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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特点论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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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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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与欧洲汉学相比，美国中国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进入学术化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美国学术界较以往更注重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了一支年轻而成熟的当代中国学研究队伍。当代美国中国学学者们把各种不同学科研究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问题研究中，既关注研究模式的变化，又注重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研究，并且将中国学研究与中美关系联系起来，使不同时期中国学研究呈现不同特征。
【关键词】 美国/中国学/研究视角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和前所未有的发展，其研究重点从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金融、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美国中国学注重研究“模式”，确立“取向”，跨学科、跨专业地吸取社会科学诸多学术养分，丰富自己的研究模式和内容，形成了一支年轻而成熟的当代中国学研究队伍，许华茨、傅高义、何汉理等逐渐成为中国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当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得益于1959年美国“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的成立，该机构为美国中国学研究提供了组织保证和资金保证，使中国学研究步入群体化、规范化轨道。从此，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方兴未艾，愈益成为当今美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显学”。（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pp.69-70)中国研究与美国国家利益相结合，凸显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区别早期汉学研究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界限。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经历了从兴起、发展到繁荣等阶段，本文试论述不同时期中国学研究的不同特征。
一、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学术研究大大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费正清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美国所以在亚洲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就因为“它不了解亚洲，执行错误的政策”。他强调要培养研究中国的专门人才，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费正清认为：“中国太弱了，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了，世界不能吃掉它，所以中国在世界的最后地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就显得非常重要。”（注：John K. Fairbank, Assignment for the 7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4,No.3, 1969;）费正清首次提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随着第三代美国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形成，与早先中国学家们从西方社会科学中借用各种概念相比，学术研究时期的中国学研究“更注重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注：郝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派伊的《亚洲的权力和政治》将日本、印度、南朝鲜等国作为研究中国的参照系，指出东方人所特有的“民族主义移情”（注：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85;）(p.186)，将学术化的中国学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通过微观考察体现宏观思考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中国讨论会”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学者们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方法开始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如妇女、知识分子、计划生育、老龄化、青年人口以及农民问题等进行研究。如华尔德的《中共的新经济主义》、埃米利和赫沙特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妇女》、谢淑丽的《同志间的竞争：中国的职业刺激与学生策略》、戴维士的《中国老龄人口与共产主义革命》等著述开拓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视野，也为学者们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奠定了基础。
研究主题细化、研究内容丰富多彩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另一大特色。这些主题包括：研究“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经济政策”、“关于《孽海花》民初流行的几个版本”、“中国士大夫群与政权中心关系的历史研讨”、“从艾思奇、邓拓、翦伯赞看‘延安路’知识分子群的历史命运”、“关于潘晓的‘人生的路’与当代中国知识青年的心态”、“北岛、顾城、舒婷的诗作所表现的中国新文学的困惑”等。（注：苏炜：“有感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读书》1987年第2期；）研究的问题如此专业，美国中国学研究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研究视角的转变使一些美国中国学家们深深地扎根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研究之中，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魏斐德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施坚雅的《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杰罗姆·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1917-1937》、魏特夫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阶段》、费维凯的《20世纪初在华的外资企业》等，其关注和研究的视角不仅仅是历史，而是多角度、多元化的，学者们注重地方史料的搜集，把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将城市化与系统理论结合起来，为中国学研究者们从事现代中国社会和区域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二、研究模式发生变化
1970年代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高涨时期，也是美国学术界思想大动荡、大分化时期，美国学术界出现一股左翼批判思潮。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强调从“历史的深度”来研究中国，用“新的方法”来认识中国，这从宏观上为美国研究近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费正清以传统与现代化为经，冲击—反应为纬，以二者之结合来分析近代中国发展落后的原因，批评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有许多不切实际或一厢情愿的误解”。（注：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
这种被称为“费正清学术模式”的理论遭到新一代年青学者们的公开批评，从而引发了学者们对中国学研究的思考。一些学者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二战以来美国汉学界出现的费正清、赖肖尔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保罗·柯文是批判“冲击—回应”模式的主要代表。柯文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中国中心观”思想，标志着美国中国学研究方向出现新的转折。柯文全面回顾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批判曾占统治地位的“冲击—反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等三种模式，认为这三种模式“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注：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p.153)柯文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架构和指导思想——“中国中心观”，对美国中国学的宏观和微观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而把中国说成是一个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中国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可能摆脱困境，取得进步。费正清列举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的许多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认为这些人“无论是旧式满清官僚还是近代革命者，他们都感受到西方的冲击，并且作出强烈地反应”（注：Ssu-Teng &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7)，但近代中国社会难以变革的原因是因为“背后存在着一种传统文化的情结，也就是强烈的大一统中国的意识”。
“中国中心观”标志着一种全新学术观点的出现，它反映了美国1970年代以来对东方各国社会研究的基本趋势，作者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从社会内部按照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探索其历史进程。柯文认为：所谓“近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有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讨中国近代社会自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注：[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序言部分，中华书局1989年版；）(p.4)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使美国中国学研究发生方向性的学术转变，但“中国中心观”作为一种研究模式仍不完善，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逻辑严谨的方法论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中心观”模式需要充实新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中国学研究在反思过程中跃入一个新的境界。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近代中国》主编黄宗智提出中国史研究中存在“规范认识危机”的观点，强调从中国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规范信念、经典理论出发研究历史。他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从微观考察中国农村小农经济的发展上升到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宏观思考，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对柯文中国中心观模式的发展，也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三、关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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