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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史破解疑案——推介樽本照雄的《清末小说研究集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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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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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知新主人评点”。幽芳是日本的一位名作家，但他的全集中根本没有这篇小说。于是樽本遍查报纸，在1897年1月1日至3月25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上找到了这篇小说的连载，原名叫做《卖报纸的》，它不是幽芳原著的，而是幽芳翻译的英国作家的作品。自费留学生方庆周用文言翻译了这篇小说，吴趼人将它衍义并改用俗语介绍给中国读者。樽本得出的结论是：“我把《电术奇谈》对照《卖报纸的》加以比较之后，发现了吴趼人衍义得非常好。一、吴趼人基本上没有改变原作的情节。二、有的地方吴趼人稍做了修改。更加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增加了故事的伏笔……吴趼人的这些修改对《电术奇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把主人公描写得非常生动。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小说家吴趼人的本领。”
特别是樽本先生所谈的第三个具体的研究准则：“研究杂志，就是要解开其发行时间等谜团”，这往往为我们所忽略。但是这却是清末民初研究杂志要弄清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该时段中，杂志的脱期现象非常普遍，有的杂志说是月刊，但脱期甚至近乎了“年刊”。在论文集中，樽本考证出《新小说》从第1号至第24号都是在日本印刷后运到中国来的，而不是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的，《新小说》第1号至第12号是在日本横滨印刷的，以后就迁到中国上海来出版了。他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是他对杂志发行地点的考证。当然，他对《新小说》的多次脱期现象，也有专门研究。至于他在论文集中所举的确定杂志发行日期的必要性，则使我们觉得在这一问题上更是大有讲究。例如，过去我们都将李伯元的逝世与《绣像小说》的停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也即是说，李伯元是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逝世的，而过去认定《绣像小说》出到72期停刊是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如果《绣像小说》是正常按期出版、不存在脱期现象，过去的这一“定论”是可以成立的。但据樽本的考证，《绣像小说》的出版有迟延现象，他是根据天津《大公报》、上海《东方杂志》、《消闲报》的出版广告，推断出《绣像小说》发行是“到光绪三十二年（中间有闰四月）年底出齐，并结束。比‘预定’的‘计划’晚了十个月。”由此，樽本得出了自己的几个新的结论，他写道：“《绣像小说》的‘出版延期’问题，不只是一个杂志的出版日期问题，它意味着要改正近代文学史的记述：(1)李伯元去世后，《绣像小说》还在继续出下去。(2)历来大家都认为《文明小史》、《活地狱》是李伯元的作品，因为延期，《文明小史》和《活地狱》的一部分不会是李伯元所写，而是别人用南亭亭长的笔名写了这两个作品的一部分。”樽本又根据包天笑的回忆：“后来钜源告诉我，他（注：李伯元）的《游戏报》，完全交给了钜源，自己完全不动笔，即小说亦由钜源代作。……据欧阳钜源说：伯元的许多小说，都由他代做，但用伯元的名。不过《官场现形记》是否也有他笔墨，却不曾问他。（我想伯元熟于官场事，必由他自写）若《文明小史》等，则我曾见过原稿，确有钜源的笔在内咧。”②包天笑与欧阳钜源是同科秀才，他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谈，况且包天笑还看过原稿。因此樽本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南亭亭长不是李伯元一个人的笔名，而是跟欧阳钜源一起使用的共同笔名”。(3)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绣像小说》不采用刘铁云的《老残游记》第11回的稿件，刘铁云因此中断了给《绣像小说》供稿，可是在《绣像小说》中的《文明小史》第49回，却盗用了《老残游记》的“恃强拒捕的肘子”、“臣心如水的汤”等描写，这是李伯元还在世时的事，此事应与李伯元有关；后来在《文明小史》第59回，又抄袭了《老残游记》第11回（未用稿）中的1038个字。这是李伯元去世后的事。那时《绣像小说》的编者由欧阳钜源继任，因此这次抄袭是欧阳钜源的问题。樽本在考定杂志的出版日期的重要性方面，举出了这样一个实例，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考定杂志发行日期是研究一本杂志时所必应严守的一道“关卡”。
从上述的樽本提出的他所遵循的研究三准则，都显示了他的治学的严谨态度。正因为用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史上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细小”问题，所以才能对过去大家视为是定论的结论，产生怀疑，再用“追根究底”的挖掘资料的办法，加以细致而精心的考证，才能使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真相大白。在这本论文集中，樽本先生专门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做《不要轻视小事——广智书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出刊日期》，对我们很有启迪。
三
樽本先生是日本学界的一位重视国际交流的学者，特别是在清末民初小说研究方面，他也特别重视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他不仅自己发表众多的研究成果，而且发行两种刊物，就是上文提到的《清末小说》年刊与《清末小说通讯》季刊，有时也以清末小说研究会名义出版资料丛书。他在论文集中的《清末小说资料在日本》一文中说：“‘发、情、继、交’是我办杂志的编辑方针。即要登载有‘发现’的文章，要收集整理‘情报（信息）’，要‘继续’出版，要进行‘交流’。”读他这两本杂志总觉得文章的质量都是较高或很高的，其原因就是刊物发表的文章都能有“新的发现”。“发现”是樽本先生所编的这两本刊物的关键词，他的取稿标准是：“研究论文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有没有‘发现’，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过去的研究成果上要是没有加上新的‘发现’，那么这篇文章就不值得发表。”他接着也不无遗憾地说：“明白这个道理的研究者还不多。”他自己的研究就是规范地遵循他自己所规定的信约的，而且大有知难而上的态势。他说：“我在继续做着有关翻译小说方面的调查研究，比如柯南道尔、《天方夜谭》、哈葛德等，正是这些缺少文献资料的研究课题，才大有干头呢！”他目前的这几个研究对象是清末翻译小说中的重要课题，这些翻译小说的绍介，对中国转型期的小说的推动与促进有很大的关系。
目前在中国，对清末民初小说的研究正在升温，那种曾被作为“打倒对象”的清末小说正在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其流失的资料正在有关学者的深挖细找中得以逐渐恢复其原貌。樽本先生所说的“恶性循环”正在被打破而引向良性发展的路上去。诚如樽本先生所认为的，一个新时代应该有新的认识，并采用相应的新的研究方法。清末民初是一个中国文坛的转型期，转型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也是一个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期；也是一个现代化的文化市场的初创期，可以也应该研究，也必须和值得研究。过去的某些“权威”的结论，其中也不免存在着若干“疑点”和不实之词，应该靠今天的学者作进一步的掂量，甚至破解。我们绝不能因为它是一个“转型期”而原谅它可以在艺术上是低档次的。事实上过去有的学者在评价上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例如胡适就认为，《红楼梦》“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③。而他又认为谴责小说的作者带给我们民族的是一种“反省的态度”与“责己的态度”，是医治民族“夸大狂”的良药，也是“社会改革者的先声”，因此应该“脱下帽子来向他们表示十分敬意”④。再说，即使是清末的两部未竟之作——《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两座高峰。胡适充分肯定《老残游记》的描写技术，“无论写人写风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的了。”⑤如果拿《儒林外史》与《孽海花》的结构相比：《儒林外史》的花序是开一朵谢一朵，“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而《孽海花》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是一朵珠花”⑥。鲁迅也不得不承认《孽海花》“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⑦。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像樽本先生一样，深挖资料，澄清事实，对过去貌似不可动摇的“定论”提出质疑，得出新的科学的结论。另一方面，则要对那种把清末小说看成“打倒的对象”、“评价非常低”的“疑案”——甚至是“冤案”——进行重新审视与破解，拨乱反正，还清末小说以应有的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
注释：
①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新1版。
②包天笑：《晚清四小说家》（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9期，第34-35页，1942年4月1日出版。
③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胡适文存》第3集，第393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⑤胡适：《〈老残游记〉序》，《胡适文存》第3集，第407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⑥曾朴：《谈〈孽海花〉》，《〈孽海花〉资料》，第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8卷，第2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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