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子虚赋》、《上林赋》在写作时间上跨越十年。十年间，汉代中央王朝与诸侯关系巨变，司马相如本人的经历与认识都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作品中所表现的使臣意识、汉家意识和审美取向有明显的转换。《子虚赋》、《上林赋》为汉代文坛确立了新的艺术范式。

【关键词】 《子虚赋》 《上林赋》 使臣意识 汉家气象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成名作，也是汉代文学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作品 ① 。在这两篇作品中充分表现出相如的艺术独创和艺术贡献。正是这两篇作品开启一代文学新的风貌，并垂宪未来。它们标志着梁园文学即西汉前期文学向汉家文学的转型，诸侯王文学向汉代盛世文学的转型。对于汉代文坛来说，梁园文学代表旧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范式，而汉代盛世文学是汉家文学的历史存在，是一种新的文学范式的确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就是具有这样转型意义的作品。

《子虚赋》、《上林赋》是构思完整、血脉连贯的上下篇。然而，两赋创作时间相去十年，社会现实的变化和作者处境的变化，时代观念的升华，作者艺术境界的不同，导致作品中文学精神的升华。

一 使臣意识的交锋与幻化

《子虚赋》作于相如游梁之时。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② 。对于梁园来说，或者对于西汉前期文坛来说，相如仅只是“与诸生同舍”，“得与诸生游士居”，尚未有所建树。当时文坛成就斐然的作家是枚乘。

梁王武为文帝次子，于文帝前元十二年自淮阳王徙梁 ③ 。十年后，梁贵盛。邹阳、庄忌、枚乘从吴入梁，为梁王上宾。梁王筑忘忧之馆，以待天下贤士。一时俊逸之士齐聚梁园，从梁王游于忘忧之馆 ④ 。梁王命众人作赋，枚乘献《柳赋》，路侨如为《鹤赋》，公孙诡、邹阳等也各有所赋 ⑤ 。这里记载了梁园作家文学活动胜事。此时，司马相如尚未参预到梁园作家的活动中。在梁园文学群体中最受梁王重视，并且在社会上知名度最高的是枚乘。他早在客游吴王濞时已名扬诸侯，居梁园，更受到梁王的特殊重视。刘武为梁王凡二十五年，相如是在最后几年才到这个群体中来的。他游梁数岁后创作了《子虚赋》。可是，他的文学成就没能引起梁园君臣的特别关注，这篇作品的光辉也被老一辈作家枚乘的成就所掩盖。然而，这篇作品却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它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艺术地表现出梁园时代向着后梁园时代过渡的精神，其艺术匠心也足令相如的前辈相形见绌。

首先，在作品中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子虚赋》同前此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不无为齐一辩之处。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其次，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 ⑥ 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 ⑦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子虚向乌有先生解释畋猎中捕获很少，自己却很高兴的原因说:“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他高兴的是自己看破齐王的用意，而自己又有办法予以应对。他认为，齐王与使臣猎，并不仅仅出于热情好客，而是想借此炫耀国力，以压倒楚。他对齐王“矜而自功”的态度十分敏感，而齐王的发问:“楚亦有平原、广泽游乐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更使他感到盛气凌人的挑战性的口吻。

在回答中，子虚极言己之卑微，自称“楚之鄙人”，极言己见闻之贫乏，对楚的苑囿“未能遍睹”，“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 ⑧ 。然而，就是这仅见其一又特小小的云梦，便足可胜过齐。

他对齐王的回答中处处显示楚之强盛，同齐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作为大国使臣对自己君主、邦国的荣誉极力维护，对涉及这方面的言论、行为极其敏感。这里贯穿着他对使命意识的理解与坚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的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⑨ 。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晏子春秋·杂下》载，晏子使楚，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邪?”王笑曰:“圣人非所与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⑩ 楚王预先导演了齐人因盗窃被捉的闹剧，欲取笑晏子。而晏子却给以有力的反驳。楚王的导演和自我解嘲中潜伏着齐、楚两大诸侯争胜的阴影。在《子虚赋》中，仍然是齐、楚两大诸侯间的事，只是宾主关系发生了变化。齐成了主人，而楚则为使臣派出的客方。主动权操在齐王手中。在子虚眼中，齐王成了彬彬有礼的挑衅者。子虚则成为维护君国利益、尊严的使臣。

更有甚者则是诸侯国间的无礼之行。《榖梁传·成公元年》云:“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父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侄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客不悦而去。” 11 这是对使臣及其诸侯国恶意的戏耍。四国使臣对这侮辱极为愤慨，终于导致翌年晋与鲁、卫、曹败齐，齐顷公也险些被俘 12 。如此严重的问题并不曾发生在子虚身上。但是，诸侯间争斗的必然性却在左右着齐王，也成为子虚使臣意识中的重要因子。

这些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这些解说实在勉强。他用近乎轻描淡写的语调对齐、楚进行比较，也掩饰不住大国的自豪。至于说到:“然位在诸侯，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则表明他比子虚、比齐王有所收敛而已。但他谈话的要点尚不在于为齐王辩护，而在于对子虚的批评。他从一个更高的思想层面谈问题，指出子虚所言，“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这里指出，诸侯国的君主，应重视自己的道德品质和国策，这才是他所认为的诸侯国之美。作为一个使臣，就应张显自己君主在这方面的美。而那种对国家幅员与实力的依仗与张扬，都表明其精神之美的缺乏。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乌有先生的谈话中注入更高的人文精神，即不是徒争物质之强弱，不以强盛的国力构建诸侯关系中的强势话语，而是要在新的强国之美的基础上进行诸侯间的对话。这是对诸侯国交往中重德尚义精神的承袭。《国语·楚语下》载楚使王孙圉聘晋，赵简子问楚宝白珩。王孙圉曰:“未尝为宝。”“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他列举两个贤人和富饶的薮泽，强调说，这些都大有利于国家，这才是“楚之所宝者” 13 。

战国之世，侵伐攻略不断，各诸侯国势力盛衰消长往往系于人才之得失。于是，以人为宝，已成为一些有作为君主决策的核心问题。如燕昭王礼遇郭隗、乐毅，已成为千古美谈14 。而在诸侯交际间，也往往表现出彼此在如何认识“国之宝”方面的差距。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与魏惠王畋猎，魏王问齐“亦有宝乎”，并自炫其车前后的宝珠。齐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然后举出几位贤臣，说明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15

上述诸侯或使臣的言论中都关系到如何认识自己君主或诸侯国之美，如何张显自己君主或君国优势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子虚的认识过多地着眼于物质条件，而乌有先生则在兼顾幅员物产的同时，突出了人文精神，批评子虚所夸耀的并不是楚之美，是与上述较具人文精神的言论相背离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若楚王之猎确如子虚所言，则是贪淫乐而显侈靡，并非楚之美事，子虚作为使臣，应知如何维护国之尊严，不能将楚王之恶显示于天下。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16 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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