表，苍凉的意境中透出漂泊游子的无奈和伤感。
波斯诗人萨迪(1208-1292)生活在蒙元帝国时期，他的大半生在行旅中度过，足迹遍及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印度、阿富汗和中国的西域，流寓途中遭遇种种文化上的碰撞与生活的艰难。但他念及故土，就有一种难抑的亲切，他在行旅中创作的《蔷薇园》和《果园》，就是作为回归故园带给乡亲的“礼物”。
奥斯曼帝国诗人阿舍克·帕夏(1272-1332)以自己的游历为素材，创作了被誉为“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的长篇哲理诗《异乡流浪者的故事》。奥斯曼作家埃弗利亚·切莱比(1609-1677)随军队南征北战，走遍了欧亚非的帝国领土，将50多年旅行经历写成10卷巨著《旅游札记》。
再次，帝国建立巩固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移民现象。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战乱之中为避战祸而主动移民；二是帝国境内采取移民迁徙的手段，让部分人在一种新的异质文化环境中生存。无论哪种情况，都是民族之间的杂居，也是文化上的融合，其中的诗人、作家当然以这种民族文化糅杂为题材创作，抒写来到新家园面临的艰辛和对新处境的陌生感，以及对已经丧失的家园的美化和缅怀。
阿拉伯帝国巩固后，不少作家、诗人从出生地移居当时阿拉伯文化中心的巴格达、巴士拉或开罗。诗人艾布·努瓦斯(762-813)，祖籍波斯，后移居巴土拉；作家伊本·穆格法(724-759)，祖籍波斯，移居巴士拉；作家诗人麦阿里(973-1057)，祖籍叙利亚，后移居巴格达；诗人伊本·法里德祖籍叙利亚，后移居开罗。
蒙古人入主中原，大批伊斯兰教徒，包括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移徙中国，其中不乏文人学者。元代著名作家、学者赡思(1277- 1351)是古代世居中国的阿拉伯人，他博于经学，精于易学，通晓天文地理、算数水利，有文集30卷，其中的《西域异人传》等是重要的文学创作。萨都剌(1272-?)祖籍阿拉伯，父辈随军蒙古军西征后来到中国，因战功而受重用，萨都剌喜好文学，1327年登第进士，担任地方要职，留有7部诗词集。
为避战乱而移居他乡，典型的例子是南宋末年(1279)大批汉人躲避蒙军而移居各地。南宋禅僧无学祖元(1226-1286)、一山一宁 (1247-1317)东渡日本避乱。他们都是极富学养和诗才的高僧，在日本促进了“五山文学”的发展，兴起日本平安朝之后的又一次汉文学高潮。
最后，帝国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往往以统一宗教、统一语言文字作为重要手段。虽然实施起来非常困难，甚至真正实现了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当时身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受到的是灾难、是痛苦。用一种新的文化取代一种文化传统，这无异于一种“精神流散”，即使没有空间的“流散”，但人们体验到的是一种丧失母文化的危机，或者是母文化与新文化渗透交错而形成的一种“半生半熟”文化。这种没有空间“流散”的“精神流散”现象，是中古东方封建大帝国的文化附属物，特别典型地表现在阿拉伯帝国，它是一种政教合一的运行体制。在文学中，突出表现在波斯作家在阿拉伯统治下掀起的“舒欧毕思潮”和达里波斯语兴起后民族意识的弘扬。
六
东方古代流散文学当然不只是上述的四个方面，比如古代的“流民文学”（迁谪文学）就是很重要的方面。但上述四个方面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综观上述东方古代流散文学，我们看到它具有流散文学的一般特征：无根的漂泊感、沧桑感；文化冲突中的困惑、痛苦与失落；家园意识，故园回望的心态；文化身份的追寻；等等。但它又不同于现代的流散文学，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
（一）古代东方流散文学还没有自觉的“民族”、“国家”的意识，没有现代流散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
“民族”、“国家”之类的概念产生于近代的西方，东方古代除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家族专制国家，改朝换代意味着换了另一家族统治，民众只有对君主的忠诚，不存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等问题。因而东方古代流散文学作家，从一地徙居一地大都只是出于一种“习惯”的差异而痛苦，没有从理性上来把握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 （希伯来经历了太多的民族苦难，较早形成“民族传统”的意识，这是东方古代的特例），更多的是感性地体悟“现在”与“以前”的不同。于古代东方人而言，开明睿智的君主、适宜生存的大自然环境，比“虚幻”的“民族传统”更重要。因而古代东方流散文学的作者，大都是处于流散中的“这一代”，过了两三代以后，基本上被居住地文化所同化，后裔的创作难以看到“流散文学”的特质。据考证，蒲松龄是元代阿拉伯巨商蒲寿庚的后裔，而他的《聊斋志异》很难当作“流散文学”来解读。
现代流散文学是经历了殖民、反殖民、民族解放运动激流冲刷后的流散文学，种种有关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完善严整，丰富的思想资源和人生体验为现代流散作家的认知提供了许多古代东方作家不具备的东西，使现代流散作家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思考，对民族传统的追求具有更多的理性自觉。
（二）对异质文化充满新奇感和紧张感
古代社会没有现代社会发达的交通和传播媒体，流散作家对流散地的文化事先一般不太了解，大多数情况是“走”着去探索。不管是被迫的“流散”还是自愿的“流散”，前方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流散者事先都难以形成明晰确切的构想，只能是“到达目的地再说”，甚至连“目的地”在哪都不清楚。
这样情形下创作的流散文学当然具有一种探险性质的新奇感和紧张感。当然，要注意的是这种“新奇感、紧张感”不是现场报道式的，往往是流散者到达居住地稳定下来，有了对异质文化的深切体验后再创作（甚至是回到祖国后再创作）。这种“新奇感、紧张感”是作为事后的回忆性体验，已经通过了理智的冷静过滤。
（三）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文体；尤其是游记最为突出
诗歌是东方古代各国文学最早也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古代东方流散文学也同样以诗歌抒情言志，表达漂泊异乡的痛苦，抒发眷恋故土的情怀，如侨居西班牙的犹太诗人，唐朝时期侨居中国的日本、朝鲜诗人，中古西亚、中亚的行旅诗人的创作。
东方古代流散文学的散文创作有人物传记（如《旧约》中的《列王记》），有寓言作品（如《旧约》中的《以西结书》、《巴比伦塔木德》中的一些作品），但更多的是游记。印度佛教东传，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西行取经留下的游记，唐朝时期西域人的游记，三大帝国盛行的行游文学都是流散文学的重要作品。
有学者把一般笼统称之为“旅行”的活动分成三个层次：“旅游、行游和神游。旅游包括休闲和度假旅行，其目的是在较短的时期内观赏和猎奇。因此，文化感受是表面的和肤浅的。行游指范围更广的不以消闲度假为主旨的时空移动。由于这类旅行的时间较长，而且通常具有多个目的地，因此所获得的文化感受常常是深层的和理性的。神游并非身体的移动，而是一种意念上的旅行活动，即‘精神旅行’。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移动行为，它所涵盖的时空基本上处于一种抽象的状态。”(16)以此来看古代东方流散文学的游记，都是“行旅”层次的文学创作，这些游记的作者都在异文化环境中生存较长时间，期间所形成的各种文化经验是非常复杂而丰富的。
以游记为主体的东方古代流散文学，表明它是一种在“行走中”的文学，是一种充满探索性，把过去的回忆与未来的憧憬交错渗透的文学。
（四）文化差异的自觉与文化融合的无奈
从整体上来说，东方古代流散文学中表现的是流散中不同文化冲突的一面，体验到的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适、困惑和沧桑，更多的是固守原有文化的一面。这与现代流散文学不一样。现代流散文学作家往往在感受到文化冲突的同时，还自觉地去追求一种融合后的新的文化形态，甚至以“边缘人”、“世界公民”自居，从文化冲突中看到的是冲突的结果——融合，这在旅美派作家纪伯伦身上已显出趋势，到近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库切身上就更加明显。
其实，冲突与融合是流散带来的文化交流这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冲突是最先摆在流散者面前的，但融合也是必然的。东方古代流散作家与现代流散作家不同的是：他们把“融合”当作一种负面的东西来表现，是一种不情愿的无奈。
尽管主观情感是无奈，但客观情势却无法阻挡。从这一角度来看东方古代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安达卢西亚文学，中国西部喀喇汗朝的突厥伊斯兰文学，犹太人的塞法尔迪文学、东南亚早期华人移民文学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总之，流散文学是东方古代文学中的重要现象，不仅仅是“流散”(Diaspora)这个词源于犹太人在罗马统治时期的大流散这一史实，更是由于东方社会历史文化演进的客观事实所确定。从流散文学的层面审视东方古代文学，会对一些传统的文学研究所忽视的问题有许多新的理解、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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