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 |
 |
时间：2009-8-8 16:46:22 来源：不详
|
|
|
的地位，然兴衰匆遽，未能引起朝鲜诗家的广泛关注。直至英祖、正祖时始有人留意公安派主将袁中郎。李德懋《清脾录·袁王诗》云：“余尝称袁中郎‘榴火烂时诸彦集，蜡梅香里一骑归’之华艳。玩亭曰：‘犹不如王贻上白蘋溪上孤幢见，红叶堆中数骑来之神情迢迢。’”但是华艳并非中郎本色，德懋尚有不少误解，对中郎所说的“独抒性灵”了解并不深入。其孙圭景亟赞中郎之奇，《诗家点灯·袁石公名句》云：“袁中郎石公有诗曰：‘好梦因凉得，闲愁到水忘。’《读书》诗曰：‘拭却韦编尘，衣冠对古人。著来皆肺腑，道破益精神。把斧樵珠玉，恢网网凤麟。拟将半尺帚，匝地扫荆榛。’此真个道得读书法也，是非名句乎?世之骂中郎者多，至中郎者少，何也?”清人对公安派极尽嘲笑，斥其纤佻鄙陋，学无根柢。众口铄金，笑齿已冷，圭景却能不受纷言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不赞赏他的独具只眼。袁中郎之外，袁宗道、袁中道、黄辉、陶望龄、江盈科皆公安派一时名家，惜未有言及。
竟陵之诗在朝鲜的传播境况尚不如公安派。李圭景仅为袁中郎鸣诬，锺、谭之名除偶为李宜显《陶谷杂著》指责明诗之弊时所提及外，更无言及者。
朝鲜诗话深受中国诗话影响，时亦独抒己见，不为中原士子所转移，论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之诗即属此类。张维《溪谷漫笔》称王阳明《金山》、《泛海》“皆俊爽可喜，而《金山》诗是少作，尤奇”，又说阳明之诗“此等语皆诸儒所诋，以为过高近禅者，然自超诣动人”。《溪谷漫笔》成书于仁祖十三年(1635)，其时阳明学盛行东南，并传入朝鲜，故张维自具识见，不独推七子。南龙翼《壶谷诗评》也将王阳明、唐顺之列为名家，但又认为二人宗法李梦阳，其说甚误。郑载仑酷嗜唐顺之诗，《闲居漫录》说：“仆于明人最爱唐顺之，如‘独树春深初著蕊，空山行遍不逢僧’，‘居并野僧方结夏，身随枯叶又经秋’，其高妙殆非明人语也。”李圭景云：“陈献章 字公甫，翰林检讨。其诗平淡中多奇句。”这几则诗话不仅当时难能可贵，即使今天也足以醒人耳目。
顺便指出，阳明学东渐已引起当前学界的关注。李甦平先生认为：“据韩国史料《纳斋集·年谱》和《十清轩集》的记载，《传习录》在朝鲜中宗十六年(1521年)传人朝鲜；另一说法是据《西压文集》记载，《传习录》是在朝鲜明宗十三年(1558年)传入朝鲜。但《传习录》一传入朝鲜半岛，就受到了朝鲜性理学大师李退溪(1501—1570)的批评。”郑次根先生指出：“阳明学东传朝鲜朝是在1521年《传习录》初刊本出版以前。从当时明朝与朝鲜的文化和政治密切关系看，东传条件已具备，接受阳明学的思想条件亦充分……当时朝鲜朝使臣出使中国对盛行的阳明学风有所见闻，而且中宗十四年(1519)以后，明朝内阁与体部等官场已有王门出身官使多人出现，因此阳明学风得以向北方扩散并形成讲学的盛况。”《传习录》具体传人朝鲜的时间尚须进一步考订，但它的传人并不意味着阳明学在朝鲜的流传。一般说来，与明诗的东传一样，阳明学东渐亦有滞后性。相当于万历至崇祯间，朝鲜诗话中多次出现王阳明之名，似乎意味着阳明学已在朝鲜播传。此一问题关涉到朝鲜诗人与阳明学的关系，也关系到心学东渐的问题，故在此提及。
此外，有关公鼐、魏善伯之评，虽各仅一则，价值却不容忽视。李德懋《清脾录·魏伯子》乃朝鲜诗人第一次称道易堂九子人物。李圭景《诗家点灯·公文介绝句尤工》乃第一次提及山左诗人公鼐，其说取自王渔洋《池北偶谈》，且“公文介燕”为“公文介鼐”刊印之误。清中叶，中原文士几不知公鼐、魏善伯其人其诗，而朝鲜诗家能道之，岂不可叹!
四、明诏使诗及《皇华集》之评
明代中朝使节频繁往来，明廷先后遣使170余次，使节多达200余人。朝鲜汉诗甚盛，明使一般择文学之士，朝鲜国王必选文学之臣为馆伴，宾主赓和酬赠，成为定例。朝鲜将明使之诗刊为《皇华集》，自明景泰初至崇祯朝，共刊行50卷，朝鲜文士徐居正、申叔舟、成倪、金安国等人唱和之作附焉。钱谦益、朱彝尊俱得览是集，然而《列朝诗集小传》仅论及张宁、龚用卿、朱之蕃、刘黄裳等人，《静志居诗话》所录更少，明使大都被明清诗话所忽视。除了中朝文学与文化交流的意义外，明使之诗的成就与价值仍是不应被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诗话的有关评论正是对中国诗话的一个必要补充和纠正。
所谓补充，主要是指朝鲜诗话论使臣如倪谦、陈鉴、张宁、金浞、祁顺、黄洪宪、许国、魏时亮、董越、唐皋、朱之蕃、熊化、刘黄裳等人之诗，可补明清诗话之阙。邝健行先生指出：“《皇华集》中中国使臣的作品，一部分也见载于诸家的诗话，文字有时稍稍不同。诸家诗话有比《皇华集》优胜的地方，在于对作诗的背景或具体情况说明，甚或对作品有所评议，从而增加我们对作家及作品的理解，不像《皇华集》只纯粹记录作品文字。”所论诚是，如成倪《慵斋丛话》论明使之诗，称倪谦“挥毫洒墨，愈出愈奇”；陈嘉猷“为人美容姿，须髯如画，信乎人与才两美也”；张宁以“大抵诗文皆飘飘然有凌云出尘之思，非他俗子所可仿佛也”；金浞“尤长于律，笔法臻妙，画竹入神”。金安老《龙泉谈寂记》论济川亭唱和说：“(祁顺与四佳)二公速略相似，犹两雄对阵，持久不决，奇正变化，莫不相谙。锋交战合，电流雷迅，揖让之风存乎旗鼓之间。虽堂堂八阵，举扇指麾，而仲达之算无遗策，亦未易降也。顺尝曰：‘先生在中朝，亦当居四五人内矣。’”皆足备诗家采摭。李啐光《芝峰类说》对明使之诗颇多指摘，然能合于诗理。明使之诗品题也在补充之列。诸家评说各出己见，权应仁《松溪漫录》以祁顺为首，倪谦、董越次之，金浞七言律极好，张宁未足比拟。郑林塘以祁顺为首，张宁次之。尹根寿《月汀漫笔》则认为张宁当列第一。李五峰认为许国第一，祁顺第二，张宁第三。李睟光所见不同，《芝峰类说》必推张宁为第一。
所谓纠正，是指针对明清诗家偏见误解以作辩驳。中朝诗人唱和在朝鲜文士眼中是值得羡慕的，而在许多汉人士子看来则是附庸风雅，原无足观的，这显然有鄙薄朝鲜汉诗之意，明使之诗也同在郐下之讥。朝鲜诗人对这种傲慢的批评态度颇多不满，指出东人之诗不应被轻视，中朝唱和各有千秋。出于对明使的敬畏，朝鲜诗人有所顾忌，不敢直接批评《皇华集》。但伴随着明朝国力日衰，光海君时，情形已变。柳梦寅指出《皇华集》所收明使大都非杰出作者，《於于野谈》称：“《皇华集》非传世之书，必不显。于中国使臣之作，不问美恶，我国不敢拣斥，受而刊之。我国称天使能者必日龚用卿，而问之朱之蕃，不曾闻姓名。祈顺、唐皋铮铮矫矫，而亦非诗家哲匠。张宁稍清丽，而软脆无指，终于小家，其余何足言。”张维对黄孙茂的讥评尤为犀利，《溪谷漫笔》说：“崇祯丙子岁，登莱监军黄孙茂奉敕来我。黄是江西建昌人，壬戌进士，为人嗜酒疏阔，颁敕日屡失礼而不自知。沿途作诗，不解平仄，不知押韵。……黄公进士出身，官位通显，而作诗如此，中华文明安在哉!令人慨然。然近岁华使来者，黩货无厌，而黄颇廉，其长处亦不可掩也。”明亡后，论者更无禁忌，勇于斥责《皇华集》。金渐《西京诗话》认为明使所作兴象逊于唐，理趣不如宋，“是明人而已矣”。申防《屯庵诗话》说：“钱牧斋《皇华集跋》谓奉诏诸公贬调就之，以寓柔远之意，尤可笑也。前后天使有文者，盖不多人，岂皆文章之士?而我之傧接必简一时之英，岂至使天使自贬调降格以见护也?我朝诸公酬和之作，今皆见在，往往劘垒搴旗，横跨而出者，亦自不少。”所论自具道理，却不免贬斥太过。
综上所述，朝鲜诗话论明诗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能匠心别裁，迭见新意，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其价值主要有三：一是诗评价值。如论唐顺之、袁中郎，见解独出，很值得引起当前明诗研究者的注意。二是文献价值。有关明使之诗的记载与评价即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如邝健行先生所说明使之诗“有些在中国还保留着，有些已不见了。如果我们要编纂《全明诗》或《全明文》，诸家诗话及《皇华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三是文学传播认识价值。如黎民表寄张佳胤诗“满目山川百战余”一首，权应仁《松溪漫录》载为罗万化所作，且字多舛谬，盖道听途说所致，许筠《鹤山樵谈》、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指出其误，由此可见明诗传播的一些情况。朝鲜诗话是明诗研究不可忽略的一环，加强这方面的探讨，将有助于明代诗歌及诗学研究的深化。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