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唐代是中国民俗传播日本的重要时期，寒食节当时已为遣唐的日本人所知，但有意识未导入日本。其原因在于寒食与日本的本土文化不相容，在于日本人关于秽的观念。在唐朝做为寒食重要内容的皇帝赐火，因为秽的妨碍，在日本很难出现；在中国给寒食带来强大生命力的扫墓之风，因与秽的观念相矛盾，同样无法影响及日本。
 
【关键词】 寒食节　日本　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历法传入日本，有以下文字资料可为参证。《经籍后传记》曰：
    以小治田朝（今按推古天皇—原注）十二年，岁次甲子，始用历日。[1]
    中国古代节日传入日本，大概与历书的传入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中国古代历法的采用，人们对年历中的节庆日的关心渐次提高，是很自然的。从现在能读到的日本年中行事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节庆日对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最强的唐朝，举凡当时的大的节庆日——如上已、端午、重阳等，都已传到日本，并成为日年中行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饶有意味的是，在唐代非常流行的寒食节，却没有传入日本。
    寒良节的起源，相传始于介子推的故事。如《琴操》、《后汉书·周举传》所载周举移书及魏武《明罚令》陆ｈｕì＠①《邺中记》等，皆记寒食断火起于子推被焚事。然而，将介子推故事与寒食联系在一起，大约是后来的事情，是“流俗所传”，寒食的风俗有着更远的源头。正如隋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寒食条注中所辨证的那样，介子推被焚传说本为后出。其事《左传》、《史记》都没有记载，而另一方面，《周书》却早有“司ｘｕǎｎ＠②氏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 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而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从时间的相符可证明禁火为“周之旧制”，[2]是与火信仰相关联的古老节日。
    做为古老的节日之一，与寒食相关有很多特殊的风俗习惯和禁忌。其中最为古老的当属禁火的习俗。《荆楚岁时记》曰：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3]谓之寒食，禁火三日。[4]
    这一风俗，在山西最为流行，元代周密《癸辛杂识》，记载了介休县绵上寒食禁火的情况：
    绵上火禁，升平时禁七日，丧乱以来，犹三日。相传火禁不严，则有风雹之变。社长辈至日，就人家以鸡翎掠灶灰，鸡羽稍焦卷，则罚香纸钱。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庙卜乞小火，吉则燃木炭，取不烟。不吉则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于羊马粪窖中，其严如此。[5]
    禁火之外，与寒食相关的风俗，影响最大、流传也最久远的，当属扫墓之俗。唐诗中有写寒食扫墓的诗句。如王建《寒食行》、白居易《寒食野望吟》等等。而柳宗元的《寄许京兆孟容书》亦写出来了当时寒食扫墓盛行的样子：
    近世礼重拜扫，已缺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6]
    此外，据史料记载，唐代寒食节还有许多文体活动。如拔河、蹴鞠、打秋千、斗鸡卵等等。
    如上所述，寒食是具有相当长的流行史与特殊的传说、特殊的风俗习惯和禁忌的节日。说它是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节日，可以说毫不过份。在大量引进唐文化的日本律令时代、在与中国宋元贸易往来非常频繁的镰仓时代以及南北朝时期，寒食都有影响及日本的可能。但是，不论是历史上记载年中行事的代表性的史料如《江家次第》、《建武年中行事》，还是在今天日本的年中行事中，都找不到寒食节。就是说，寒食没有传到日本。
    那么，寒食为什么没有传到日本？本文意图结合中日两国的史料，就此略做考辩。
    　　　　二、唐代的寒食
    正如论者所称，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唐文化。前述诸如上已、端午、重阳等，都是在唐帝国时期传到日本的。而入宋以后极为盛行的中秋节，并没有在日本得到流行。这足以说明唐帝国时期是中国民俗传播日本的重要时期。[7]那么， 寒食是否也是因为唐时尚未成为重要的节日，才未传到日本的呢？
    考诸典籍，回答是否定的。
    正如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注中所论及的那样，寒食之俗本周之旧制。至汉刘向《别录》载有：“寒食蹋蹴”。[8] 可知寒食已有特定活动内容。再后来，后汉末至南北朝，介子推被焚的传说被附会于寒食。这一附会无异对寒食的普遍流行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介子推的家乡——山西地区，其盛行程度已达“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9]的程度。 北方苦寒，数日或一月不火，人何以堪。是以周举有移书之举，曹操有明罚之令。但由此亦可看到，还是在唐朝以前，寒食即已成为非常重要的节日，在民俗中占有一席相当的地位。
    到了唐代，寒食从民间走向宫廷，地位有显著的提高，成了重要的几个节日之一。唐人非常重视寒食，上自朝廷，下至百姓，禁火之俗，几乎遍及中国，唐诗中有“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沈佺期）、“寒食家家尽禁烟”（张仁宝）、“处处无烟火，人家似暂空”（许裳）等诗句，形象地描写了各地寒食节的情况。与禁火相联系的，是流行于唐代的赐火之俗。每年到了寒食结束的日子，朝廷都举行起火仪式。《辇下岁时记》载“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疋，金碗一口。”[10]新火起后，为表示君臣的亲近关系，皇帝还将火赐给近臣。唐烜《寒食》诗有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燕子斜。日暮汉宫传蜡烛，清烟散入五侯家。”唐人谢观的《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亦描述了“万室而寒灰寂灭，三辰而纤霭不生”的寒食后，自皇帝处蒙赐新火“销冷酒之余毒，却罗衣之小寒”时的无究荣耀之感。[11]又宋人《春明退朝录》云：“唐时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赐辅臣戚里。”[12]可知赐火之俗，宋时犹存。经过了寒食三日冷食之苦后，朝廷通常举行大的筵会，并赏赐百官。这种承恩宴上，多才多艺的唐人，留下了不少的诗篇。[13]
    寒食在唐代最大的变化是上墓之俗的出现。寒食上墓，大致起源于唐代。先流行于民间，并逐渐得到了朝廷的承认。杜佑《通典》：“开元二十年制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寝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者，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14]唐代民间寒食上墓之风盛行，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每到寒食之日，家家有出城祭扫，以至于没有祭扫的坟墓，会被认为是无主的荒坟。（唐王建《寒食诗》有：“但看垄头无新土，此中白骨无后人”句）到了盛唐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风俗，并将它编入五礼。此外，还针对这一风俗而定下了专门的假日。《唐六典》卷二记假宁令“寒食通清明四日”，卷六记：“官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15]《旧唐书》载宪宗元和元年三月戊辰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16]对自己的祖先，唐帝国皇帝也规定在此日祭陵（《唐书·礼乐志四》）。到了五代时，更有庄宗与皇后亲自参加寒食拜祭的记录。[17]
    问题是，寒食的地位何以在唐朝有如是大的提高？
    我推想这与初唐政治有一定关系。其一、寒食信仰最核心的是起源古老的火信仰，中村乔认为与参星（火星）信仰有关，而参星属晋，是以太原一带寒食古来盛行。[18]李氏唐朝虽然出身于陇西，但按诸史实，其龙兴之地，实在太原。太祖李渊自隋大业十一年往山西河东为黜跋讨捕，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遂起兵太原。其二、做为其起兵的契机的晋祠祈雨，[19]实即与介子推有相当关系（太原郡一带子推为风雨之神），其三、其入关前三万骨干部队，皆募于太原地区[20]。而如前所述，古来山西人重视寒食。李唐王朝与太原、与介祠以上诸种因缘，同唐代寒食地位的提高，不能说没有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扫墓习惯的形成，对寒食的普遍流行和地位的提高影响很大。这是因为，就普遍意义而言，祭奠先人，因与儒家封建的思想体系相联系，其重要性远在已渐渐淡化的古老的火信仰与介子推的传说之上。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确定极早，殷周文化转换之际有关的基本特征，即已基本确定。到了孔子，更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说教。在宗法一体化的古代封建社会，臣事君以忠，子事父以孝，是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儒家思想的根本。换言之，孝乃是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在古代的法令里关于不孝的规定和处罚，可以充分反应出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佛教初入中国时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为例，佛教反对派排佛的一个最有力的逻辑就是，佛教讲轮回，无父无君，与忠孝思想相左。孝的表现在现实世界是子敬父，推而广之，在另一个世界的表现则在敬祖。中国古代不论是庶民还是帝王，对于祖先的祭奠都极其重视。正因如此，寒食扫墓之风的形成，对寒食在节日中地位的提高意义重大。以扫墓风俗的形成为标志，寒食由渐渐远离现实的传统节日，变为同时具有新的意义的节日，换个角度说，寒食被纳入了现有的统治意识形态中，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以至到今天，禁火与换新火的风俗已经不再存在，但清明扫墓与纪念死者的风俗，却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论寒食为日本所知
    我们在考察了唐代的寒食后，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只能是：寒食在唐代已经是重要的节日之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寒食在古代是否为日本人所知？
    回答是肯定的。在当时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与寒食相关的典籍资料传到日本，以及日本遣派至唐的使者僧侣曾在中国渡过寒食节，这两方面都是有案可循的。
    先谈典籍。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典籍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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