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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西渐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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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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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个中国历史，那么，一个取源于中国历史又能够与中国历史中的古今智慧相融会贯通的知识系统，才是我们要说的“汉学”，同时，这个融通的知识系统，除了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发展的脉络之外，由于“西渐”的需要，其理性还需通于西方，并能为人类照亮前路。也就是说，“即用”于西渐的汉学之“体”，是虽源于中国历史却能够贯通古今中西和照亮人类前路的性理形式，对于这样一个文化和思想体系，我们可以在传统的立人极之道的基础上再作“人极”与“世道”相区分的深入认识来予以完成。也就是在含有三才之道的汉学体系中，将人之道再作社会和人生的区分。在汉学体系中的所谓三才之道，其天之道由“象”“数”“理”三部分组成，可视为中国的哲学智慧的反映；而人之道为与人生命运和社会发展相关的社会科学；地之道则为观其“有”（即存有之物或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者）之“徼”（即原理）的可以验证的自然科学。也就是说，在这之中，“人极”为关注人生命运而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的以立其在天地之中一极的学问，“世道”则关注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有关社会体统（即社会存在方式）的演变形式，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成就世间文明的学问。在人之道中，所谓的天与地，便相应地分指世间存有的自然和社会。即自然为天，社会为地。而人极与世道之间的关系，是境界与生态之关系。即人极讲塑造人格，世道讲改善环境。它们是相互作用，合二为一的，共同指向人的生存质量。这个工作，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
六
中国人在自然崇拜中有崇祖敬天的习惯，进而信而好古，说理必将引经据典，也喜欢托古人说事，使人们皆以为中国文化就出自《易经》，而对《易经》，人们又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所以便使人们对中国文化生起疑来。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人活生生的生活中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在自然崇拜的蒙昧时代，其理性的启蒙是从人们在对自然秩序的体认中产生有关“道”的观念发端的。在这里，中国人没有在对自然的敬畏中，映射式地抽象出一个拟人化的上帝，而是在四季更替中察知了世间变化的有序性质。对于这世间的有序性质，古人用自身所走的道路去表示。也就是说，世事虽无常，但仍是有迹可察，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这种关于天地有“道”的观念，使中国人在自然面前除了感受到异已的力量之外，还在这异已力量的有序变化中感受到了其能给人们带来福祉的美感与亲合力。天地有道，人当有道乎？“德”便由此而生。我们可以说，道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之本。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人们对于自然之力的体悟中，是把自然看作异已的力量，还是将自然视为自己的亲人，是中西方在各传其统中产生相互差异的文化的分水岒。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在有关道之观念的传统中形成的文明形式；而所谓汉学，就是以道为形上本体的知识体系。
有人说中国文化不外“道”与“术”这两个字，而如果我们从人类实践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则中国之传统，又不外“行道”二字。问题的关键是，按照我们今天要融会古今中外的智慧来看，这个“道”，究竟是什么？“行道”又作何讲？窃以为作为中国哲学之形上本体的这个“道”，在今天我们可以解为：宇宙是一个相对恒定的既无古今也无内外却又时时刻刻在变动着的日新月异的整合时空（即汉学术语之“道无体”，用西方哲人的话讲，是人们不能够趟进同一条河流）；人们所见到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这相对恒定却又不断变动的时空中通过一定的关系式（汉学术语名之“理”，西学中称为“原理”或“定理”）取得相对宇称而暂时呈现稳定状态的结果，是多种可能中的概率性存在（多种可能相对于唯一的结果即是“无”，得以存在便是“有”，万一之中得以形成就是“中”，中之“唯一”就是“理”，得以稳定则是“恒”，而人为制造之物曰“器”），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开放性与稳定性的统一（相对于历久弥新的变动时空而言，这时空之弥新是“真”，一切存有之物皆是“相”，是时空所处状态的表现，古人称为“象”，我与西学中的“物质”相对应，称之为“物态”）；与此同时，在这变动时空中产生的万事万物，除了自身在其一定关系式中具有相对平衡的状态的外，它们也支撑着其它事物在整个时空中保持着相对的平衡，即整体时空及时空中的万事万物皆以相互取得平衡为常态（古人谓之“和”，“和”就是“物态”之“质”）。总之，汉学以“道”为本，以“中”为体，以“和”为用。此三者，分别对应海德格尔思辨中的存在、存在者和此在。而所谓的“行道”，就是“和”的原则去求“中”的结果。如果将“和”作动词用，便可说行道就是“和中”。这里“中”以唯一性为特质，表示维持相对平衡态的关系式的构成或条件的满足，其在人们“和中”的人文实践中根据既成事实的先后，分别表示“合适”、“切实”、“确实”。又由于所和中之事物（即物态），是以“和”为特质，其物态之“和”，以及此物态与其它事物或行为主体之间的“和”，便在人们的人生经历中产生“美”“善”“真”的体验，并由此形成行为主体的价值判断。
当今之世，许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一个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未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明的中心，却反而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一既成的事实，一个则更来之于在同一时空中的两种文明的不可比性。有道是，人比人，气死人。这人一来气，就难免会丧失理智。其实，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中国没有“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西方传统的东西。道理很简单，中国人并非是没有理性或缺少智慧，这在当今中国人之在世界中的表现就可以表明。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没有西方的所谓“科学”，但却有“博物”与“格致”；没有所谓“民主”，但却有“朝议”；没有所谓“自由”，但却有“修养”。只是一个本于力，一个本于道罢了。中国之所落后，根据开放性与稳定性的关系来看，一是开放性不够，二是因道失而德不明，使体制未能完成变通。对此，我们看一看当今的“改革开放”，就可以获得正反两个方面的佐证。大可不必去责难古人。
说中国传统文化开不出现代化的生活来，那只能说你只是拘泥于汉学中的儒学之体而已。刚才已经讲了，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人们在有关道的传承中没有使儒学之体实现变通的缘故。对于儒学，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汉学道统的知识体系中去审视，则其只是人们在相对稳定的自给自足农业社会中所获得的如何去实现人生价值和参与社会实践的学问。主要是对于在那特定时空里的“此在”的人生命运的关怀，称之为立人极之学。由于当时是君主政治，现在我们所要说的世道，在儒学中是通过王道的形式纳入了“正人”的人极之道里面了。即人极（关于此在）与世道（关于存在者）混而为一。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人们对人与自然互动的天人合一的社会实践所必然产生的社会体统的变动是难以引起注意的，并由此引起汉学中世道的幽潜。假若我们以世道变动的社会体统为参照，则儒学可以说是在“行道”的汉学中“即”自然经济的体统之“用”而所“见”之“体”。
如今我们“即”商品经济的体统之“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道中通过对世道的阐明来“见”汉学之新“体”。根据鞠曦先生“正本清源”的意见，我们在儒学中开不出现代化，那么，我们就再往前“清”道之“源”，以“正”其“本”。
我们知道，儒学之道统来之于尧舜，孔子在尧传舜时的“允执其中”那里，发展了人极的中庸之学。关于这“允执其中”，我们在舜所言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那里可以得到其精义。有了对于“允执其中”的理解，我们就能够把握住所谓世道的精微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窃以为其意思是：“人们的生活艰难，诚惶诚恐，压力很大，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总是有办法的，一定要让他们获得平安。”作为对于生命的关怀，孔子在其人极之道中，也就是取其让人们得到“安定”之意，主张人们在体察天道和较法天道中通过“和”于“道”的方式来以时时保持自己心身的安泰。此即所谓“中庸”（“中庸”就“和”于时时安泰之“中”，所谓天道中和，人道中庸）。也就是人们在人生实践中要以获得真善美的境界及人生体验为根本而注重道德的修养，不要一味地趋炎附势、追名逐利而将根本丢失。另外，为了能够为人们的道德修养提供适宜的环境，达到让人们乐天安命而天下太平的目的，在社会的体统上，孔子便提出“仁礼刑政”的主张。就孔子所主之义的就精神实质而言，如果我们将其体统之“仁”理解为“发展经济”，“礼”理解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刑”理解为“法制”，“政”理解为“监察”，它是完全适合于当今社会的。即作为道的“中和”，其合之理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相”。也就是说，关键的问题，是儒学的处方是开给人治时代的。我们现在要昌明世道，在这“一定要让他们得到平安”的“允执其中”句话中又能察知什么呢？我窃认为在这句话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主体性选择的“文明以止”（即只要有好的及可行的办法就拿来），其是为实现经世济用目的；一是在经世济用的主体性活动中所“中和”的时空流变着的环境的现实性与主体对于环境的认知程度之间的平衡（其“中和”中取得平衡而来的不同结果或体统，代表着社会不同的文明水平）。而这两个问题，却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没有“文明以止”的选择性，就不会存在着现实性与认知程度间的“中和”（这里可以应证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而离了现实性与认知程度间的“中和”，“文明以止”就没有了一个标准。同时，也由于在现实性与认知程度间的“中和”过程中，存在着主体性选择的“文明以止”的因素，也就使得在时空中环境的现实性与人的认知水平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参照李泽厚先生的话讲，就是环境的人化，而人的环境化或社会化）。由于这种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存在，时空流变的过程，也就是人与环境都不断发生改变的过程，也是在主体的“中和”的社会实践中以平衡为用的社会体统的不断改变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与环境的互动就是人世之道。在这里，我们说在人与环境互动的世道中人和环境都在发生改变，那么，人类又将变到那时去或者变成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在“允执其中”这句话中追寻其缘由，也就可以找到答案。即反过来说，也就是人心不再“惟危”了，道心也不再“惟微”了。用马克思的话讲，也就是人在环境中得到了解放。人，不再更多地受到自然的约束，与社会的联系也不再更多地付出应有的代价。如果我们在真善美的境界中是要追求人格的独立，那么，人类的前路，就是更有利于我们去实现人格的完善。就汉学而言，我们可以说：使人人都成其为具有独立人格且能实现自我的人，就是人类的目标。
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西方人和现今的中国人，在达尔文进化论中，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视为定理，进而在社会实力的竞争中行“弱肉强食”的丛林之道，使人类的人文精神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存在中西文化的分殊，按汉学之道统，我们应修正为“道体流行，和者生存”，以扬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道德。
七
目前国人所最困惑的，大概就是我们的体统当如何建立了。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新只是来之于旧，或者说，在一样的山河一样的人这一前提下，最恰当的办法，是最大化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并以中国的传统为根本，其实，只要看看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剖析，并在同西方体统的参照中，用和中之道来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是不难理出思路的。
人类的政体，都来源于人治，其根源和实质，就是凭实力说话，能者治天下。这是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之后的自然法则的历史遗留。中国政体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人治传统遗留太久。但就所谓凭实力说话而言，这在中西方社会中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即中国主要表现在朝代的更替，而西方则主要表现在被当今中国人视为神器的所谓“民主”的体制之中。这其中的根由，说来具有滑稽意味，也就是缘于中国人讲理，而西方人无理可讲。中国人是无理可讲之后就造反，西方人是要讲实力就用“法”。因为法律是对实力最强有力的制约，而有理可讲则“法”为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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