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 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
    《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

    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注释：
    ①《李自成》、《艳阳天》在创作原则、审美风格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并无二致，在社会影响方面甚至超过了《保卫延安》、《红日》、《山乡巨变》，不应被排除在“红色经典”之外。
    ②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8页注释。
    ③黑格尔认为中世纪某些史诗在描绘人物性格方面比较抽象，其中的英雄只为骑士阶层利益而奋斗，脱离真正带有实体性民族内容的生活理想。
    ④以上引文均见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107～138页。
    ⑤胡良桂：《从取材的角度看〈李自成〉的史诗特性》，《中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3期；《〈李自成〉的史诗艺术》，《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2期。古耜：《史诗意识与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⑥王彬彬：《在功利与唯美之间》，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⑦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137页。
    ⑧凌云岚：《百年中国文学“史诗性”的个例分析与重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⑨作者个性造成的不完全符合，或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发展变化造成的不完全符合，使其受到代表当时正统主流意识形态的“红色批评”的指责。
    ⑩见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03～109页。
    (11)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109页。我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符合当时的“民族信仰”。
    (12)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110～111页。
    (13)长城：《吴强“塑造人物”就是为蒋匪帮招魂》，《解放日报》1968年8月25日。
    (14)这与没有丑化哥萨克，也没有美化红军的《静静的顿河》得到斯大林支持而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特例有些类似。
    (15)我认为，文学史应当是每个时代文学发展状况与水平的记载描述；“潜在写作”当然也能反映这种水平，但反映某一时代文学发展状况和水平的，主要还是当时曾产生巨大而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作品。
    (16)转引自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7页。
    (17)后世读者虽然对“阶级斗争”思想与那个年代的生活可能感到隔膜，但不至于深恶痛绝。他们有可能拉开距离欣赏，就像我们欣赏金庸的武侠小说。
    (18)王蒙：《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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