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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国学者论中国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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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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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但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只是限于消费与个人生活上，对中国市民社会建设的贡献并不大，总体上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社会。
白乐桑：法国汉语学习热潮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华人移民后代的增加
国立东方语言学院著名中文教授、法国教育部汉语教学总督学白乐桑（Joel BELLASSEN）先生题为“汉语及其教学：新形势与问题”的演讲中，澄清了就汉语及其教学所存在的许多误解。
白教授指出，实际上，许多西方的文化大家对汉字就存在不少误解和歧视。譬如卢梭基于对于非字母文字的歧视，就曾经这样说：存在着三种方式的描述：一种是象形文字式，这是所谓“野蛮民族”的文字，以古埃及人和美洲阿斯特克人的文字为代表；第二种属于所谓“约定俗成式文字”，为“未开化民族”所使用，譬如说中文；第三种是字母文字，典型的如拉丁文字，这是所谓的“文明民族”的文字。白教授指出：这显然是一种偏见；不过，这种偏见深深影响了很多人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直到今天仍然可见其某些痕迹。譬如，一些中国的领导人曾经长期将字母化作为汉字改革的方向。
随后，白教授以大量的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和事实，说明了汉语学习自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全世界经历的飞跃。他指出，全球如今有三千多万人学习汉语，分布在85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国，最近几年来，汉语学习也经历了实质性飞跃，成为了增长速度最快的语言：学习汉语的人数在最近两年增长了30％，最近七年总共增加了170％！白教授更进一步预测：从长远来看，其学习人数迟早要超过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和俄语。另外，就关于著名的汉语水平考试（HSK）而言，在报考人数上，法国在日本、韩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三！
值得注意的是，白教授特别指出：法国人在汉语学习方面的热潮，主要原因并非是如许多人——甚至是包括法国某种高级教育决策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移民的增加和移民后裔学习中文人数的增长！相反，汉语的主要学习者都是法国人，据可靠统计：中国移民的后裔大约只占汉语学习人数的10％左右！这就是说，绝大多数汉语学习者为法国人；他们是真正地基于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主动学习汉语。
关于汉语教学的新形势，他指出，最突出的当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汉语教学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使得汉语成为了经历变异最大的语言。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后果：其一，汉语教学在质与量两个方面均出现了迅猛发展；其二，信息革命也带了两个革命性影响：一是过去主张取消中文的理由——书写中文对于外国人极其地困难——现在由于中文计算机输入技术的革命已不复成立；二是对中文本身的革命：使用中文输入法，在键盘上以字母形式输入，但是得到的输出结果却不是字母而是文字！由此，西方人长期存在的中文书写困难基本得到解决；这给中文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几个问题：要重视中文的写作。因为书面的中文并不等于是汉语拼音：严格来说，拼音根本不是一种语言，拼音只是一种誊写形式，而不能算是一种写作。而且，拼音还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除了作为交流语言的汉语之外，也必须承认作为非字母文字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此外，汉语不应仅仅是一种工具，更应该成为一种研究的对象，应当研究汉语对于思维和认识论科学的影响。最后，就汉字简化问题而言，他强调：即便将来还有所谓汉字简化，也决不会是如同从前意义上的简化了；事实上，简单的简化运动将会使汉字丧失掉很多特质，其所能传递的信息将会因此耗损。
杜瑞乐：新儒家是重新解读传统的现代主义者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教授、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家、前法国驻香港总领馆文化参赞、华东师范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杜瑞乐（Joel THORAVAL）先生在题为“今日新儒家”的学术演讲中指出，所谓“儒家”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基于西方基督教社会对其自身理解而形成的“儒教”概念则更不易把握。有时它们过于宽泛，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时又过于狭隘，仅指“士”阶层的文化。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政治生活，个人的智识参与以及民众的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来探讨儒家这一议题。
所谓的新儒家则主要指的是儒家的哲学方面：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中西思想碰撞的结果，亦与西方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密切相关。五四以来的近代中国的一个特征是对儒家的主动弃绝，新儒学虽然是对这种反传统的一种反动，但它非但不是革命性的反叛，而且实际上其信奉者都持现代主义的态度。正因如此，今天的儒学被纳入到了大学体制当中，以“哲学”被重新阐释。而这样一种“独立的”哲学，究竟能否与儒家的“士”的实践相分离、与传统的儒者的仪式行为相分离，始终是一个问题。
杜教授指出：在谈论新儒家主义时，必须要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命名并不单纯是为既有事物赋予一个称谓，而是将事物强行纳入特定秩序当中，从而会影响甚至改变事物本身。“哲学”这一概念来自现代西方社会，被日本用作“philosophie”的汉字译名后传入中国。当儒学被归类为哲学以后，其形态发生了很大改变。例如，在现代学校体制中的儒家哲学中，所谓的儒家“哲学思想”被人为地从传统的儒学体系中分离出来，儒家特有的师生关系、仪式行为、身体实践（如静坐）等等都被剥离了。
第二，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概念事实上涉及到一整套观念体系，所谓的哲学，就和西方的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概念密不可分。粱漱溟先生曾言：外在而言，他是个儒者；内在而言，他则是个佛徒。例如与哲学相联的“宗教”概念，也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西语译名，它与中国或日本的社会事实几乎完全无法对应。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被这套西方概念强行分割。
第三，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往往是在中西比较的框架内完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中就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述。但这样的“中西”二分法却有过分简化之嫌。实际上，早在20年代，粱漱溟先生就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种：中国、西方、印度各居其一。中西二分法的镜像式理解不利于中国思想的研究，例如，中国对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日本在引进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对译名的选择、对新式语言的创造、对佛教佛学的援引，都与中国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以对佛学的援引为例，中日两国学者均以大乘菩萨道对比西方的个人主义，以佛教哲学对比西方哲学。同时兼为佛学和儒学大师的章太炎、粱启超都深受日本近代化的影响；粱漱溟自称内佛外儒，牟宗三强调佛教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但可惜的是，中国和日本都仅以西方为对照，都在看齐西方，它们相互之间却缺乏足够的对话与交流。
形成于二十世纪，以在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下弘扬儒家思想为己任的新儒家学派与西方思想进行了极为有益的对话。事实上，他们努力的目标在于要让西方人承认儒家思想也是“哲学”，承认儒学井非仅仅是一种文化、一种实用的智慧，而是和西方哲学、宗教一样具有超验的维度。但是，以当代西方哲学概念表述出的新儒学的“历史性”的欠缺、在大学制度中传统儒家生存条件的消失，都是新儒家所要面对的困难。
高万桑：西方人对中国饮食传统的认识相当片面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家、汉学家高万桑（Vincent GOOSART）指出，中国的饮食习惯和禁忌与传统宗教有着密切关系。在早期，很多禽畜的家养驯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宗教献祭的需要。就此而言，古代中国人与古代希伯来人、印度人、希腊人或罗马人并无二致。但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祭祀保持了长期的连续性，这一点则得益于重视祭礼的儒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宰杀动物的行为在中国都受到了祭祀活动的制约。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在皇帝生日期间等特定时段内都不允许宰杀动物的行为发生。在这方面，“斋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与神明接触之前，参加祭礼者要在特定的时间内独处戒杀，并按规矩节制饮食；后来中国又出现了戒“荤”的观念。
献祭及斋戒的传统后来还受到了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二世纪中国的天师道严禁献祭，坚持素食。在道教中，“斋”已成为净化仪式的核心。自宋代以来，道教和民间信仰结合，部分社区既举行道教仪式，也供奉祭品，但二者往往是分开进行的。佛教更强调“戒杀”的观念。严格的素食是六世纪以后才形成的。这与强调素食的“菩萨戒”的流行有关；此外，笃信佛教的梁武帝也要求僧人素食。从佛教兴盛的唐代开始，素食更是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一个基本特色。不过，佛教并不强制俗家信徒素食，一般来说，只是要求他们“戒杀”和“放生”。与之相比，白莲教等民间宗教对素食的要求则更加严格。
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对动物的基本态度是相似的。自宋朝起，则出现了对一些肉类的特殊的食用禁忌，其中最主要的是牛肉。当然，耕牛作为劳耕用牲畜，早在公元前二到四世纪时就曾被禁止宰杀。但到宋代，牛戒开始成为了一种禁忌：吃牛肉被认为是很大的罪过，甚至会下地狱；而那些不吃牛肉的人则被认为可以获得神灵佑护，消灾免疫。由此，除了农业本身的原因以外，宗教原因对牛戒的形成也十分关键。首先，只有在大型的帝国祭礼中才可以杀牛献祭，一般情况下不许杀牛；其次，道教也加强了有关牛肉的戒律。戒牛之说曾广为流传，十六世纪已经出现在“善书”之中。有时狗、蛙、龟等也在禁食之列。从而，一种只能吃专为食用而饲养的动物的伦理在中国颇为盛行。
由此可见，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饮食传统的认识是相当片面的：西方人往往认为中国人什么都吃，对动物的利用完全是工具理性的，毫无禁忌可言；而事实上中国社会在传统上对饮食、特别是对肉食有很多规定。不过，由于中国社会和宗教的多元性，这些规则都并非为全社会所普遍遵守，而是由不同群体各自实行的。对于中国文化饮食禁忌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的伦理观以及华人社会中的宗教组织。
阿利亚娜·比斯科拉：中国杂技西方语词中没有严格的对应范畴
来自法国煤气公司科研部的研究人员、人类学博士候选人阿利亚娜·比斯科拉（Ariane Bisquerra）女士不仅受过系统的人类学和汉语训练，而且她本人也从数年前就从事杂技活动，并曾于2001年在广东的一家全国著名的杂技团学习数月。
在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她指出，中国的杂技作为一种以平衡和柔软为主要特色的身体技术，不同于西方的、以动物表演为特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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