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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西渐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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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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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法”为西方体制之法宝，而中国讲道理的体制则重“议”。中国虽名为人治，却招贤纳士，大兴科举；西方虽名为民主，把持的却自身利益。我这样讲，并非是要为中国的人治传统辩护。只是希望中国人不要把西方的民主神圣化，也不要只学他们的法律至上。要知道讲实力说话的丛林法则还完好地保存在他们的民主之中，而在社会的稳定中，比法律还要至上的是人们的健康人格。这就如同教育孩子一样，惩罚只是不得以而用之。如果中国人真的也是无理可讲或不讲道理了，再高举西方之法律，那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要彻底根治人治，改变世事取决于一人之好恶状况，而真正做“天听自我民听”，让民众的意见得到充分的采纳，让民众的愿望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去除了君主政治之后，其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主义”之“主”让位于“义”。也就是说，所谓民主之所主，是主行道之义，而不是自身之利。由于决策作为万一之“中”是在理与势之间取得平衡的结果，所以，让“主义”之“主”让位于“义”的体制，其核心是如何将“势”化之于无形。
对于中国传统，钱穆先生分别谈到了血统、政统、道统和学统的形成及其他们在体统中的演化。我们在这之中可以见到：血统在人治中为君，在民主中则是民，这便是将“势”化之于无形的表现。将势化之于无形之道，也就是“君子”之“群而不党”。如果将毛泽东的思想作一下转换，就是体统应现实化为“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其一。其二，在中国所传之各统中，我们要在理与势之间和中，便可各取其源而将“学”“议”“政”“與”此四者构成最节省和对称的三角锥式的政体结构。在这个政体结构中，“学”是锥尖，即学术与学问至上。不再是法律至上的问题了。邓小平曾在反思改革的时候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我们可以对此作出一个解释。对这样一个政体，我们除了可以叫民主政制之外，也可以把它叫作“会议政制”。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已经有了“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主“义”一主“法”的体制结构吗？
为了建设和完善这会议制的民主政制，振兴汉学是第一要务。与此相应，我们应将原来的国策，新修订为“以德立国，以议治国，以学兴国”。听说现在官方在提出“科学的发展观”之后，又有了“和平崛起”之说，我不知这“三以”之说，是否是科学的发展观，能够助中国在未来和平崛起。但我还想特别说明的是，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需要将官学或党学变为民学，这是最根本的途径。
八
对于汉学之于西渐，可能有人会问：汉学在西渐中都要向西方传入些什么？这是一个我不能断言的问题。就当下来讲，至少有一个东西你要表达给对方，即我们之所以叫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而是我们处在一个崇尚中与和的国度。即尚中之国的人。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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