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学西渐”，是在世道中较为幽隐之一理，我们作为汉文化创造者的中国人，应当有相当的自觉，以慎其独。而如果我们有了相当的自觉，并化为切实的行动，使自己身不离道，“汉学西渐”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二

作为道之一理，所谓“汉学西渐”，现在只是仅见有“几”，并非事实，也并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作为事实，在当下只是有所铺陈，在未来则只是有所可能。也就是说，这里所谓可能“西渐”的“汉学”，只是指一个还需要我们在现代化生活中不断去创造和完善的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它是与中国历史所承传的“道统”相关的东西，但并非就是指已经现成的摆在书斋里的“道统”。就“道统”而言，它需要我们接着说，并用“汉学西渐”的社会实践来写就。这是其一。其二，“汉学西渐”作为世道之一理，所谓“西渐”的完成，将使“汉学”在人类生活中从文化转化为一种文明。

中国文化为人类未来的文明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或者说，被称为“道统”的文化雏形，我将此视为中国人在现代生活或人类生命长河中所具有和可预见的价值。按理讲，中国人不仅不应被现代文明所抛弃，而且还应当在人类未来的文明中作出新的贡献。但是，这只是按理讲罢了，中国人在现代文明中的出路究竟怎样，这是另一回事。

作为世道之一理，“汉学”的“西渐”有两种途径，一是西方人在西方传统的基础上将存在于故纸堆中的“汉学”作为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加以利用和吸收，进而使其文明更趋于进步；一是由中国人通过自觉的艰苦努力而在社会实践中以体制文明的方式向西方传播。就中国目前的情形看，我对后一种途径的希望不是很大。这只是因为，在现实中，人们的浅薄，已经到了让人哑然失语的地步；而所谓的“汉学”，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过是一种飘浮在学人心中的游魂，而且在思想学术界还是那样的支零破碎。

三

西方人在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中宣告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其实，中国人又何不是已经在西方文明面前形同死去。只是没有人站出来宣告而已。所谓变则通，通则久。可思变者却只是寄希望于拔剑斩断现代中国人与历史中的中国人的联系，象送给别人做干儿子一样让人们都过继给西方人以传承西方的香火，但是，这却改变不了中国人仍是有着历史惯性的中国人的事实。这种情形，就如同希望有意识的人患上失意症而重新学着做人，也等同于是希望中国人在人类的进程中作为某种族类生命的弃儿，而在另一族类生命的进程中去寻求生活的空间。问题则出在那个人并不能失意，而那个种族也还仍然存在。至于那些意识到要“传”其“统”，却又不识其“统”是需要有所“变”的人，则又不过是残缺的人苟延残喘罢了，走的也是绝路。也就是说，中国人现在所努力的，要么是自杀，要么是顽抗。如果说西方人意识到人死了是由于其理性发展的结果，那么，中国人之走向死亡，则是缘于失德。也就是失去了对于“道”的认同和体察。对于只有汉字汉语而没有了汉学并由此失去了文化支撑的当代中国人来讲，由于灵魂出窍，或有魂无灵，大概只能算是高级动物罢了。虽然毛泽东曾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但所谓的睡狮却没有真正地醒来。

中国人由于人为地在历史的割裂中隔断了思想的濡养而变得浅薄和懵懂，但“汉学”这中国人用血与火所煅造学问却还以幽灵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时空。尽管当今中国人的表现让人遗憾，但那徘徊的幽灵之未死却还是值得庆幸。

四

马克思也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过有关幽灵的徘徊，只不过那是那是尚未出生之新生儿的幽灵，而不是一个死去的老人的。这东西各在一边的两个幽灵有没有联系呢？作为同是人的幽灵，想来应当是有相通之处的。

中国人历史地选择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建设一种异质于当今西方社会的文明。这里面没有老子所言之“徼”吗？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它的成败如何？我们应不应该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搁置一边。但就异质于西方社会的社会文化而言，汉文化是有着这样的属性的。凡是对于中西文化有过比较的人，大概对此都没有异义。同时，我们都知道，文明是由一定的文化所成就的，即文化是文明的基础。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可以想到，马克思在反西方所传之统中所意识到的共产主义文明，它要么是要等到西方文化再一次发生了质的飞跃之后；要么就是发源于与西方不同质的文化当中。它总之是不能建立在无文化支撑的荒漠之上。假使我们要在既无西方传统，也无中国传统的时空中去构建起所谓社会主义大厦，那不幻想，就是掩耳盗铃。由此可见，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大概是首先应予肯定的。或者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方针，是我们要在我们所“主”之“义”中，首先应当明白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义”。在这个前提下，问题便只是怎样用“中”和怎样用“西”？或者说是倒底用“中”还是倒底用“西”？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就如同百川归海一样，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总归是人类生命，人们对于美的体验和感受在同一蓝天白云下是有相通之处的，这相通之美便会引导世间的人文理性趋于同一。即文化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文化不是为相互冲突而存在的，它们有异也有着同，总有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和可能。为此，我们当从重叠或同一之处着力，即存其异而求其同。以存异为基础，以求同为准则。而对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问题，现在的西方文化是十全十美的吗？如果是否定的，那我们的文化又能够补其不足吗？如果有中国文化的着力之处，那不就有了我们努力达至的目标了吗？如果我们再把马克思所意识的有异于西方所传之统的文化或文明，其质看着是不在于异而正在于弥补原有之不足而使社会得以进步，那我们不也可以将马克思的努力与我们的目标联系起来吗？以此观之，中国人要按马克思所说去探索一条所谓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并非只是乌托邦。或许，还值得我们去思索一下的，是这东方老死的幽灵与那西方呼唤新生的幽灵是否可能是一个东西。

五

在我们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实践中，我们曾提到过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由于这里面仍然涉及到其所“化”的“中国”之体究竟应当是怎样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命题，我曾认为似乎讲“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更为恰当。但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还是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也好，因为穷则变，变则通，中国的体制应当怎样变和变成怎样？才是我们社会实践的真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叫它社会之主义也好，叫它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也罢，或者其它再取一个与之更切合的名号也无不可。

在我们的社会智慧中，主张中国文化转型的呼声很高，已经形成一种大势，似乎是人心之所向。其中有呼吁要有所保守的，而所要保守的东西也各说不一。这些智慧，根据其距离历史传承的远近，依次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意识的表露或对于社会呼声，这些都是情之切切，也不无道理的。但在我看来，都终因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而有失偏颇，分别表现为泥古不化，泥社不化，泥西不化。我们是要珍视古人的智慧，但神无方，道无体，我们不能用古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是可以走一条避开西方弊端的道路，但我们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构想；我们是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就此跪拜在西方文化的脚下而视祖宗为狗屁。中国文化需要转型是肯定的，但这个“型”，不是只有再退回去与孔子的礼教接轨，也不是只有去接毛泽东所思所想之轨，更不是只有简单地去接当下西方体制之轨。

其实，所谓文化转型的问题，它是由于一个社会的体制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支撑这个问题引出的，其归结点，是我们应按怎样的道理去建怎样的体制。即是体制需要合理的思想来支撑的问题，也是合理的思想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问题。只是其“合理”二字，由于中国人之“失道久矣”，在东渐的西学的影响下，改用“合法性”三个字罢了。“法”来之于人，而“理”来之于道。体制者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用汉文化术语讲是循天道顺人情的体统，用当今西方所传之统讲则是人们在相互争斗中签定的契约。

作为理性的人，都是知道要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或者说，按客观规律办事，这称为人的理性。这对于中国人来讲，就是说话办事，要讲道理。而这对于西方人来讲，因秉承的文化传统不一样，稍为要复杂一些。西方人在对物的利用上是很理性的，讲按客观规律办事，但在人与人的联系中，因大家都是上帝的虽带有原罪却可以宽恕的子民，则讲的是实力，靠的是权力，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为此，海德格尔才问除了此在和存在者，什么是那存在？也正因为如此，人是什么？将何去何从？才成为西方人理性中最困惑不解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人之关于人，是有着一整套理论的，且乐在其中，少有困惑。在这里，如果我们用西方人存在的问题去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其实马克思所要讲的，可能不过就是希望西方人能讲一点道理罢了。但他所能讲的，在西方传统中，也不外是这世道应该权与利均等，不能让某些人说了算，只有让每个人都能说了算的自由之王国才是进步和美好的社会，也只有人们都能够做到自己能说了算的时候，人才能称其为人。而他所构想的公有制，不过就是这一理想的法器。我们在其中应看到的是，马克思毕竟在西方的传统中提出了一个有道理需要讲的“世道”之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同时，马克思对于世道的揭示及其努力，对于我们讲道理的中国人，也应当有所启发和警示，因为，在中国人对于道理的认知中，只是作了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划分，也是还没有有关世道之主义的，这世道还有待于我们去从“道”中辩明。

西方传统不是十全十美的，这是我们在理性中讲道理的汉学能够西渐的前提，而在这讲道理的汉学中，能使其作为“存在者”的世道呈现文明，则是汉学能够西渐的条件。也就是说，在人类文化的融合中，西渐的汉学，是能够揭示世道并能够使世道昌明的汉学。绝不仅仅是指人们泥古不化的儒学。而我之所以说“汉学西渐”是世道之一理，则又是人类理性之要讲道理使然。在这里，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汉学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都统一到世道的层面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游荡在人们心中的东方汉学的幽灵与西方马克思所主之义的幽灵，其实是一个东西，也由此让我们将东西方联接了起来。

我们讲“汉学西渐”，相信很多人都要表示怀疑，认为这是在说梦话。因为，汉学的内圣开不出现代化的外王，这已经由所谓新儒家们的努力所表明。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所谓内圣，只是儒学的人极之学。儒学是汉学，但汉学不等于儒学。即汉学中有内圣之说，而内圣之说却并非就是汉学本身。在我们未先入为主之前，如果把“汉学”只是看着具有自身主体性和整体性的知识和思想体系，或许我们便能看到一个新的样子。

在目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陈明先生提出了一个受到诸多质疑的“即用见体”的命题，对于这个命题，先是民间学者鞠曦先生给予“形而中论”的正本清源的警醒，随后又由川大的黄玉顺教授指出所谓“中体”的主体性本源。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陈明所要讲的“体”，不看着是较狭窄的儒学而是更宽泛的汉学的新样子，而将鞠曦所要清正的本源视为是把握中国智慧的出处与精义，又将黄玉顺所指出的具有本源性的主体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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