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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研究与布迪厄的文化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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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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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理论，因为那些过分夸张煽情的浪漫激情尤其容易被新的乌托邦所利用，并与现存秩序相合拍。就文化矛盾而言，在现代与后现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文化一元论，或是一种绝对论、独断论的复归。布迪厄强调应该张扬文化相对主义，即一方面是"大文化"与"小文化"的对立，另一方面是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一种自由、宽容的价值体系中去把握自己。当然，布迪厄同样强调，他反对那些谴责多元主义的人，也反对那些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名去扼杀表达自由的人，同样也反对那些文化股票的小持有者，他称之为"文化的白种穷人"。他们因为没有多少文化，便紧紧抓住文化，并处于激烈的文化的帮会的斗争之中。
不妨说，文化矛盾是这个时代的疲惫尊容，文化矛盾深层次地表现出文化资本和权力话语运作的内在矛盾。由此，布迪厄更深一层地看到了关于文化资助当中的不合理性。他考察后认为，文化资助是一种微妙的统治形式，它之所以起作用，正是因为人们没有察觉到这是统治，这种统治建立在不知不觉之上，也就是说，与被统治者是同谋。而文化研究就应该是揭底，将这种同谋的关系，将文化领域中这种不知不觉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揭穿。当然，文化矛盾还在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往往与美学上的激进主义互相联手，而使得真正的批判性思想常常反对那些借批判之名而行保守之实的人。同样，文化的资助者往往资助了庸才，因为庸才更听话，而这种支持无疑是对真正艺术家的一种致命打击。因此，今天的文化矛盾在公共制度之下，在具有自由的时候却出现了不自由状态，如何调整这种形式，为各种游戏规则制定合理的规则，对一些失控的现状加以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调控，将直接取决于反思性思想家的工作成效。在文化矛盾的主体性方面，布迪厄注重艺术精神的自主性和文化批判的独特性，艺术家精神是自由的，他必须有清醒的价值依托，那就是，作为批判的艺术家，他将那些具有社会学性质的意见和思考完全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就美学形式而言，布迪厄认为，艺术家在历史过程中获得的自由仅仅限于形式，使得人们感受作品产生了感官意义上的新异感。但是，文化错位总是存在的，有些人对形式感兴趣，而看不见形式背后的批判功能，有些人对批判功能感兴趣，却又看不到外在的审美形式。其实，作品有其必然的形式，因为形式和内容具有同样的颠覆性。艺术形式是艺术内容的凝聚之处，艺术形式的不同与环境断裂相关，有些艺术形式去掉了这些断裂，并以断裂为生存的条件，而有些却仅仅是玩弄形式的残片。
就艺术语言而言，布迪厄认为，在艺术作品中使用的语言应具有多重意义性，即具有容易听懂，浅显明白的特征，同时也要将思想嵌入普遍性语言当中，使美学语言有其自身的深刻逻辑，这样，才可以透过语言去把握语言背后的思想。要解决语言与公共脱节的问题，应发出多层次的信息，就像进行口头传说的古代诗人一样，他们的语言既可以让所有人都听懂，又具有只被一部分人所理解的深奥含义。正唯此，深奥和价值是艺术不可或缺的，为了世俗的交流而一味追求浅显是得不偿失的。意义揭示与美学解放问题。布迪厄在文化审美意义上反对一切游戏之作，认为只有真正揭露社会内在机制的深刻矛盾的作品，才是有效的。一方面要注重大众接受的形式和语言，另一方面要去揭示独特的奥秘。因为只有揭示奥秘才会带来新的美学发现，而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并不考虑表演和掩饰，因为掩饰不是他们的目的。相反，他们应该对作品所折射的社会机制特别是支配文化界的社会机制进行充分的揭露，发挥其象征符号作用。同时，布迪厄还特别重视艺术在大众传媒上占有的文化资本，他甚至认为，五十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地露面5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五十万人的大游行。
在一个商业思想家、国务思想家、政治思想家成堆的时候，艺术家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当真正的艺术家不再满足于传播信息，热炒事件，而是阐述世界，阐述社会，生产全新的信息，思考全新的问题，并将这些强制性问题和强制性思考公之于众，那么，新的意义就会真正出现。〖JP〗布迪厄从文化政治的角度，重新看待艺术对现实的参与和渗透。他坚信，真正的艺术是对往昔意义的追忆，是对真正人性的解放。这种追忆和解放将被囚在过去中的现在释放出来，而简单的纪念仅仅只是保持原状而已。这种追忆的解放性促使人们正视过去，蔑视死亡，并对现在加以更清醒的理性分析和实践性剖析。正是在人与艺术的自由交流中，实现了真实平等的人性价值观。布迪厄所倡导的建立在场域自主性上的批判的独立性，保证了艺术家知识分子创作的自由。他那摆脱象征资本、符号资本权力统治，争取正义和真理的呼声，将使我们真正领会这位理论家的精神风采。
七 文化颓败与文化重建
无论如何，布迪厄在二十世纪思想舞台上的地位是重要的，他以反思性的思路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社会理论和批评之路。我以为，当我们能倾听这各种不同的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声音，那么，我们就能够弄清"现代性"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概念，任何绝对论的阐释和绝对论的分析都将走入一种误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作为一个多元主义的反思者，他对场域理论，对习性理论，对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社会资本理论，对反思性理论的独特的标榜，对艺术思想和艺术追忆功能的重新呼唤，使得我们有可能真正透过他的实践理论以及身体视域的独特视角，看到他的理论的真实意图之所在。
作为一位反思型的社会文化理论批评家，布迪厄实现了自己以冷峻的理性关注社会结构再生的承诺，并揭示出两种关于社会与人的假定：其一，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总倾向于肯定现实，即"现实的本体论妥协"，由此生发出对人在现实中总是依顺、从众以及与此种种的乌托邦神话得以蒙混过关的社会基础。其二，对社会文化基础产生的体制具有"反向否定性估计"，从而彻底改变对现实的阐释方式，这正是一切具有批判精神和务实精神的知识分子关注社会、阐释社会的角度。在这种肯定性倾向和否定性倾向之中，应该扬弃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性，而寻觅到一种真正的途径。也就是说，寻求强加一种对现实合法性界定，而这种界定的符号效力或可以促使社会秩序得以保存，或可以促使社会秩序得以颠覆。正是处于这种包容性的张力场中，我们面对的世界才是一个充满变化契机，充满丰富阐释可能性的空间。
在我看来，尽管布迪厄的理论目前很热，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他建构出一种共识性的社会图景，并进行一般性的结构分析，而没有放在某种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因此，存在一种结构功能主义所犯的普遍性错误。另一方面，布迪厄对那种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宏伟的堂皇历史，即对从过去到现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所谓的"文化转型史"进行质疑，从而用一种日常的语言对这种宏大的话语加以批评，进而真正关注具体的人，通过人的身体视域和心灵的实践创造生活的本身，以实现了自身的文化资本的更迭和再生产。然而，布迪厄也许过分注重日常性哲学、日常性思考，而对那种关于社会转型的宏观的研究彻底加以拒斥，也有可能导致微观一元论和日常话语独断论。因此，如何真正在理论研究中保持的客观科学的立场、多元开放的态度，是当今学术界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布迪厄文化理论批评的意义在于，有助于使第三世界处于边缘文化区域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生产和增长重新加以理解和认识，对其立场、前提、利益冲突、文化资本加以深切的反思。我们面对的是一系列复杂的世纪之交的问题，除了第一世界他们所面对的现代与后现代的重要问题，我们自身也面临"现代性转型"问题，因此，如何张扬一种健康的文化，而非一种颓败的文化，如何保持文化批判的自身有效性和合法性，对象征符号资本在社会中的密度、量的思考和位置的定位，以及对一切文化特权的颠覆，都成为我们必得反思的学术前沿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社会文化交往都是文化场域的斗争，都充满着场与场、圈与圈、层与层之间的差异和对抗。而文化生产的象征符号所具有的暴力倾向，使得精英圈和日常生活文化圈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一种对抗或潜对抗性。 这两个层面，往往表征为本土化与全球化之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这些现实问题实在是不能回避的，需要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有效的理论框架，作真实有效的全面审理。当然，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新的文化理论时，我们可以在西方第一世界文化资本高度集中并同时向外输出时，看出当代中国文化精神受支配性的流失和换型，从而在自身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反省中，能清醒意识到一种文化暴力的介入以及我们自身文化建设的紧迫性，这无论如何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于是，在这个世纪，思想的传承和创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式。在西方影响下，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冲突与融合，主流意识文化与民间意识文化之间、意识形态话语与边缘文化话语之间，形成了多维多角的文化交往模式，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物质至上主义与精神价值追求之间，也由不可抹拭的硬边界，逐渐浸润于一种软边界之中。于是，二十世纪哲性诗学标划出这样一种明显的发展轨迹：从所谓的主客体的哲学，转向了多层多维、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研究；由单一理性、意志、真理、思想、转向了解构、话语、文化，甚至是国家社会、文化身份、民族差异等；意义不再是纯粹客观的重合而产生的客观意义，而是人的主体性意义以及主体存在的"踪迹"；文化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精神文化，而成为人类对冷漠、疾病、疯狂、现代性陷阱和现代化的诅咒的一种写作指纹。在消解了语言乌托邦之后，语言的撕裂导致了一种边缘的生存状态和边缘的文化体验。可以说，哲性诗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使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变得日益明显。同样，理性的扩张使其越出了自己的边界。理性并非万能的，而理性所显的冰山一角下面的整个无意识的非理性领域，却是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对理性和意义的总体置疑，尽管直接产生于"上帝之死"，然而，"人之死"、"主体之死"、"知识分子之死"，使得真理、意义都成为了问题。意识形态的元话语地位遭到质疑，其合法性叙事也同样遭到审理。
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划界的过程中，人文科学重新出现了一种"大理论的复归"，使得人们不仅关注一种理性的"大话语"或"大理论"，同时也关注疯狂、死亡、边缘等"小话语"或边缘话语、"小理论"或边缘理论的层面。在知识和权力、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建构体系与消解体系、走向真理与价值消平中，人们发现人的中心地位已经面临危机。人从秩序走向了失序，最后走向了无序。在上帝与人、知识与人、语言与人、意义与人、自然与人，以及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人与权力或专制、人与科技和环境等多方位的向心式形式中，人失去了全面确定的"自我"的自信和权威，而从乐观的理想主义走向了悲观的玩世主义。哲学终于萎缩成观念式的档案书记，而遭遇到"合法性问题"，而诗学也开始流于语言游戏和文本狂欢。在意识权力话语中，从异化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意识形态到了现代的科技形态、消费意识形态，甚至是文化权力意识形态。人们从"体验的幻想"遭遇到"问题的凸显"，最后走向了"语境的清理"。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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