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走向世界之势空前强盛，世界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便成了历史的必然。而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华文明播扬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我们来说，更是迫切的需要。于是，在20世纪末的几年内，渐渐形成了所谓的“汉学热”，仅在1996年至1997年两年之中，这种热潮就已经初见端倪。

    “汉学热”的显著标志，乃是专业力量的增强和专题著述数量的激增。在这之前，相关研究的译文和论文，多半散见于各种期刊、学报(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而在《国际汉学》(1995)之后，又有《汉学研究》、《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刊物或书系相继问世。专业刊物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这两年间随着中西、中日、中韩、中俄双边关系研究的深化，还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学术史的形式出现，如严绍璗、中西进主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学卷和思想卷，1996)、严绍璗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卫茂平著《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国际汉学漫步》(1997)、刘海平主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 (1997)、吴芳思(Frances Wood)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中译本，1997)、黄鸣奋著《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1997)、周发祥著《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1997)、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1997)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当在20种以上。在半个世纪之前，老一代学者已有汉学著作，这时又见重印本，以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如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97)。

    在“汉学热”兴起之时，一些学者认为对“汉学”一词本身，就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他们撰写文章，着重探讨它的内涵和性质，以及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价值和意义。阎纯德为《汉学研究》创刊号作序时，强调国外汉学的特殊性、开放性、及其对交流双方文化建设的互补性。他指出，“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说，事物只有运动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动的，流动可以开化文明，发展文明。中国文化可以流出去，带着自己的古老、沧桑和辉煌；还可以流回来，带着异样的风景。从中国流出的文化，汲取了异国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汉学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近，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距很远，总之，它是一门相当独立的学问，是一个亟待投入人力进行研究与开拓的学科。”(《序〈汉学研究〉》)诸如此类的论述，对“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既然汉学是中外文化碰撞的产物，它便广涉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等多种专门的知识领域。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学者一般是双管齐下，巨细兼顾，一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国外汉学的发展史，把握其间的总体规律，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关注单一学科的汉学研究，具体分辨其透视角度，剖析其研究方法，捕捉其真知灼见。显然，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微观考察，力图做到史论并重，纵横交织，以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国外汉学的面貌，是学术界为之追求的目标。

    就文学研究而言，这两年的研究出现了以下几个重点：

    一、译介或撰写国别汉学史，而涉及中国文学。前者如胡书经译戴密微(P.Demieville)所撰长文《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载《汉学研究》第一集)，文中提及马若瑟(Joseph H.M.de Premare)节译《赵氏孤儿》、儒莲(S.Julien)选译言情小说，巴赞(A.P.L.Bazin)翻译并研究元杂剧，葛兰言(M.Granet)研究《诗经》等等。后者如熊文华所撰《荷兰的汉学研究》(载《汉学研究》第二集)，则提及高罗佩(R.H.van Gulik)译介并且创作公案小说，伊维德(Wilt L.Idema)研究元明戏曲、撰写文学通史。

    三、评介汉学译著和论著。除了散见于期刊上的文章(如帅雯霖评《红楼梦》英译和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之外，这时已有专书问世，即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著者自称，他借海外访学之便，广为搜罗，书中浓缩信息4000条，其耗时之多、耗资之大，可想而知。全书设七章，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之传播，各有专章评介；古代文论和民间文学，则放在综合研究一章内加以评介；此外，还有两章分别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背景，以及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工具书。该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评点文字也要言不烦。著者认为，“研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流传情况，不仅对全面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影响、弘扬中国文化、促进我国人民的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加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建设。”(第1页)这种论断，是就文学学科具体说明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学术价值。

    四、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这种研究实质上属于比较文学范畴里的影响研究，但由于中国文学的外播，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通过汉学家的译介而完成的，因此它也与国外汉学密切相关。这时有三本著作值得注意。一本是严绍璗、中西进主编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之六“文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6)。这套丛书凡十卷，由中日书社分别以中文和日文刊出。撰写者有严绍璗、中西进、刘雨珍、诹访春雄、王晓平和山田敬三。全书分六章，分论中日神话、中日诗歌、日本物语与中国文化、中日戏剧、日本前近代小说与中国文化和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作家之间的关系，或就两者做平行比较。另一本是孟昭毅的《东方文化文学因缘》(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这部书涵盖面极广，涉及中朝、中日、中越、中印、中伊、中阿六种双边关系，在某些方面填补了中外交流史的空白。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则是中西交流中的个案研究。全书以接受者为视角，采用形象学研究的方法，分期缕述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著者从德国骑士文学和巴罗克文学，依次讲到启蒙运动文学、古典时期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印象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内心流亡”文学、流亡文学、左翼作家、战后文学等等与中国的关系。关于研究方法，著者就“影响”一词做了说明。他指出，“这个概念极易引起人们关于主动与被动、给予和接受的联想。而事实上，文学中的影响关键往往不在前者而在后者。授者提供选择，受者自身才决定取舍。所以，本书实际要点不在于中国如何‘影响’德国文学，而在于德国文学如何对中国进行接受或拒斥、改造或吸收。”(第1页)

    五、评介西方汉学研究方法论。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界积极介绍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文艺理论，以至令人目不暇接。不过，学术界仍面临如何将西方文论用之于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于是，洋为中用的探索便应运而生，周发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一书即属此类著作。这部书是中国社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中的一种。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渊源与流变”介绍西论中用的历史与现状，又分西人的西论中用和我国的西论中用两部分。第二编是“方法与操作”，具体评介西方汉学家移植西方理论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操作过程，涉及研究方法20余种。第三编“综论与评价”则是关于西论中用现象的总体研究，集中阐述其性质、特点、视角和价值。此书出版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几种书评肯定这种研究。

    此外，还有关于邻国诗话受中国诗论影响的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散佚邻国的考证，以及关于中国文学作品研究个案的介绍等等。总之，这两年“国外汉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