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其著作《世俗时代》中区分了“世俗化”的3种含义：政治世俗化，指国家相对于宗教的中立；社会世俗化，指宗教性的信仰和实践的衰落；文化世俗化，指信仰条件的变化，使得宗教性的信仰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这一知识框架尽管不是完全适用于台湾社会，但有助于揭示处于政治和宗教转换时代的台湾所面对的独特状况。

　　世俗政府的宗教政策

　　“二战”后，国民党来到台湾，同时也带来了世俗化的体制和政策。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需要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情境下，加大力度使人们相信它是中华文明的真正继承者，在公共教育中宣传儒家价值，尤其强调儒家传统中的权威主义部分。同时，它原先否定地方神灵信仰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转换，开放地方寺庙，台湾的地方民间宗教因此很繁荣。村一级的民间宗教活动大多数是对自己的地方神灵的，这些崇拜活动抑制了可能转化成政治威胁的普遍的群体事件的发生，因此，它们的兴盛并不会威胁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台湾宗教的现代化使一些神灵信仰从地方教派中脱离出来，更大规模的宗教机构表达了对普世宗教的偏好。但这种类型正是政府试图制止的，因为统治者担心这种宗教会有对其统治政权不利。

　　“二战”后的前30年，台湾政府实行了由国民党领导、组织实施的对宗教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台湾的中华佛协会(BAROC)及那些不太容易适应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的宗教团体，比如一贯道，都被强制镇压。通过这些监督和控制机构，政府试图不让宗教变得成熟，不与现代生活有关联，但它对基督教的政策则是例外。基督新教和天主教被允许成立了一流的大学——著名的基督教东海大学和天主教辅仁大学，也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发展精良的医院和社会服务组织。许多最强硬的国民党政权的拥护者就是这些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通过支持基督教，肯定儒家价值的理想化成分，再加上对民间宗教的容忍，台湾政府试图表明自己追随美式自由的立场，那就是既与宗教保持距离，但又给所有宗教自由并推崇其民众的神圣德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政府逐步向民主化转型，宗教控制被完全解除。政府的合法性也转而更依赖在管理和发展台湾本地经济的能力上，更多的本土台湾人进入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回归真实的一代”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致力于回归台湾的民间文化。与此相联系，出现了当地宗教活动的新热潮。在此期间，台湾工业化社会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导致对新的社会福利形式的需要。政府由于缺乏国家基金的经济安全网，因此需要鼓励寺庙提供此类服务。1976年，政府命令所有宗教场所从事社会福利工作，而且对做得特别好的予以奖励。当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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