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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本的记载，并见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繇是以后，日本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搜求中国古代典籍。推古朝十二年遣隋使入隋，直接任务除了与隋通国交外，就还有“时国家书藉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21]一项。《旧唐书》玄宗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尽市文籍泛海而还。”[22]天平胜宝四年，《佛祖统纪》又载，孝明天皇“遣使入中国，求内外教典。”[23]被派遣来中国的日本使者、僧侣们，都颇为留意对中国书籍的收求。以吉备真备为例，他从中国搜求携回的书，就有《唐礼》一百卅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24]而至今犹存的《日本国见在书目》，[25]从各种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国典籍传播日本的情况。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关寒食的记载，自然也传到日本。如当时深为日本人所喜爱的白居易的诗集中，就收入多首关于寒食的诗篇。 [26]而更有力的论据是《荆楚岁时记》的东传。 解释日本的宫廷行事与民间行事时，《荆楚岁时记》是最常被引用的书。因而被坂本太郎称为是年中行事的来历事典、指南书。据坂本太郎考证，《本朝月令》、《年中行事秘抄》均曾引用中臣丸连张弓等在天平胜宝五年（753 年）正月五日的勘奏。而勘奏中的风俗记事，可以推定是参考《荆楚岁时记》而做的。[27]因此，就时间上来说，《荆楚岁时记》早在奈良初期即已传来日本。又宽平年间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杂传家部》收入“《荆楚岁时记》一卷”此外在《总集家部》还收入了“《荆楚时序》一”，[28]这两种书的异同今天不详，但就这些资料可推知《荆楚岁时记》确实很早便传来日本，并且，在当时确实曾做为日本统治者设立年中行事的重要参考文件。而如众所周知，《荆楚岁时记》一书中，关于寒食及其由来、寒食的别名及寒食的行事内容，都有很详尽的介绍。就是说，典籍文献中，有关寒食的由来、传说、具体行事及唐朝有关寒食的新俗，很早便已传到日本了。
不仅如此，日本遣派入唐的使者和僧侣，曾经在中国度过寒食节的也有很多人，其中有的还留下了相应的记录。在世界上相当有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日本僧人园仁在中国的亲自经历。此书因为记录了有名的会昌灭佛的具体材料，而屡屡为史家所引用。而其开城四年二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园仁在楚州记曰：
此三个日是寒食日，此三日天下不出烟，总吃寒食。又开城五年二月廿三日，园仁飘落于山东文登县境内，复记曰：
廿二日寒食节，三日断火。
又卷三，会昌二年二月十七日，记曰：
十七日寒食节，前后一日，都三天假，家家拜墓。[29]园仁以外，来唐的日本使者、僧侣中，多有寒食期间滞留中国的。他们当同圆仁一样，对中国的寒食之俗有切身体会，归国以后，亦会有所言及。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天平年间鉴真渡日为代表，在日本还有许多中国人，他们也都是知道寒食的。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资料，可以肯定地说，在古代寒食为日本人所知晓。既然寒食是唐代的重要节日之一，而且在古代即为日本人所知晓，寒食不入日本，可以推想的唯一的结论，只能是日本人有意识未加导入。那么，寒食何以不入日本呢？导致日本人不引入寒食的是什么意识呢？
四、秽的观念
我们认为，导致日本人不引入寒食的，是古代日本人的秽的观念。
秽即不洁。古代日本人认为，人们所处的安定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与包容这一人类社会的自然一起，构成某种“秩序”。而秽则是面对扰乱人所属的这一秩序的现象，社会成员所持有的不安和恐惧的念头，以及对这一扰乱现象的规避。这一切逐渐定着形成一种社会观念，就是秽。[30]
《延喜式》的临时祭条，所规定的秽恶事计有：人死、产，六畜死、产，吃肉等。在其他记录中，记载有改葬，伤胎（流产），怀妊，月事，失火，埋葬等。从这些条日中可以看出，举凡与日常生活相左的非常事件，几乎都被看成是秽恶。而所有的秽中，死秽是最重的。比如，同依《延喜式》临时祭条：人死忌三十日（自葬日始—原注），产七日，六畜死五日，产三日（鸡非忌限—原注），其吃肉三日。此外，改葬及四月以上伤胎（流产）时忌三十日，三月以下忌七日。[31]从这些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到死秽最重这一点。
与秽密切关联的另一个观念是触秽。即沾染或传染上秽。当一个人因某种方式接触到了有秽的人或事物，他将同样不同程度地沾染上秽，这就是触秽。
秽是无形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却与时间空间均有相关。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广狭，都对秽的强度与存在有很大的影响。因而，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同，人们对秽的感染程度也不同。《延喜式》规定，甲处有秽，乙入其处着座，乙及同处人同秽。丙再入乙处着座，则只丙一身触秽，同处人不为秽，乙入丙处，人皆为秽，而丁如入丙处着座，丁无秽。[32]就绝对空间而言，墙院可以阻秽，而道路、桥梁、河滩、荒野等因为地处于开放空间，除了秽存在的地方外，其他地方则无秽。就时间而言，距离秽发生的时间越长，则秽的强度越弱。最极端的例子是白骨无秽——尸体已腐烂成白骨，则不再为秽。[33]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两种扩大化的倾向。其一、秽的观念愈发展到后来，所涉及的对象愈为广泛，有关规定也愈趋臻密。其二、行动主体的地位越高越神圣，则秽所涉及的对象也越宽泛。如前述河滩、道路等开放的无限空间，只有秽存在的地方才有秽，而不存在传染问题。但当天皇行幸、御或奉币使神舆通行的时候，在经过道路或河滩时，为避免触秽，事先仍需要对道路与河滩进行清扫。例如，《续日本书纪》天平胜宝元年（749年）十月十四日，为迎接八幡神进京， 有朝命清扫道路除秽。[34]类似的记载还可见于《日本三代实录》元庆六年（882 年）十月廿九日。有关的清扫河滩的事例，则可举《雅实公记》长治二年（1-105年）八月条及《兵范记》仁安元年（1166年）十一月十五日条为证。
秽的观念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据山本幸夫介绍，高取正男曾指出，8世纪至9世纪，律令贵族对于以死为代表的秽的禁忌，剧增到叠床架屋的程度。而大山乔平亦曾对王朝贵族的秽的观念，自9世纪到10世纪延喜年间的错综复杂化与肥大化多有注目。[35] 正如我们上面讲到的，死秽是秽中最重的一种。但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其死，有棺无椁，封土做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浴。”[36]从“他人就歌舞饮酒”来看，则当时的日本人并无忌死的习惯。而在公元五、六世纪修筑的规模巨大的古坟，也在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证明当时秽的观念尚未发达。递及《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时代，秽的观念方始出现。在这两本书记载的传说中，伊奘诺尊入黄泉国的记载，明显反映出的思想的存在。[37] 而《日本书纪》大化二年（646年）三月条：“自畿内及诸国等，宜定一所，而使收埋，不得污秽散埋处处。”[38]这些规定，反映出至少在《纪》《记》的时代，秽的观念已经开始支配人们的某些行动。再进一步，到延历十一年（792 年）八月四日，山城国纪伊郡深草山西面以近于京城，被禁止埋葬。第二年，又有禁止采用京下诸山墓地树木之令。又大同三年（808年） 正月二十日，更以该地的泥土被用来烧做供御器的理由，发出了禁止在河内国交野雄德山埋葬的禁令。[39]可见在大规模引进中国古代文化的6至8世纪，秽的观念，做为日本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业已是不能忽略的存在。
寻择由三世纪《魏志·倭人传》以至古坟时期的历史，到6 世纪以降秽的观念的存在，这期间出现的观念转型或文化断层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有趣现象。与这一断层同时出现的是天孙降临、天皇为现人神的观念。我私以为这两者之间是颇有关联的。强调神圣的同时，开始重视回避秽恶，这本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相关联的，是当时贵族层与百姓层的观念的脱节。翻阅《日本后纪》延历十六年（797年）， 我们会看见这样的记载：禁止山城国爱宕、葛野郡的农民在自己家边葬死人。[40]在这样的禁令中，我们不难感觉出，当时的农民与贵族对死秽的感觉有多大的差异。这方面的问题，有待于今后的探讨。
五、秽与寒食
我们认为，寒食不入日本，是因为它与日本的本土文化不相容，并缺乏移植的必要的土壤。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对古代日本的秽的观念做了简要的介绍。那么，秽的观念是如何与寒食相关联的呢？
对中国的寒食行事略做分析，与朝廷相关的根本内容有两部分：一、寒食禁火与寒食结束以后的钻火、赐火；二、风行于唐代的寒食扫墓。以下仅从这两方面入手，对寒食不入日本加以检讨。
1.火与秽
如上所述，寒食诸种行事的深层，是关于火的古老禁忌和信仰，它与古老的改火习俗密切相关。因为对于上古之人，火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而是和水一样是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具有某种灵力的存在。因此，它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和水一样变脏变浊，也和水一样，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加以更新。《管子·禁藏》云：“钻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兹毒。”兹毒者，注云“以时滋长之毒是也”。易火之俗相关的记载，散见于古代典籍之中。如“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见《周礼·司》，依据记载，对于取火的树木，也依季节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旧毂即熟，新毂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论语·阳货》）等等。而关于改火的时间，或立春后一日（《管子·轻重己篇》），或季春三月（《周礼·司》），或冬至（《后汉书·礼仪志》），或夏至（《居延汉简》简号5—10，10—27），各种说法不一。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唐代寒食改火的风俗，正是基于上述古老习俗的基础之上的，是对上述古老习俗的一种继承。
在古代日本，关于火的古老禁忌和信仰，同样是存在的。然而，不同的是在日本，不是一年禁火一次，而是每到重要的祭典时，为了避免有秽，经常使用新火。依据记载，在古代日本的宫中行事中，神今食、新尝祭、六月、十一月、十二月忌火御饭，皆用 忌火。[41]所谓忌火，即新钻取的新火。《江家次第》忌火御饭条注云：“忌火，钻火炊爨，谓之忌火也。”又经延喜式云：“忌火庭火祭，宫主于内膳司行事，天安元年四月，内膳司祭火庭火神奉授从五位上，天平三年正月，神祗官奏，庭火御爨，四时祭祀，永为常例。”《大神宫仪式解》中，亦有关于忌火的近似的解说。从中可见，为保证火的清净，在日本宫中同样也有改用新火之俗，并且有专属天皇的，接受天皇从五位封号的宫中火神。
为防触秽而经常使用新火的风俗的存在，对寒食传入日本有负影响。人类所共有的好奇心，永远促使人们接受新事物。它是促使各种文化在世界范围传播的重要的力量。一定意义上说，在古代日本宫廷，这种为了防止触秽而时时更用新火的习俗，虽然不同于中国的寒食之俗，但在功用上与寒食是极为接近的。也许恰恰因为功用这样接近的风俗存在，使寒食息火新火的风俗，失去了新鲜感，进而失去了传播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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