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04年是中国和法国建交40周年。双方商定，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在法国举办文化年，2004年秋季至2005年7月，法国在中国举办文化年。中法两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大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十分重视保护、弘扬民族文化和维护文化主权。作为东西文化的代表，中法两国主张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进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中法互办文化年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受中国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委托，我刊主编余悦研究员担任在巴黎举办的“中国茶文化展”的策划人，并于2003年11月至12月作为中国茶艺表演团负责人之一率团赴法国巴黎、里昂表演，获得巨大成功。在巴黎期间，余悦研究员与全法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Union des Chercheurs etdes Etudiants chinois en France，UCECF）进行了交流，增进了了解。现特将由全法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巴黎学人（Etudes à Paris）》提供的综述《当代法国学者论中国文化》刊载，以飨读者。
【关键词】 当代法国学者/中国文化

    自2003年9月初开始至11月初，全法学联为2003中国文化年所策划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国文化：研究与反思”系列学术讲座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行。此次系列讲座全部由法国潮州会馆独家赞助，并获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现代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宝贵支持和协助。
    此次讲座的总策划人为全法学联主席石佳友，具体由另三位留法的中国学人汲哲（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刘焰（巴黎三大博士生）和陈溯（巴黎学联学术部长）策划组织；考虑到中国文化年的观众主体是法国人，此次系列讲座的主讲人都是长期研究中国文化的法国学者。在讲座计划的企划缘由书中，组织者这样写道：
    “今日中国已经走上了向世界开放、与其他文明对话的不可逆转之路。由此，中国不但必须学会理性地面对他者的文明，而且更要学会理性客观地看待自身的文化传统。就这两方面而言，都必须建立一种真正的对话性秩序，即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相互聆听对方的观点并展开沟通、交流甚至互动。”
    “通过这一系列讲座，我们希望那些尚不了解中国的听众能够对中国产生兴趣，那些不满足泛泛之谈的听众能够加深对中国的认识，而那些对中国问题已有相当见解的法国学者，也能够体会到争鸣和交流的快乐。此外，我们也相信，这些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听众来说也正好构成了一种‘镜中之我’，这将有助于我们中国学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进一步理解自身的文化认同。”
    此外，此次活动的组织者还特别指出：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而言，中法两国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相对薄弱；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兴盛是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其活跃程度是一个国家柔性国力的体现。由此，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在法的中国学界、中方组织和参与机构等都能够借此机会和一批法国研究中国的人文社会学者和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为今后中法进一步的文化交流奠定良好的基础。
    此次系列讲座一共八讲，分别涉及到中国文化与传统、汉学研究、中国教育、中国青年学、中国宗教与饮食、中国杂技与形体艺术、汉语教学、新儒家哲学等内容；讲座和讨论均由石佳友、汲哲等中国学人自行主持和组织。此次活动反响极为良好，虽然场地有限，先后仍有300人次参加了讲座，其中半数以上为法国学者学生和爱好中国文化的民众。以下为八位法国主讲人发表的部分观点摘要。
    　　　　安格雷米：中国总是出其不意地交织到我的生命和记忆之中
    法兰西学院院士、中法文化年混委会法方委员会主席让-皮埃尔·安格雷米先生（Jean-Pierre ANGREMY）说：最初，中国只是他从谢阁兰、圣-琼·佩斯和保尔·克罗代尔等人的作品中读到的一个遥远的意象。随后，接近中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法国成为了西方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他成为了中国解放后第一批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官的一员。后来，文革爆发，他离开了中国。但是，他常常深感这个原来陌生的国家总是出其不意地交织到他的生命中。他经常能够感觉到自己有讲述这个国家的愿望：中国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写什么？怎样写？他认为，在这一阶段，他关于中国的写作贯穿了三个基本的感念：流放感、时间感和放弃判断。其中，他最成功的代表作是《圆明园之劫》，该作品获得了1971年雷诺多文学奖。
    他的家庭自30多年来就一直与中国有着割舍不断的缘分：他的儿子如今生活在成都。女儿带着外甥女生活在北京从事艺术工作；两年前，他本人再度返回北京，不过，这趟原本为了告别的旅行却成为了一个新的开始。旅行结束后不久，他即被任命为中国文化年法方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他本人也深为这一提名所振奋，由此，他又一本新的关于中国的小说很快将面世。
    安格雷米院士还对当代的中国艺术家作品中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关怀及艺术家们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和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法国今年已经开始的几个与中国文化年相关的活动，都是以中国的现代艺术为主题；这不是一个偶然；这表明，中国的艺术家不仅谙熟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符号，而且还为这一形式作出的自己的独到贡献。
    　　　　斯蒂芬妮·巴尔姆：应该放弃目前汉学研究中过于强烈的“中国特殊性”观念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RI）的研究员、汉学家斯蒂芬妮·巴尔姆（Stephanie BALME）女士指出：一直以来，汉学研究有一个趋势：倾向于以所谓“中国特殊性”来解释中国的许多问题。譬如不少法国的政治学者认为中国的特殊性使得其国家制度与所谓的“民主国家”制度在本质上不相容。相当多的汉学研究者倾向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决定性的影响？巴尔姆女士认为，分析这个问题应去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成不变的”这个植根于许多人脑海之中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不仅外国学者对儒学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就连中国学者本身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中国文化一直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与世界其他文化传统一样，一直经历着兼收并蓄、你来我往的交流渗透和互相影响的过程。而且，单纯的“文化”本身也并不是分析中国问题的唯一变量，必须综合其他变量（如历史变量）等才有利于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
    由此，巴尔姆女士认为：应该放弃目前汉学研究中过于强烈的“中国特殊性”观念，而将“中国”这个研究对象和其他研究对象等同对待，并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因为“比较”即意味着通过他者认识自身；比较可以提供参照系，从而客观地分析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异。她认为：也许，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近25年来，中国一直在经历着与外界的对话和碰撞。只有从现代的、动态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任何一个制度模式都会经历所谓的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对特定模式进行吸收改造，从而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新模式。
    在此基础上，巴尔姆女士提出了汉学研究的第三条模式：将中国作为一般的研究对象对待，采用同样的研究方式：提出问题、应用某一学科的特定方法论、推导结论。实践这种新的汉学研究范式要求法国学者必须要加强和中国学者的合作，并在必要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拉格雷：后现代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代中国？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青年问题研究专家、欧洲社会学协会秘书长拉格雷（Jean-Charles LAGREE）在演讲中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何为后现代性？其二，后现代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代中国？
    拉格雷认为，我们大体上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后现代性。首先，后现代性意味着旧有社会形式及结构的削弱，也就是所谓的“去传统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旧有的社会纽带。只有当旧有的规范和价值被改变以后，资本主义的思考和生活方式才大行其道。尽管对后现代的概念有这样那样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后现代的“后”表明了对原有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摒弃。其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今天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已经从所谓的“工业社会”转变为一种新形式的社会。换言之，今天的现代社会正处在重新组织的过程中。这一变化的第一表现是“去制度化”。在工业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制度正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瓦解，其效果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意义深远。第二种表现是个人主义的兴起。在后现代社会，个体从传统的框架中脱离出来，回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中。研究表明，今天的青年人对大政治及普遍价值缺乏兴趣，家庭及婚姻制度等也受到个体主义的深刻影响。
    那么，这些社会学理论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如果可以，它们将在何种层次有效？这是一个始终有待验证的问题。就此而言，我们要反对社会学的“帝国主义倾向”。社会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不过往往以西方社会为基本素材，在西方的语境中形成理论，这导致对非西方国家进行社会研究时不得不使用既有的不具普遍性的概念和论述。事实上，中国社会极其复杂，始终对社会学理论构成挑战。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与西方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就某些地区和社群而言，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已经出现，如传统家庭的解体、在性关系方面的态度转变、内部移民所造成的去制度化，政治和民主出现进步等等。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呈献了许多独特之处。例如，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正在经历着传统的重建。这是因为五十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多都已被排除在集体记忆之外，今天不得不重新挖掘建构以保证文化和民族认同的连续性。以种种新形式在青年人中流行的宗教性活动就是这方面的反应。又如，中国虽然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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