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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研究与布迪厄的文化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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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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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马克思文论为代表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和文化的社会批判理论，仅仅是作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源头和理论品格的一个参照系，并不是它完善发展的最终模式。在文学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查德·霍伽特（Richard Hoggart），无疑起了重要的命名和理论阐释作用。可以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文化研究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理论话语，作出了积极的推进。
其后，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对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得思想贡献。尽管他七十年代才在学术上获得相当的影响力，比他的同学雅克·德里达要晚得多，但他在文化理论界一出现，就以其新颖独到的思想影响了整个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并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思维论以及价值论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影响。
一 "文化研究"的命名和理论向度
1970年 出版的《当代批评》中，有一篇霍伽特的文章《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在这篇重要文章中，霍伽特阐释了自己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向度，即在高级文学和低级文学或大众文学的社会道德含义中解脱出来，不仅评价语言的大众文艺，如广告、电影或流行音乐，而且还会使人想到其它的一些现代传媒，反对那种在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的想法。
霍伽特强调，要将文学放在一种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加以阅读，而这种阅读作为表述其文化意义的准备。他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将这种阅读文化意义的阅读称为"价值阅读"，而将仅仅从语言角度进行文学阅读的称为"品质阅读"。在霍伽特看来，"品质阅读"主要是抑制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批评，他们砍断了文学与社会广泛而深层次的联系，因此，作为一种纠偏，文化研究要重新恢复文学的社会文化网络，强调其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三重背景。
在他看来，审美因素是指那些为审美需要以及形式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特征；心理因素是指那些显然为特定作品创作个人所决定的特征；文化因素则主要是由某个时期特定社会中产生某部作品背景所决定的特征。前两个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最后的文化特征，而且彼此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这样，霍伽特就将文化研究的"价值阅读"上升到文学研究中的最终层面。他认为，在任何为了文化意义所作的阅读中，读者都必须从某种前题、选择活动、某种预先存在的判断出发，他无法避免地要作出隐含的或明确的价值判断，他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文化介入，因此，文化文本价值阅读中的价值判断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阅读表明了文学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有助于再现、表征文化信仰的对象物。
甚至可以说，一部作品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就在于破坏其所立足于其中的某种秩序状态，暗示出某种非秩序状态。作品要打破处身其间的社会秩序，以及赖以存在的艺术以外的任何其它的秩序网络，使文化意义通过直接体验作品，以及通过作品的观察角度而获得理解。就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影响着一个社会中所把握的价值特性及其把握的方式。只有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才可以真切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其价值向度。
当然，霍伽特也重视大众艺术或者是与高雅艺术相对的粗俗艺术，认为这种"中等低级"的或世俗的艺术，并未完全放弃其负载的文化意义，它们自己也同样存在某种层面的文化意义，甚至广告和电视等也同样具有引起人们关注的文化层面的意义。也应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中。
总体上说，霍伽特的文化研究理论，以及他主持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文化研究从纯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作出了努力。他强调了文化的表达因素和表达性阅读的重要性，进而关注这种表达的社会文化的意义。因此，这样的当代"文化研究"是从严谨的文化文本阅读开始，并与其他多学科、跨学科理论携手并进，将文学美学引向更深入的社会理论与文化价值分析中，从而得出当代社会的意义解读。
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除了前面所说到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外，还有解构主义理论家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德勒兹和博德里亚(J.Baudrillard)。可以说，西马的激进思潮，使文化研究者认识到了"激进话语"维护文化经典的一些盲点，同时，又使其意识到解构思潮所具有中心颠覆性和边缘洞察性。就此而言，文化研究实现了三个"转向"：一是从经典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的研究，或从中心转向了边缘的研究；二是从文字载体的文化研究转向了影视、图象的现代文化的研究，使广告、绘画、建筑、影视、大众传媒、消费文化成为热门话题；三是从纯文学研究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审理。这种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形成了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在这不断置换的问题和话题中，文化研究改写着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变着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
文化研究除了在欧美有广阔的发展以外，在苏联的美学家M·卡冈和鲍列夫也从事了自己的文化研究。如卡冈在《美学和系统方法》 艺术中强调文化系统中的艺术文化结构的形态学意义，认为当代文化美学研究已经不能局限于对各种艺术作简单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孤立地考察各种文化领域，而必须同时开始对文化作完整的研究，以揭示艺术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状况、地位和功用所包含的可变性和稳定性的辩证法。而鲍列夫在《美学》中则明确提出"艺术文化学"，将文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文化境遇中去考察，认为艺术文化能使人的精神具有创造力，使文化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艺术文化价值只能由象形符号和象征符号来传达，这些符号出现在交流场合和语言场合，在这里存在着释读符号的文化译码。艺术价值是有意向性的、有目的的语言符号，而作品是艺术文化的元符号。无疑，这些思考也从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自我成形。总体上看，文化研究属于一种后起学科，但却以后来者居上的方式成为当代文化一大景观。它以一种多元杂糅的方法论来研究跨世纪、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它既在此一文化中，却又不完全限定于此文化，而是在文本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形成一种有机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整合成一种"统一的文化模式"，从而为现代人的生存和文化的身份加以定位。当然，在当代文化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得到了学术界公认的应该是一位法国社会思想家。正是他的富有创建性的思想，使我不能不关注他的话语言述方式以及其带来的诸多新问题。
二 当代文化研究的拓展
文化研究是当今世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这一文化思潮以当今社会文化理论为其基础的。因此，在弄清文化研究的社会语境之后，还必须通过对其文化逻辑的揭示，把握其理论的根文本化意向性. 这一文化思潮中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其新颖的思想对当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位理论家就是法国的布迪厄。
文化研究是当今世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这一文化思潮以当今社会文化理论为其基础的。因此，在弄清文化研究的社会语境之后，还必须通过对其文化逻辑的揭示，把握其理论的根文本化意向性。 这一文化思潮中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其新颖的思想对当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位理论家就是法国的布迪厄。
作为一位横跨多重领域的学者，布迪厄可谓著作等身。其重要著作有：《实践理论概要》(1972)、《实践的逻辑》(1982)、《反思社会学的理论》(1992)、《自由交流》(1993)、《特性：对审美判断的社会判断》、《语言与象征力》、《学术人》、《教育、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语言与符号力量》等。布迪厄1930年生于法国贝恩亚，五十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哲学，六十年代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八十年代初被法兰西学院聘为社会学教授。这种横跨多学科的学术经验，使他对一系列社会理论问题做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总体上说，布迪厄打破了学科界限，从跨学科的角度，分别对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史学、美学、文学等都有研究，并提出一系列独到的思想范畴与相当新颖的学术框架。
从"普遍的文化理论"的反思推进到了中期的"文化实践理论"，布迪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并努力克服那些"巴黎时兴的唯理论主义者的表现癖"和各种各样的"理论登场表演"。他要超越传统对立关系的二分法，超越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二元对立，拒斥那种形而上学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宏大理论"和"宏伟话语"，从而使得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等普遍存在的文化理论的对立面得以消解。这样，布迪厄就提出了关于知识、实践和社会理论结构及其学术途径的轮廓，从而扬弃了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个人和社会的二元对立，并以理论生成性使自己超越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偏窄的理论思维和基本命题，从而能够反思自身，甚至能够跳出自身而反观自己，使得自己在不断打破思想封闭中走向自我精神的敞开。
布迪厄力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透视或思考一系列旧的问题和旧的框架，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形成一种思维的飞跃，在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中，使旧的问题得以消解，因为旧的问题是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相始终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同旧的语言外套一样被抛弃。如何在理论上拒弃总体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同时在实践上也以一种反体制、反中心话语、反理论与经验脱节的进入问题的方式，抛弃理论论坛上的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对立即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进而明确地将那些对他人理论进行说明的分析者的活动也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范围之中，成为布迪厄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些流动变化的问题，使得布迪厄著作内容始终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并在不断的螺旋式的思维时间和空间中展开。他在修正自己理论之时，重审那些困难的问题和对象，并深入剖析它们。对独断论和绝对论的抛弃，使布迪厄更注重社会关系论。就社会学而言，他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转换生成性关系"，而反对那种绝对论的模式。他既抛弃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又拒斥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情境主义"(methodologica l si tuationalism)形式[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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