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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国学者论中国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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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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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马戏和滑稽表演，因此很难在法语中找到对应的名词作翻译；由此，如果一定要准确翻译，恐怕只能按照“杂（variee）”和“技（technique）”两个字的字面意思来分别翻译。与西方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杂技的特色十分鲜明：中国杂技制度基本上是一种共同体制度，不同于家庭，但往往和家庭重合，却又不象西方的马戏团那样多内部联姻；中国杂技通常并不对生活加以阐释，几乎没有叙事；中国杂技组织的演出地点相对稳定，并不象西方马戏团那样终年巡回；中国杂技的表演场地多呈长方形，一侧直面观众，而西方的杂技马戏表演一般在一个直径十余米的圆圈内进行，并处于观众的中心；中国杂技多在重大庆典或社区节日中出现，而西方的杂技则有些边缘化；西方杂技的目标观众多是儿童，中国杂技的观众却是成人，但演员却非常年轻，等等。
中国杂技是中国至今仍得以保存的最古老的表演艺术之一，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3000年以前。在马王堆等墓葬中都不难发现对杂技的艺术表现，此外还有一些出土文物直接反映了秦汉时代宫廷中表演杂技的情况。黄河流域曾是杂技艺术最发达的地区，河北吴桥是著名的杂技之乡。杂技的起源可能与对狩猎行为的艺术表现有关，与对动物的模仿有关，这类技艺后来又逐渐被用于仪式，与宗教及社区团体活动结合起来，最终，杂技成为一种通过集体协作达成符号行动或对具有符号意义的物品加以操弄的艺术形式。
勒内·巴毕耶：“中国传统”这个范畴很容易被认为是某种凝固不变的东西
巴黎第八大学的著名教育学专家勒内·巴毕耶（Rene BARBIER）教授在题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教育传统的探询”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传统”这个范畴，很容易被认为是某种凝固不变东西（也许是因为一种传统形成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因而常常容易被误认为会长期稳定不变）；然而，在实际上，中国传统在不停的历经嬗变。在当代，最大的影响显然来自于全球化。全球化一开始就以西方强加于东方的方式出现，以中西价值观的冲突的形态凸现出来。应该承认，这种中西的碰撞和对立的结果是所谓的“创造性杂合”，而不是单向的输出与接受。
就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而言，是多方面和深层次的，譬如：家庭的重要性；国家的问题；网络的问题；和谐与冲突的传统模式等等。就家庭方面，两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女性的地位不断上升，其经济功能不断加强；人口压力导致了计划生育政策，由此形成了独生子女这样一个独特的“小皇帝”群体，家庭在他们身上的教育投入成为了所有支出中最为重要的项目；而在传统意义上，家庭是儒家智慧的保证，是所谓团体主义的保障，个人只有在与集体的关系之中才能凸显其意义；另外，性本身也成为了话语的主题。总之，与传统的断裂效应是明显的。就国家层面而言，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表现于诸多方面：经济上、社会上、生活方式上等等；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带来许多农民的失业和城市里许多工人的下岗；社会结构的重构很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全球化的消极效应在中国也表现得很明显：美国化与“麦当劳化”现象十分严重。中国的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普遍了解不多且兴趣淡漠，他们以学习西方文明为荣，尽管一些人很尊重中国的古人，但是却所知甚少！无论如何，必须要承认的是：发端于西方的全球化潮流强加于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一种外来的、与其本体相异的东西，这引发了许多方面的深远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所谓“创造性杂合”效应的出现。
在当代中国，同时并存着三种文化：其一为城市里令人目眩的“展演式文化”；其特征为商品和市场逻辑的“无所不能”。此种文化让许多的年轻人着迷，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其二是以某种隐约方式呈现出来的传统文化。譬如佛教和道教等流行的民间宗教，它一方面隐而不彰，另一方面却也仍然与民众的生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三是知识界的“媒介型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并不否认全球化，但是却与全球化保持着一定距离，并且尽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全球化尽量转化为本土化，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保持着警惕，对于年轻人所普遍不重视的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倡导，他们对于嬗变中的当代文化起着积极的媒介生成作用，他们对于文化帝国主义能够明确说“不”，他们许多人如同法国知识分子一样，反对由一个国家来主导全球化，而主张应该由人类社会的整体来领导这股深刻改变人类命运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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