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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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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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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由国家垄断；其次是受朝贡制的限制，因为任何拒绝向中国纳贡的国家，都会立即被关闭在与中国官方交往的大门之外。这种贸易的交易额并不大，即使对于朝贡国也如此。许多商人被迫冒充使节，打着官方使团的幌子从事交易。这些假冒的“使节”必然会加重中国人的负担，因为中国人必须非常体面地接待他们，让他们住好和吃好。中国人还要负责运输这些人携带的大量商品，因为中国朝廷也看不起那些携带很少商品的使节。中国人对这些假冒使节的商旅，也是薄来厚往。
根据儒家伦理，经商是一种低等的、有损荣誉的和与文人身份不相符的职业，商人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士。所以，让郑和船队远航胡夷人地区去经商，这是中国朝廷、高官和文人们绝不会允许的，皇帝更不会亲自参与此事。明政府也明令禁止王公及其后裔们从事经商行为，这些人在破落后，宁可做文人、艺人，甚至为匪作盗，也不肯经商。当然，太监们也会偷偷截留某些番邦贡品，某些高官们也可以从非法进入中国的商品交易中谋利，不过这都是非法之举，从未形成过社会的主流。
郑和航海的目的与欧洲人不同。由于其中的私人商品被迫在外交使团的行囊中秘密旅行。无论这种观念是否为乌托邦式的，它也与同时代的欧洲观念背道而驰。在欧洲，新兴国家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当教皇权威衰弱时，查理五世(CharlesQuint)和法兰西斯一世(Franois I[er])于16世纪还在争夺皇帝的头衔。欧洲君主之间普遍具有血缘和友谊关系，甚至是手足情或世仇宿敌的关系，但从未存在过归附某位受天命者的关系。法兰西斯一世与英国的亨利八世在1520年的“金呢营”会晤时，也未曾赤手空拳地搏斗，却是通过手段与挑衅而对峙。总之，欧洲国家之间具有平等的、竞争的和对抗的关系。结盟、对立、战争、商务或艺术竞争，甚至还有财产、人员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这是欧洲政坛和财坛游戏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君主们非常寄希望于金融业者，以支持其不间断的战争和供应宫廷消遣。中国却不需要这一切，无论商贾们多么富裕，他们也根本无法接近天子。在欧洲，任何人都不会真正想到世界和平，而是将此留给了彼方。欧洲的宗教思想与中国的诸教并存论相反，它是非常两极化的，只有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因而欧洲也只有十字军东征和圣战，而且二者之间不可能有调和，惟有从事商业交易的时间除外。总之，当时处于多种冲突中的欧洲，不可能有象征性的纳贡，而只会有条约、停战、间断性战争或短暂结盟。一旦当某个欧洲国家变强大时，其他国家或出于自愿或被迫而争相结盟以与此对抗。西方外交的关键词就是：平等、竞争、贸易、两极思想、国家一民族和私利。
在中国，政治与贸易经常是互相独立的，社会一政治的平衡是一种服从出自“天”的既定秩序。但在西方，这种平衡只不过是不停的对立和冲突造成的那些暂时不稳定的结果。
进贡与赐礼是朝贡体制的主体，其结果必然会驱动国家贸易。由于郑和远航，藩国使节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出于外交礼仪又不能驱逐他们，只好被迫接受其商品并以支付大量“赏赐礼品”。不过，郑和远航绝不是为了从事贸易活动，而是为了远播大明王朝的威望。炫耀大明皇帝的权势与道德、携归新的贡物、唤醒旧有“番部”、展现中华文明的先进性，这才是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他们有时也将言行相结合，帮助效忠大明王朝的朝贡国驱逐篡权者，或者是消灭过分猖狂的海盗。但中国人与欧洲人，特别是与地中海人的行为截然不同，他们从未想到过回避某种作为屏障的大文明，诸如伊斯兰教那样的文明。15世纪的中国人并不像他们的欧洲同代人那样，受领土和贸易欲望的支配。中国人认为自己拥有一切，官府也决心要加强本国的自给自足。所以，在郑和远航中根本谈不到从事抢劫和其他丑恶的暴力行动。郑和等人以承认当地政权的合法性，尊重上天的愿望之办法，来鼓励朝贡国对明王朝的忠诚。为了维持诸多国家的“藩属”地位，郑和使用了两种办法：威慑和恩宠，即恩威并重。
威慑是以宝船船队的势力及其威严而实施的。恩宠是通过赏赐多种作为中华文明之象征物的礼品而体现的：丝绸、布匹、瓷器和漆器，甚至还有历书、绘画和经书。这些礼品都是当地原住民所钟爱的昂贵物品。
陪同郑和的“会稽山樵马欢”与费信一样，是郑和下西洋的直接见证人。他于1380年左右生于一个贫困家庭，于杭州湾南岸度过了其童年，从小就看惯了大海与远洋帆船。马欢本人是穆斯林，以“通事”(翻译)身份3次随郑和下西洋。但他似乎更加精通于波斯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因为他经常提到的那些物产、地名和人名是波斯语发音，而不是阿拉伯语发音，特别是他在对天方国默伽(La Mecque)的描述中更为如此，尽管马欢自称精通阿拉璧语。马欢在20岁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取字宗道。马欢的朋友和同事，并在远航中陪同他的郭崇礼协助他完成了《瀛涯胜览》一书。该书对于船员们的海上生活、船队的内部组织、航行规则、不同意见的争论等，都出言非常谨慎，几乎是避而不谈。
总之，郑和是一个具有特殊才干的人、大航海家、无与伦比的组织家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但郑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将军”。
郑和从第5次远航，至少是其船队的部分成员就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其中包括木骨都束(Mogadiscio)、不刺哇(Brawa)、马林地(Malinde)、竹步(Djubo)，可能还有索马里海岸。但郑和对于“黄色大陆”与“黑色大陆”的首次历史性相会，未提供更多的详细资料。无论如何，郑和船队的人员似乎从未深入到非洲大陆的腹地。他们仅满足于沿海岸航行，只到达赤道稍偏南的麻林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一支分宗船队曾到达过桑给巴尔，尽管该地名出现在郑和航海图上。至于郑和船队绕过好望角一说，可能性更几近于零。
对于郑和航海戛然而止的原因，作者认为这与明代整个航海事业的衰败密不可分。在宣德皇帝于1435年晏驾后，英宗皇帝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张氏皇太后手中，又由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此后宦官们的权力增大，特别是王振(？—1449年)专政，触犯众怒，再派太监出洋，已无可能。明朝太监横行，阉党猖獗，不能说与郑和无关。
朱祁镇9岁登基，他不了解其先祖们。郑和船队最后一次返回时，他仅6岁。他已与宣德帝的传统断裂了。当时出现的其他事件，也纠缠住了明政府的精力和注意力。当然，中国也派出了某些使节赴国外授印册封，如王景弘于1434年前往苏门答腊。但外交交往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稀少了。由于皇帝缺乏主观意愿和主动性，故整个明帝国也变成了一个由一大群无创造性的官吏们治理的一盘散沙。当永乐于1415年决定开通从杭州到天津的数百里大运河时，便敲响了海运粮食的丧钟。由此而使从事海运的人数、造船、海员的数量、海员的地位、船舶的修理、船舶的体积等，均受到了严重影响。明朝朝中的官吏中出身于南方者大都逝世，新权贵们大都久居北方，对航海失去了兴趣。朝廷于1436年决定禁止建造海帆船，并压缩了战船的数目。1524年，皇帝下诏禁止在通州制造任何船只，其借口是为了减轻国民的苦难。1435年，事态更加恶化，由于缺乏岛屿基地，中国只得制造勉强能在浅水中航行和比较容易操纵的小船，到16世纪初叶，明朝最大的战船也只有百人的船组人员，比郑和时代少10倍。
但从15世纪起，意大利的大型商船便能载1000吨的货物。中国船的质量也下降了：木板很薄、钉子与捻缝不足、使用二手材料、技工缺乏。葡萄牙人在地理和技术(造船、海图、天文航行、绕行非洲)方面，都在大力向前推进，很快就远远地超越了明王朝。
中国士兵成千上万地开小差，明政府被迫征召平民去确保海防。海军的地位与军饷均恶化。中国航海衰落的最初警报出现在永乐末年，中国的一支海军于1420年左右在红河上的中国一安南冲突中失败。在洪熙年间，明朝就曾经短时间地全面停止远航。继宣德晏驾后，由于一系列的社会一经济困难、儒家官吏们的保守言论，明朝才全面停止远航。16世纪初叶，造两桅以上帆船者，便可以被判处死刑。1525年的一道诏令，严令海防官吏们立即拆毁所有这类船舶并逮捕任何继续使用这种船的海员。1551年，任何乘一桅以上船出海者，都会被视为间谍。法律条条，可谓森严。
更糟的情况是继1470—1520年的倒退之后，倭寇猖獗。甚至连南京、宁波和广州这样的重要港口，也受到了倭寇血腥袭击。也正是在这个16世纪初叶，习俗更加粗陋的新“胡人”又打到了中国的大门口，这就是葡萄牙人。继葡人之后，其他的欧洲人——同样都更加粗暴、更加顽固和更加贪婪的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也接踵而来。再没有比他们更危险的人了，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更加不合情理的胡人。中国自宣德之后，基本上忽略了海洋。但葡萄牙人在夺取了非洲东海岸之后，又继续向辽阔的亚洲大陆扩张，先到达古里，后夺取满刺加这些具有战略性并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咽喉要塞。
1517年，当葡使彼来资(Pirès)要求中国皇帝召对时，中国朝廷拒绝接见他并命他立即离开广东。因为中国只知道葡萄牙是一个刚刚征服了中国的朝贡国满刺加的番邦。中国皇帝曾命令暹罗国王支援满剌加，但没人肯听从。只有爪哇人于1513年试图以一支约100只战船的船队去收复满剌加，但葡人的势力在此期间已得到了加强。在1557年左右，中国人在澳门也只能以一堵城墙来隔离葡萄牙人。处于中国直接影响之外的马尼拉，也于1571年被西班牙人所征服，这是麦哲伦经过那里并在那里被杀50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许多欧洲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明朝的海防力量非常薄弱。西班牙占领下的菲律宾的王室财务大臣胡安一巴普蒂斯塔·罗曼(Juan-Baptista Roman)曾企图征服中国，至少是征服其南方沿海各省。他只有5000人、半打大帆船和同样的帆桨战船。这一切在郑和宝船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只有很少几次重组其战船队。其一在1562年，当时戚继光成功地击退了倭寇船队；其二在1598年，中国人在援朝抗日战争中获胜。中国海军于其他时期，均未能再扬国威。
郑和航海的中止，更多的原因是国内的。
首先是中国在1430年之后的数十年内，遇到了严重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困难。连续出现的货币危机使宝钞(纸币)贬值，尽管明帝国极力游说，大明朝贡国中的任何国家都不想要它了。在1450年之后，甚至国家也要求国民用银币而不是用纸币交纳税赋了。自正统年间以来，国内天灾不断，耗尽了那些官吏们的精力，使他们对海上冒险索然无趣了。如在1434—1444年间，淮海流域和长江下游水患频发，饥荒不断。1437—1454年于山西和陕西连续干旱，浙江于1440—1445年是瘟疫和干旱。1448—1449年间爆发了矿工与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朝北部又有蒙古人的侵扰，终酿土木之变。中国南方人口锐减。如浙江省于1371之后的100多年间，人口从1050万减少到530万，福建从400万减少到200万，广东从300万减少到200万。人口减少引起了财政收入的锐减，导致国库空虚，从而动摇了明王朝统治的根基。
明代儒学家和理学家官吏们，都以强化他们的政治和思想论点，而对郑和下西洋作出了强烈反对的反应。户部尚书夏元吉、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等反对派很活跃。事实上，支持与反对继续下西洋的人，是儒家官吏与太监之间的一场对立。永乐由于经常出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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