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做为寒食的重要内容之一的皇帝赐火，因为秽的妨碍，在日本实际上也很难出现。皇帝赐火，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千家万户停火三日后，暮色霭霭，从九重宫中，温暖的，清洁而吉祥的新火，在欢呼声中递传而出，是何等景象。然而，在日本依据秽的观念，与有秽的人同火，则会触秽。因此，为了躲避秽，日本古来就有让有月事或怀孕的妇女，在隔离的小屋别火自炊的风俗。比如《古事记·上》记载，伊耶那奇命在黄泉比良坂与伊耶那美命告别时，曾发誓一天内造一千五百个产屋。[42]典籍之中，把产屋与火直接联系起来的，是《日本书纪》卷二记载的鹿苇津姬造无户室，当产之时引火焚室的神话传说。[43]《古语拾遗·神代》中也可见有关产屋的记载。年代稍后的《实隆日记》享禄四年三月日记事，则记载了因为与吃鹿肉的人同火而秽三日的事例。近代的民俗学调查中，也留下了许多火可以传染秽，以及避免与有秽的人同火的记载。[44]正如柳田国男《火的过去》所论，古代日本与其他民族不同，认为火是非常易于被弄脏的，因此非常注意避免让火与秽接触，以保持火的清洁，并时时为清洁而更换新火。[45]依据这一思路，则天皇欲保护其火之清洁尚犹不及，遑论象中国唐朝把火分送各家了。在这一点上，中日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不兼容。
2.墓与秽
在中国给寒食带来强大生命力的寒食扫墓之风，因与秽的观念相矛盾，同样无法影响及日本。
古代日本人没有中国式的扫墓之俗。因为如前所述，死秽为秽中最重者。而与死秽直接联系的正是死者的尸体，以及尸体停放的空间。和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远近为标准衡量服丧期间的长短不同，秽的存在并不以血缘关系为绝对基准，而是以空间为基准。因此在日本古代，为了避免在家中发生秽，把即将死去的人移动到家外的事并不少见。《今昔物语》卷二十六的第二十话中，记载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童因病将死而被主人移出家外的故事。[46]《平户记》宽元二年（1244年）十月三日记事，《实隆公记》永正二年（1505年）十一月六日记事，都有类似的记载。[47]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秽与血缘毫无联系。确切地说，当死者是家族中的主要成员时，他们死在家中被认为是当然的，家人理当被秽。而乳母、被官人、使女等因其地位与社会关系的疏远，被移出也被认为是应当的。异例的是《建内记》中俊秀将母亲移出的记载，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将军的车被寄放到俊秀家。[48]有鉴于尸体有秽，尸体的停放处（包括埋葬处）有秽，流行于唐朝的扫墓之俗不可能移植于日本。据藤原师辅日记《九历》承平六年（936年）所记， 藤元忠平就任太政大臣，曾立即参诣醒醐天皇后科山陵及父亲基经的坟墓。[49]又据《荣华物语》，长德三年（996年）， 失去官职的伊周曾夜月向前年死去的父亲道隆的新坟处，哭述自己的左迁。[50]在没有中国式的扫墓习惯的古代日本，这两则特殊的记事，向我们陈述的恰恰是不到喜极或哀极，他们是不到身墓前的。
不仅如此，与死秽相关，古代日本人的葬礼，也可以说是非常不同于中国的。高取正男在《宗教以前》一书中，是这样描写平安贵族的葬礼的：
看一下平安贵族的葬礼的模样。那大多是火葬，直到火葬场，仍然有许多亲戚朋友参集，并表示哀悼之意。但是，到举火之前，大部分人便逐次在鸭川受拔，然后回家。此后的事情，则尽归死者的乳母之子等身分低下的人。他们把遗骨收纳壶中，挂在项上，用双手护持着。周围只有僧侣们跟随他们，纳骨于墓。其墓地亦不过是用石头搭成的卒塔婆（一种简单的坟墓的标志——引者），周围则围上被称为忌垣的木栅，如是简单而已。[51]
如是简单的葬礼，显示出他们对肉体的坟墓并不重视。潜在的原因是古代日本人对死亡的特殊认识。与中国人不同，古代日本人认为人死以后，灵魂即离开肉体，两者是分离的。要说明这一点，这里还有必要谈及以近畿地区最为流行的两墓制的风俗。高取正男氏介绍说：两墓葬的时候，死者的遗体或遗骨（火葬的场合）掩埋之处，用木或竹简单做成标志，但不久就会自然烂掉，成为无主之墓。几年后，下一次埋葬时，挖出遗骨是常见的，但并没有人注意。同时，又在根本与遗体有关的地方，立碑为永久的纪念场所。前者离居住地很远，后者常在集落或寺院境内。前者称野墓、身墓、投所、舍墓，后者则称引墓、寄墓、净墓、空无常、诣墓。前者很少去，甚或第二天就不再去。后者也只是开始去，后来渐渐忘却亦极常见。而且为个人立碑被认为没有必要。[52]可见即或后人有心祭奠先人，所参拜的也只能是村镇中或寺庙中的诣墓，不可能形成中国寒食的郊行风俗。
再进一步说，古代日本人的祖先观念，与当时中国人的祖先观念亦不相同。前引《九历》藤原忠平诣墓归来，晚上与儿子谈起旧事时，忠平对自己的义祖父良房、高祖父内磨的墓所，都只是有所猜测，而不能确认。做为平安贵族的跷楚，藤原家族犹尚如此，这不能不使人感觉到，当时人关于直系血缘祖先的观念是非常淡漠的。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古代日本社会，尚处于由氏族向家族的转化过程中。与中国当时的重视血族关系的扫墓祭祖不同，古代的日本人更重视的，是对氏族的神的祭奠。而在日本人的家族观念发达以后，其敬祖的表现方式，亦与灵与肉脱离的思维方式相关，侧重于写经、供佛，为亡人祈祷。[53]而以纪念祖先，表达孝思为目的的中国式的寒食扫墓，其不入日本，良有已也。
以上与秽的观念相关联，我们仅从有关火的禁忌及有关丧葬的风俗这两方面，从中日不同文化习俗的角度，对寒食不入日本做了初步的考察。笔者认为，上述两个侧面的中日古代文化观念与习俗的不同，是影响寒食不入日本的主要原因。应当指出的是，影响及寒食不入日本的因素很多，而绝不限于这两方面，并且相关的有待于今后探讨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就更深层来说，古代日本的秽的概念的形成，与中国古代道教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再比如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的差异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寒食不入日本有所影响或与之相关联。
六、余论
我们有一种观念，认为飞鸟时期以降，是日本的“全面唐化”的历史时期。按循新的国家秩序的形成过程，这一观念确有其合理性。就总体而言，古代日本新的国家秩序自孝德朝为端，以天智朝为转折点，至天武朝时期完成。这期间，确曾大量输入唐文化。圣武朝晚期，藤原仲麻吕当政时，更有于唐文化亦步亦趋之势。但是，在与唐朝中国社会现实有相当距离的古代日本，仅仅依靠完全地复制唐朝的社会统治模式，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就民俗而言，日本当时大量引入中国的民俗，一方面，是文化落后地区引入先进地区文化的文化交流融和的必然性使然，另一方面，当时律令国家有借民间习俗的整备，进而达到促进新型国家制度规范创出的一面。[54]而当中国流行的民俗习惯，与日本本土文化土壤不兼容或相违反的时候，即或在全盘引进的历史时期，也同样会出现拒绝引进的现象。由是可知，一种文化或一种文化现象，当它被移植于另一种文化之中的时候，一定的接受土壤是何等必要。这里展示的，正是文化交流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分析寒食不入日本这一现象，也许正是在这一角度具有意义。
中国古代的寒食风俗，对东北亚的影响最远及于朝鲜半岛。1451年郑麟趾《高丽史》卷84《刑法志》禁刑条所列节日，有寒食在内。依据依田千百子的研究，朝鲜的寒食有赐火、美食、省墓之俗。并且故老相传，古来确曾有终日禁火的风俗。[55]但是，与寒食相关的游戏，如打逑、斗鸡卵、施钩、秋千等，却都传到了日本。附带说一句，据《日本书纪》记载，把大化改新的两个主角——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牵到一起的舞台，正是中国传来的与寒食相关的游戏之一——打逑。据记载，那时中大兄皇子踢逑时，失脚连鞋一起踢了出去，当此之时，中臣镰足拾履进履，由此演出一场《龙虎风云会》，揭开了日本历史新的一页。[56]这与寒食相关的小小的枝节，因为很有趣，一并记在这里。
注：
[1]《善邻国宝记》，史籍集览，第10页。
[2]寒食条杜注见《荆楚岁时记》，《四库全书》史部十一， 地理类八。
[3]“疾风劲雨”四字，因与气候不符， 故隋时就有人以为未必尽然（参见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二）。日本中村乔氏以为《荆楚岁时记》的寒食条原注应为“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国人哀之。每岁暮春，为不举火，谓之禁烟。〈至今晋人，此禁犹重〉，犯之则雨雹所田。”其中〈〉中为中村氏据《岁时广记》辩冷食条所引补上的。他并据此以为，前述与气候不符的原因，乃系由此脱落所致。按《晋书·石勒载记》、周密《癸辛杂识》所称雨雹异变，皆在山西，故似以中村氏说为是。见中村氏《中国的年中行事》，平凡社，1988年，第93～95页。
[4]《荆楚岁时记》，版本同[2]。
[5]《癸辛杂识》别集卷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一。
[6]《柳河东集》卷第三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82页。
[7]中秋节不见于日本，周一良先生曾有专文论及， 参见周一良《从中秋节看中日文化交流》，收于《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丛书，第42～48页。
[8]此条见于《荆楚岁时记》注，而今本刘向《别录》无此， 故中村乔认为此二字为衍字。按同样引文亦见于《明文抄》卷五，而刘向《说苑》等三种著述均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是以刘向《别录》传到日本的可能性当亦很大。是原本《别录》有此句，抑或《明文抄》即是由《荆楚岁时记》注中抄取，不可臆断，姑仍用之。
[9]《周举传》，《后汉书》列传卷六十一，中华书局，1965年， 2024页。
[10]《辇下岁时记》，《说郛》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18页。
[11]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第四十卷清明部。
[12]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三杂说之属。
[13]此类作品极多，《古今图书集成》所引就有张说、李德裕、张籍等的寒食赐宴应制诗作。
[14]杜佑《通典》卷五十二礼十二，台湾新兴书局十通本， 第300页。
[15]《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35、194页。
[16]《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元年三月乙丑朔条， 中华书局， 1975年，第416页。
[17]《五代史·庄宗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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