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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年《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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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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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的一个侧面——特别是和日本文学的关系》、《中国小说和日本小说——〈聊斋志异〉的影响》、《〈聊斋志异〉在日本（追补与订正）》。
当然，任何一位《聊斋志异》研究者都会关注这本文学名著的内容和艺术，也都会对作者创作此书的心态给予应有的关注，藤田教授也有几篇论文专论这方面问题。在《论赞和随想的流变》一文中，他把《聊斋志异》文末常常附有的“异史氏曰”放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中国文人的创作契机——以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为例》和《聊斋志异研究序说》都是探讨蒲氏创作心态的。这种注意从作者自身遭际和真实思想活动出发来探讨其创作动机的研究思路，无疑是切实可行，符合实际的，后来我国其他研究者所以能在这方面有较具说服力的研究成果，究其实也是循此前行的。
除了致力于聊斋学的研究，藤田教授还对《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是1958年由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中《聊斋志异》部分(21、22)的译者，这部分译文后来又作为“四大奇书”本中的《聊斋志异》出版。由盛光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名作全集》(9)（《聊斋志异》）和世界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6)（《西游记·聊斋志异》）也是他翻译的。此外他还在自己所译《聊斋志异》书后或其他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中多次向日本读者介绍这部文学名著。
总而言之，藤田祐贤教授作为资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文言小说的研究专家，对《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和对日本聊斋学的发展所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
其次要说到八木章好副教授。他投注更多精力的还是聊斋诗歌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早在从事聊斋学研究之初，他即对自己的研究计划作了比较明确而系统的考虑，这表现在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聊斋诗研究序说》中。从八木先生此后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就是按照这里的设想卓有成效地进行着。首先是有关聊斋诗歌资料的整理。一是发表了《蒲松龄儿孙抄本〈聊斋诗草〉校勘记》。二是与藤田教授合作影印出版了《蒲松龄手抄蒲氏族谱·聊斋草》，并负责关于“聊斋草”的解说，为聊斋诗歌的研究和整理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同时，他还重视蒲松龄诗文创作与文学传统、时代背景和个人性格等方面关系的探讨。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蒲松龄与李贺》、《作为诗人的蒲松龄》、《关于〈聊斋志异〉的“痴”》（后来用中文改写为《〈聊斋志异〉的“痴人”群象》发表）、《牡丹考》等。
八木先生也把聊斋文库中有关《聊斋志异》的抄本纳入自己的视野，他对一份迄今为止尚未为外界所知的《聊斋志异》抄件所做的初步考察和披露就是其一。这份题为《关于〈聊斋志异〉抄本残卷》的文章让人们得知：庆应义塾大学聊斋文库藏有《聊斋志异》一份抄本残卷（庆本），是平井氏在山东淄川所搜集的蒲松龄关系资料中极珍贵的一种[1]。
日本聊斋学的另一个重镇是东京大学。该校的研究集中在作者和作品方面。前辈学者是前野直彬，他的突出贡献是对蒲松龄生平经历的研究和蒲氏传记的写作。战前不能说没有关于蒲氏传记的研究，但比较周密的研究却无疑在这之后，这可以说是战后研究的特征之一。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要数前野直彬教授。他充分利用平井氏的有关资料，对蒲氏生平事迹中许多不明了的地方做了思考，写出系列文章，1958-1959年陆续发表于《汉文教室》杂志上；后来又进行了修订，加以系统化，以《蒲松龄传》的题目，于1976年由秋山书店出版。这是有关蒲松龄的最早一部传记，分18个专题，叙述蒲氏从生到死的一生事迹。虽然其中不乏疏漏差错，但其筚路蓝缕之功，却是有目共睹。
此外，前野氏作为日本聊斋学的前辈，也像前面提到的藤田教授一样，既致力于聊斋学的研究，还对《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研究方面，他写有《通俗小说的流变》、《清代志怪书解题》、《〈聊斋志异〉杂考》等文；介绍方面，有他在柴田氏的《定本聊斋志异》译本所附《聊斋志异的虚构》、《中国的八大小说》中的《聊斋志异的语言》等文可证。
该校的后起之秀户仓英美教授，是东京大学现有的聊斋学中坚骨干。她在东京大学修读了从学士到博士的三个学历课程，又长期在母校任教。她曾自称对中国文学经历了“从文学的爱好者到古典的研究”的转变过程，其修士（硕士）论文即以蒲松龄的词为研究对象，此后2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包括蒲松龄著作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聊斋学方面已经发表多篇有关论文，如《聊斋志异——在志怪流中》（1981年）、《聊斋志异——人间妇女与异类妇女》（1981年）、《蒲松龄的词》（1986年）、《见果てぬ梦——〈聊斋志异〉の作者の生涯》（1988年）、《变身故事的变迁——从六朝志怪小说到〈聊斋志异〉》（1990年）等。她致力于《聊斋志异》文本的研究，尤其重视人物、故事的流变传承，其成果集中反映在《聊斋志异——在志怪流中》、《聊斋志异——人间妇女与异类妇女》和《变身故事的变迁——从六朝志怪小说到〈聊斋志异〉》三篇论文里。
如《变身故事的变迁——从六朝志怪小说到〈聊斋志异〉》强调指出：《聊斋志异》是集中国志怪文学之大成，在由六朝志怪到《聊斋志异》的发展过程中，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她看来，六朝志怪小说的根本性质，就是畏惧不可理解的世界，而且只是详细记录这特殊世界的实际情况。到了唐传奇，把变身一方面看作不可忍受的苦恼，一方面又当作解放自己的快乐；而且也由六朝志怪简单的事实记录发展到情节曲折的故事。在宋元明时期，人们比较注意变身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而失去了探索人心的兴趣，也逐渐失去了唐传奇那充满迷人的幻想。而清初的《聊斋志异》，表面上看来情节陈旧，有不少老套的故事和令人生厌的因果教训，实际上却展示了异类和人类关系的新面貌。一是变成人类的异类比以前的种类更丰富；二是故事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聊斋志异》中人类与异类混杂在一起，没有什么对立的关系，互相变身，形成像圆舞形似的状态；而且从前那被侮蔑被虐待的异类，甚至超越了平等对待，成了被人敬爱的对象。在这里，她考察了自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中人类变成异类、异类变成人类的历史过程及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概括了《聊斋志异》里的变身故事（尤其是人间妇女与异类妇女的变身故事）的全貌，对《聊斋志异》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当然，近50多年里，在日本不但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有远不止上面所介绍的四位汉学家涉足聊斋学，而且在整个日本的汉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也取得成绩，有的学校也像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一样，把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作为研究生课程和学位论文选题。冈本不二明教授和阿部泰记教授就是其中成果较多的两位学者。
在20世纪80年代起活跃于日本聊斋学界的中青年汉学家中，现任国立冈山大学文学部教授的冈本不二明的研究值得注意。到目前为止，在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以下几篇论文：《〈聊斋志异〉和菊花》、《〈聊斋志异〉促织篇新考》、《〈聊斋志异〉里的医术和再生》、《关于〈聊斋志异〉的会话》和《蒲松龄与医术》，另有《科举与志怪》探讨从宋代志怪小说《睽车志·刘尧举》到《聊斋志异·王桂庵》的发展轨迹；此外还发表过两篇中国学者聊斋学论著的书评：一是评李厚基、韩海明的《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一是评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他还在《志怪小说的后裔们》里介绍清代三部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时，高度评价《聊斋志异》对其后文言小说发展的重大影响。因此，他有关聊斋学的文章就有九篇。若从数量上说自然不能算多，但全部集中于《聊斋志异》，很多都是此前学界罕有论及者，而且视角独特新颖，每篇均有创见，谈到了诸如版本问题，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描写问题、作者生活经验对创作的影响与作用，以及《聊斋志异》在中国古代小说传承流变中的重要地位问题。
而阿部泰记教授主要探讨《聊斋志异》的寓意问题，这集中反映在1977年的《〈聊斋志异〉——清初的寓意小说》和相隔27年所写的《〈聊斋志异〉——继承李渔文学的清初寓意小说》，在前一篇论文中他提出，虽然蒲松龄在北方，李渔在南方，活动的地方不同，但其所写故事的内涵却特别相近；而且，《聊斋志异》是受了李渔文学的影响而出现的。李渔生活的年代比蒲松龄早而又相隔不久，后者完全有可能受到前者的影响。在后一篇论文中进一步重新比较这二位作家的作品特征，进而在文学史上确定《聊斋志异》继承李渔的寓意小说的位置。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近50年《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无论是翻译还是改编，数量都比此前多得多，质量也大大提高。其次，《聊斋志异》的故事为更多的日本读者所熟悉和接受，对日本文学艺术多个领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要特别提到的是，此前几乎还是空白的关于《聊斋志异》及其作者的研究，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些大学甚至还开设了有关《聊斋志异》的专门课程，许多博、硕士研究生也纷纷以之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首选。这样一来，就使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日本的聊斋学在国际汉学界处于领先的地位。
注释：
①翻案：这里指小说、戏剧的改编。
【参考文献】
[1] 王枝忠.《聊斋志异》抄本残卷一种[J].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4).
[2] 藤田祐贤，八木章好.聊斋研究文献要览[M].（日本）东京：东方书店，1985.
[3] 藤田祐贤.《聊斋志异》研究序说——特に蒲松龄の执笔态度に就ぃて[J].（日本）艺文研究，1953(3).
[4] 庆应义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庆应义塾大学所藏聊斋关系资料目录[A].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汇编[C].台北：天一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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