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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学中的《庄子》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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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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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精神对异化的超越。《庄子·逍遥游》中提出化掉物形，得其自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通过鲲鹏形象的塑造，歌颂对生命的超越。而卡夫卡则能直面社会现实，并给予深切的揭露和批判。《变形记》中赋予变成虫的葛里高尔以人性，无情地批判了现存社会的冷漠无情。《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卡夫卡把猴子变成了人，阐述了自由是无法选择的，自由只是一种欺骗的道理。《诉讼》中约瑟夫·K尽管明知无罪，却在官僚主义和腐朽的司法制度异化下，承认自己是罪人[19] （P50-55）。当然由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各自的哲学基础不同，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各不相同，但《庄子》对卡夫卡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20] （P36-38）。
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学中，老庄思想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它已融入了某些表现主义作家的思想之中，并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老庄的以静为道的哲学思想顺应了当时人们渴望宁静的现实要求，其“无为”哲学能疗救一战带来的精神创伤；老庄“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利于消除工业革命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对立。悠久的中国文化成为德国文化重构的重要东方资源。
黑塞曾大量阅读过中文书籍的德译本，其中就有《南华真经》。在小说《德米安》中有一段关于巨鸟的描写：“这时，一朵松散的黄云从天空经过，它对着灰色云墙积聚起来，风在短短几秒钟里，从黄云和蓝云中制成了一幅画，一只巨大的鸟，它摆脱了纷乱的蓝云，扇动着宽大的翅膀，消失在天空深处。接着，已经可以听见狂风来临，雨夹着冰雹噼噼啪啪地落下来。一阵短促的巨雷发出可怕的轰鸣，在遭到暴风雨鞭打的大地上空炸响。”[13] （P245-248）这段描写，可明显看出是受《庄子·逍遥游》中大鹏形象的影响。黑塞笔下的巨鸟，杂有德国鹰的影子，不再单纯用于渲染景物，而是包含着与大鹏相似的挣脱羁绊、勃兴蔚起的象征内涵。在另一篇小说《克林索尔的夏天》中也有《庄子》因素的存在。小说借亚美尼亚占星术士的嘴说出了黑塞对《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认知：“所谓没落、下沉是不存在的。要有下沉与上升之分，则必有上与下之别。然而上与下并不存在，它们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只存在在假象的世界里。一切对立皆为假象：白与黑是假象，善与恶是假象，死与生是假象。”事物之间的矛盾对立是相对的，万物的同一性是绝对的。《东方朝圣》中引用了黑塞自己的作品《席特哈尔塔》中的一段话：“话语对于隐秘的思想没有好处，每当人们说出什么的时候，那东西立即就会稍稍走样，稍稍被歪曲，稍稍变得愚蠢，——是的，就连这一点，也极好，也极令我欢喜，我也极表同意，因为在某一个人视作珍宝和智慧的东西，在别一个人听来却往往是愚蠢的。”[13] （P264）这段表述中明显可见《庄子》中《秋水》和《齐物论》寓言的影子，说明由于认知条件的不同，可能得出迥异不同的答案，即所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接触老庄哲学后，黑塞对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道家思想对黑塞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1] （P152-155）。
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曾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庄子也不时出现在他的创作中。《四川好人》中卖水老王念道：“宋县有个地方叫荆棘林。那儿长着楸树、柏树和桑树。那些围粗一两柞的树，人们把它砍下来，拿去作狗圈的栏栅。那些围粗三四尺的树，贵人和富人把他砍下来，锯成木板作棺材。那些围粗七八尺的树，当官的把它砍下来，拿去盖别墅，当横梁。所有的树都不能长到它们应当生长的年龄，就被斧头大锯毁掉了。这就是有用之材的下场。”[22] （P125-126）这段话源于《庄子·人间世》的一则寓言，它以战国时期宋国荆氏地方那些生长良好的树都被伐的故事，比喻说明有用之材反而遭到不得享受天年之祸，提出了所谓“无用之用”说。《四川好人》中的沈黛虽然是个烟花女子，却生就一副菩萨心肠，乐于向穷人们施舍，结果却处处碰壁，不得不造出个坏人霍达来摆脱危机，她的遭遇正合了《庄子》中关于有用之材受累于世的寓言。布莱希特运用善恶同体、一人二身的手法，通过一善一恶两形象的不同遭遇，揭示了社会中好人往往难见容于世，而坏人反而容易生存的道理。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一剧中，当哑女卡特琳受袭脸上留下了一道伤疤时，大胆妈妈说：“不会留下疤来的，即使有疤我也并不在乎。那些专门讨男人喜欢的人的命是最苦的。她们为男人玩弄，直到她们死掉。要是不得男人的欢心，她才能继续活下去。……这就像那些长得笔直的树木，它们常常会被砍去当屋梁的，那些长得曲曲扭扭的树反而可以安安稳稳地欢度年华。”[14] （P480-481）这段话中关于树木的比喻明显是庄子思想的演化。庄子哲学对此剧的影响还体现在剧中人物的命运上。聪明勇敢的大儿子哀里夫、忠厚老实的施代兹卡司、善良无私的卡特琳，均因是“有用之材”而遭厄运[23] （P170）。最后该剧还借厨师的一段唱词唱出“智慧的所罗门”、“勇敢的凯撒”、“正直的苏格拉底和圣徒马丁”等好人，可惜最后都不得善报，布莱希特借此表现了对社会的批判。在《高加索灰阑记》里，还描写了假扮阔太太的格鲁雪，因有一双勤劳粗壮的手而被人识破，而逃亡中的大公因掩盖不住细嫩的手，被阿兹达克识破其贵族身份。有用的手不得好报，无用的手坐享其成。这两段借手辨别人的社会身份的描写，也可以看作是庄子“无用之用”说法的别一种表达，既滑稽幽默又深含哲理[24] （P72-75）。探究其根源，则可以看出，布莱希特的引文源于卫礼贤的《庄子》译文[25] （P24）。
从上可以看出，布莱希特是很熟悉《庄子》的。在故事《怪人》（1932年）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位中国哲学家在壮年时已写下了一部十万言书。其中十分之九是引文。这类书我们这里已无人能写，因为缺少精神。”这段话主要来自卫礼贤为其《庄子》译著所写的前言。布莱希特《成语录》中《关于哲学思考的各种类型》一文，有一段话：“保持平衡，顺从而不放弃自我，这可成为哲学思考的一种目的。如同水那样平静无波，便能完全映照天穹，云彩和伸出的枝丫，以及移动的鸟群……”引文中的“保持平衡”，实质上就是老庄以“无为”哲学为基点的持平抱中思想[13] （P281）。而“顺从而不放弃自我”之句，极像《庄子·外物》中的“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知己。彼教不学，承意不彼”。引文中以水作镜鉴照万物的比喻，在《庄子·德充符》中也有类似提法，如在仲尼与常季的对话中，仲尼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这里主要强调的是“静水”这个意象。庄子不是通过主动选择或积极行动来与宇宙自然合而为一的，其方法是“心斋”、“坐忘”。只有这时，意识主体进入到一种平和如镜的状态，映照天地，吐纳万物，达到“圣人”或者“真人”的境界。总之，尽管布莱希特对庄子哲学中超脱人事、游离现实的价值取向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庄子》的认同。
战后作家卡萨克的长篇小说《大河后面的城市》（1947年）[13] （P313-317）中的大师马格努斯曾说过：“如同白天黑夜各不分离，而是通过不断的变化，产生年度和完成地球的世纪，死亡和生命的更替之锁链也从不断裂。”《庄子·大宗师》有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这二者有共同的旨趣。生死乃是日夜变化般的永恒现象，时时处于不断循环往复之中，所以主人会罗伯特也承认：“我们的生命……只能是……通向死亡的自然之路。”医生皮特也说：“死亡是生命法则。这是一个不能摆脱的法则。人们不应人为地反其道而行之。试图避开危机，不会有好处。”皮特的话更深的意义在于反对人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这与《庄子》是相契的，《庄子·秋水》云：“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应帝王》中还讲了“倏和忽为报混沌之恩而为其凿”的故事，结果却是“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死”，揭示了不反其真的坏处。对于走向彻底死亡的“魔鬼之路”，卡萨克是这样说的：“对一切不能与其本身的装腔作势告别的人来说，这是一条可怕的路，而那些在生活中证明自己是自然一部分、道之一部分的人，则容易通过这条路。”这段话既道出了打破生死界限的关键在于皈依自然，同时也为我们在以“道”为中心的老庄哲学范围内认识小说的生死观提供了依据。《庄子·列御寇》中有一段记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赉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鸟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真是洒脱至极，卡萨克可算能微领其旨者。
另外德国小说家关于笑姑娘的故事很多，如艾希多《笑姑娘》，虽直接来源于《聊斋志异》中的《婴宁》，但据有的学者考证，婴宁本为撄宁，也来自《庄子》。
以上通过对德国文学中《庄子》因素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早在1781年塞肯多夫就利用《庄子》里的形象进行自己的哲学阐释，但更深层次的借鉴却是在一战之后。这与中德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汉学家的传播不无关系，尤其是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的沮丧和绝望，许多思想家、汉学家和文学家希望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求自身的出路，并自认在老庄哲学中找到了其文化创新的资源，但其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更深层次的互动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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