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联合国投票将台湾逐出联合国。由此开始，台湾政府对内面对着一个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对抗性的社会；对外则更易遭到人权组织的批评。1987年，台湾“解禁”。公民社会的春天由此开启，宗教图景变得比以往更生动、更多样。

　　上世纪90年代，台湾社会是世俗的——台湾政府并不通过宗教政策自证其正当性，也不偏向任何宗教。但其世俗性又有所不同，它不再试图压制地方宗教，不再将自己视为民间宗教信仰和活动的替代物。遵循自由民主的原则，政府允许所有类型的宗教活动(可能导致身体伤害和欺诈犯罪的受到管制)。

　　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改良的宗教实践

　　那些以不同面目出现的世俗政府在统治了台湾大半个世纪之后并没有导致台湾社会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减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方面，政府允许乡村节日和地方寺庙的存在，这些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是家庭、宗族和地方共同体的象征；另一方面，政府也限制佛教和道教的活动，因为这些宗教实践超越了地方社区，是泛台湾社会认同的潜在支持者。一些混杂了各种教义的宗派组织如一贯道在1952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上世纪80年代被恢复合法地位），因为这些组织可能会成为比佛教组织更广泛的社会活动的强大载体。

　　当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开始衰落时，多数在台湾的基督教派也开始降温。与此同时，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对一贯道禁令的解除，该宗派开始繁荣起来，而且成为一个主要的公众组织，拥有自己的电视台和频繁的慈善活动。更引人注目的是佛教组织，从60年代开始，它们就在中华佛协会的范围以外悄悄地成长，“解禁”后，其信众和影响很快得到提高。慈济功德会和佛光山是最流行的，它们拥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完备的医疗设施和数十亿美元的财产。这些群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全球性的组织能力，基于亚洲而不是西方的宗教实践，以及为适应现代台湾的特殊情境而对宗教实践进行了改良。这些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台湾城市中产阶级，其宗教实践和教化融合了现代中产阶级生活的经验。中产阶级在阐释儒家社会道德中关于社会依赖的德行时，普遍强调相互支持，而不是下级服从上级。

　　在各种形式的世俗政府之下，台湾社会不仅保持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形式，而且见证了名副其实的宗教复兴。这种复兴创造性地将地方传统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的经验融合起来。

　　新时代背景下的宗教创新与发展

　　在新的自由政策下，台湾的宗教正迈向繁荣，宗教实践的意义也发生了转变。即使当更古老的传统复现，并且在表面上与其原初的形式相仿，其内在意义和作用与先前的也不尽相同，因为信仰的条件业已改变。这一现象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放弃宗教实践活动，虽然通常只是部分地放弃；另一个结果可能是超越家族和地方性的新宗教运动的出现。

　　在一个全球化的、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对宗教实践的存在性的挑战也带来了对这些实践深层意涵的追问，由此出现了佛教和道教哲学课程的大市场。像法鼓山、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等所属的佛教大学都开设了高学术水平的佛教典籍和佛教史课程，也有现代心理学和佛教社会学课程。在过去30年，台湾已经成为领导世界佛教现代智识发展的中心之一。除了在佛教智识方面的苦心经营，佛教领袖们还做了无数的布道并通过各种传媒方式在全球传布。他们宣讲如何将佛教原则运用到现代世界中，例如如何用佛教理念应对商业中的伦理挑战、如何保持健康平衡的生活等。主要的寺庙都会提供各种学习班、研修会、夏令营等，帮助成员吸收和应用这些思想。

　　设在台北的道教行天宫开办了一所文化大学，这无疑会促进道教知识的精细化和理性化。行天宫还设有图书馆和文化中心，可以举办音乐会和讨论小组，以帮助人们缓解现代生活的压力，同时还定期在台北一些主要的大学组织研习小组以讨论类似的话题。在基督教神学方面，长老会神学院在解放神学的亚洲模式上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辅仁大学的天主教神学家在圣经神学和教牧神学方面卓有贡献，所有这些创新都是对现代危机的回应。

　　谁都不能将自己的宗教实践视为理所当然的，在这种信仰条件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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